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纷纷爆发民变、暴动便成为了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在广西各地的起义中，以桂西的大藤峡、府江民变持续时间长、范围广、影响深远较为出名之外，还有两个地方的起义也被记入史册的起义就是古田起义和八寨起义，其中古田起义的持续时间也比较漫长，而且还两度攻犯广西省城——桂林城！在桂林城西北芦笛岩附近的岩内，还保存着当时避居者的墨笔题字：“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迎chūn，混入蛮贼，劫掠布政司库花银七万，杀死布牧黎民衷”。尽管文字不多，对农民军有污蔑之词，但却印证了古田起义军攻破桂林城的历史事实。不过第二次进犯桂林城时，起义军甚至还攻打桂林的靖江王府，不过这次攻击是严重受挫，要不然真拿下了靖江王府的话，那对明朝zhèng ；fǔ无疑是一次耳光响亮的打击……
也正是因为如此，古田起义的动静惊动了明zhèng ；fǔ，明朝zhèng ；fǔ震怒之下出太仓之银四万两为军晌，调闽浙兵及东兰、那地、南丹的土官狼兵前来镇压。隆庆四年（1570）八月，总督两广兵部侍郎李迁请借四川采木银十万两、浙江兵晌八万五千两、广东积欠广西银七万两，连同太仓银国四万两，共三十万两，调土官目兵十四万，募鸟铳兵七千七百，分七大哨进兵。在这一次明zhèng ；fǔ全力围剿下，坚持一百多年甚至影响桂北的古田起义最终失败，最后一任，具有六十多年战斗经验的领导人韦银豹也被处死，起义军战死七千多人，起义地区普通百姓被抓无数，古田起义终完结。
不过这里覃二他们补充了一些史料并没有记载的内容，那就是官军所报的七千多乱匪中，实际有很多都是普通百姓甚至是老弱人头充数的，而很多参与民变暴乱的人员，则化整为零的进入山区继续生活者，现在邓时锋眼前的这批人，就是当时化整为零分散避祸的其中一支。
当然，这些村民并不是当时参加那时起义的民众，从几位老人的嘴里，邓时锋得知这些村民只是当时举家进山避祸人员的后代，从家谱所记载的时间和与外界少量接触信息来看，期间已经过去了至少六十年！也就是说，现在应该是天启末年甚至是崇祯就位年代，时间估算的话，应该在一六三零年左右。而地点上这些人则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方位，毕竟古代人的活动范围有限，一些人甚至一生连出生地三十公里范围都没有离开过，进次县城都已经属于一生难得的进城经历，地理意识极为匮乏。
不过还好，那位老人手中的家谱上歪歪扭扭的繁体字里记载了少量信息，当时这一支避祸的人群是一路向南百里，在选择了数个定居的位置，在又经历过几次被动迁徙后，这才最终落脚于此。
只是古人对数字记载喜欢略微夸大成整数，什么百炼成钢rì行百里一跃千里，不仅好听也好看，但实际数字中有很大的水分，再加上山路蜿蜒崎岖，一百里山路实际直线距离搞不好才十公里，家谱中所记载的百里很难最终获得具体的方位，但是上面所记载的出发点永宁州附近，也就是古田起义的发源地却至少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地理大概信息：
后世的永福县百寿镇以南若干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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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人口成分
（） 邓时锋终于获得到了最想知道的两个信息，一个是现在的年月，一个是具体的地点。虽说得到的这两条信息都只是一个大概而没有完全准确的年月数字以及地点，不过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得到这些邓时锋已经很满足了。
对于一个后世穿越过来的人，时间、地点这样的信息是极为重要的，它不仅能让穿越者获知现在大概的社会环境背景，也能够从中确定自己是否处在历史上即将要发生的一些惨剧中心。人类需求中第一需求是生理需求，在这点上，邓时锋已经利用一同穿越过来的物资和自身的努力做到了；而第二需求就是人身安全！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更何况邓时锋也知道自己算不上是啥君子，自然要躲离危险越远越好。虽说广西在这么多年的改朝换代中都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和破坏，但是没有多少并不代表着没有，该做好的准备还是相当需要的。
在获知了这两条重要的信息之后，邓时锋并没有急于发表什么，因为对于覃二他们整个村子，邓时锋还有很多不解之处需要了解。前面邓时锋略微了解了村子里的人员构成，知道这些人出身来源均有不同，在他的追问下，邓时锋对这些人的构成有了更多的了解。
村子里具体有多少人覃二这个领头大哥至今没有一个准数，因为谁都没有干过这样的统计，只能老人大概的告诉邓时锋有五十来户，两百多口人，这和邓时锋在山上观察的数字较为吻合。在人口成分上，这些人并不是都是纯粹的汉族人口，其中因为长时间和汉族接触，在语言、生活习惯上已经很