，他们是不可能回家的。在塞下秋来，夜深难寐之时，大家心情沉重，白发将军和流泪思乡的征夫（士兵）并不对立，而是同病相怜，征战多年，谁不思乡！但是他们的肩头上承担重任，任务没有完成，回家无望，只有咬紧牙关，艰苦奋斗，取得胜利，才能奏凯回乡。
西夏并没有打败仗，但是长期苦战，国力损耗太大，他们支持不下去了，于是主动求和，希望罢兵。不久，朝廷使者来到前方，不仅同意立即同西夏谈和，还带来一个好消息：范仲淹调回京师，另有重任。
公元1043年，范仲淹回到京师，才知道欧阳修等人极力推荐他有宰相之才，希望他出来主持变法。得到皇帝的赞成。这一年是庆历三年，所以后来就把这一次变法称为“庆历变法”。
这次“庆历变法”和20多年以后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改变“积贫”、“积弱”的国势，希望做到富国强兵。所用的办法也是一样的，这就是由朝廷订出一系列的新法，由上而下逐步推行。至于变法的前途如何，各有各的估计。范仲淹采取的是小心谨慎的态度，他深知改革内部的积弊比抗击外部的敌人还要困难。外部的敌人是明摆在那里的，可以鸣鼓而攻之，内部的许多积弊是附着在自己人身上的，而且形成已久，决非一朝一夕所可排除，如果操之过急，激化各种矛盾，就会造成混乱动摇国本。皇帝求治心切，一再向范仲淹征求意见，何事应兴，何事应革，也就是如何变法。范仲淹非常谨慎，他认为去做一件具体的事容易，而积弊难除，惟恐劳而无功，反而引起混乱，所以一再推谢，不敢提出意见。后来皇帝召对赐坐，下令打开天章阁的大门，磨好了墨，铺好了纸，亲自执笔蘸饱了墨，恭恭敬敬的送到范仲淹的手中。看到年轻的皇帝如此诚恳，又如此谦虚，他不能再推了，只好请求退而列奏，上《十事疏》，十件事包括四个重点：
一是澄清吏政，也就是政治革新。
二是调剂民生，也就是经济改革。
三是改革兵制，也就是军事革新。
四是建立恩信，也就是文化革新。
皇帝征求了富弼与韩琦的意见，却也大致相同。于是下定决心，下诏推行新法。
范仲淹觉得自己受了年轻皇帝的知遇之恩，决定按新法严格执行，在选人任监司的时候，拿出档案审查，不合格者一笔勾销。富弼在旁边看了，叹息说：“你一笔勾销甚易，此人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这就是说，用了一个不称职的官，也就会害了许多老百姓（造成一路哭），与其一路哭，不如就让他一家哭吧！
在任何时代，人事制度的改革，如何用人，用什么人，都是一个最敏感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改革都是空谈，你再有良法美意，老的官僚班子不去执行，你一点办法也没有。范仲淹的变法从第一个重点“整顿吏治”开始，完全正确。但是对吏治一加整顿，就捅了马蜂窝。那些冗滥官员都是通过各种不同的关系挤进官场的，一旦黜退，就触犯了许多权贵官僚的利益，一时舆论哗然。大家通过各种手段，大肆攻击新法，大肆攻击范、富，有些地方，甚至连办公也停止了。年轻的皇帝没有经验，看到这种形势，完全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范仲淹是个仁厚君子，看到形势恶化，皇帝应付不了，就借西北边疆有警，自请再去守边。1044年6月，范仲淹以陕西河东宣抚使名义去了西北；再过两个月，富弼以河北宣抚使名义去了河北。两位主持变法的大宰相一走，新法也就陆续搁浅，最后不了了之。范、富两人从担任宰相到去职，时间还不到一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积弊之形成，为时甚久，决非一朝一夕所能铲除。有时候，需要反复冲击才能见效。从中外历史看来，革命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改革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是非功过，不可一概而论。像范仲淹这样的有志之士，一向忠于职守，勇于任事，能文能武，忧国忧民，我们很难把“庆历变法”失败的责任加到他的头上。变法之初，他就估计积弊难除，对前途并不看好，因为皇帝一再催他上马，他只好鞠躬尽瘁，尽力而为。
范仲淹于1045年罢相，1052年去世，在这7年中，他虽然也调动了一些职务，但是不断地受到他人攻击，也就无所作为，没有什么大事可记。只有在1046年，他应友人滕子京之请，写了一篇《岳阳楼记》，成为千古名篇。
此文是一篇四六骈文，其可贵之处不在词句而在内容。作者在这篇短文之中自抒怀抱，写出自己崇高的思想与广阔的胸怀。他那以天下为己任，一生忧国忧民，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想法与做法，不管是在任何社会中，都应该说是最高尚的品德。在此文之中，他认为古仁人之心是：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关心民间疾苦），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关心国家大事），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忧时忧世，无时不忧，无处不忧。到了范仲淹的笔下，就简化为“先天下之忧而忧”一句话，而传诵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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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是一场大悲剧（1）
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实行君主专制制度长达两千年。在这种制度统治之下，万里江山都是皇帝一人的私产，天下的老百姓都是皇帝一人的奴仆，朝政都由皇帝一人决定，别人无权过问。国家的法规、律令，都是皇帝订的。他愿意怎么订就怎么订，愿意怎么改就怎么改，用不着和任何人商量。
在各个专制王朝中间，宋代要比别的朝代开明得多。至少从宋仁宗时代起，就公开提出了变法的问题，并且向一些德高望重的官员征求意见，让一些有关的官员认真讨论。在这种基础上，才能产生主张变法与反对变法的争论，###（主张实行新法）与旧党（反对实行新法）的争论。虽然这种争论并没有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从开头的争是非发展到后来的闹意气，闹得一塌糊涂。但是与那种大皇帝金口玉言，一人说了算数相比，总算是前进了一大步，让人嗅到了那么一点点民主气息。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都是一路吵吵嚷嚷逐步发展起来的。北宋的党争距今已有###百年之久，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在距今百余年前，清王朝的慈禧太后对于主张变法维新的###还一概斩尽杀绝，这样一比较，清王朝不就更显得十分顽固与落后了么！
宋代的变法是由知识分子提出来的。不仅历次变法的主持人如庆历变法的范仲淹，熙宁变法的王安石都是大知识分子，就连庆历变法的发动者，宋仁宗赵祯也是苦学多年的知识分子。他们拟出来的变法方案还是像模像样。例如说，变法是想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能够做到富国强兵。目标完全正当，于国于民都有好处。就是其中的“强兵”部分，也只是改造军队，保卫自己的疆土，并没有去侵略别人的打算。这种变法，老百姓不会反对。庆历变法之所以遇到阻力，是因为范仲淹从裁撤冗员开始革新，一动手就触及了某些官僚的利益。这使大家认识到，触及自己人利益的改革一定要谨慎行事，逐渐推行，不可操之过急。变法和党争一直延续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六代，总共八十多年。参与的人员包括皇帝、太后、宰相以下的重要官员与当时许多知名学者，其中有父子两代都参加了的，如范仲淹、范纯仁；有兄弟两人都参加了的，如苏轼、苏辙。开头大家争论的不过是变法方案的具体内容，逐渐发展为赞成新法与反对新法两方，先是争是非，说道理，后来就是闹意气，互相攻击，发展而为###与旧党两派。如果只把争论限制在学术范围与政治主张之内，不管争论得多么激烈，都不会闹出大乱子，很可惜，在这一段历史时期，皇帝都不长寿，一再出现小皇帝在位、太后临朝听政的局面。小皇帝与太后对变法的内容必然不会熟悉，但却一再介入党争，而且轻易表态，支持一方，打击一方。这就使得党争扩大化，双方争得没完没了，直到金兵南下，北宋灭亡，这才被迫中断。
于是就有人认为，北宋是被变法、党争闹得亡了国，因此，就对变法、党争一概抱否定态度。其实，北宋亡国，另有原因，史实具在，罪责分明，不能要变法、党争来负责任。变法和党争，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绝不是偶然发生的。在当时，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民族还只是懂得用武力来争夺领土，来改变制度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用开会探讨问题与协商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化解矛盾，进入“君子动口不动手”的范围。比较而言，我们还是文明多了。
变法君臣初相见
我这里所说的变法君臣，君是指的宋神宗赵顼，臣是指的王安石。他们这次见面的时间是在公元1068年4月初四，地点是在东京开封府皇宫里的天章阁。正因为有了他们的这一次见面，谈得志同道合，从此君臣配合，合作到底，于是才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变法——就是一个政权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自我改革运动。
我之所以把宋神宗赵顼称为变法之君，因为他确实是这次变法的主要人物，为了变法事业贡献一生。一般说来，专制王朝的继位之君大都荒淫萎靡，不图振作，很少有勤勉好学，奋发有为的。赵顼是一个难得的有志于振兴国家的优秀青年。他继位时刚刚20岁，平时不图享受，努力读书，废寝忘食，尊师重道，曾经带着自己的弟弟对讲课的老师行大礼，为朝野所一致称赞。他不甘心于宋王朝的积贫积弱，以向辽、夏两国缴纳岁币为耻，朝思暮想，要实行变法，富国强兵，重振汉、唐雄风。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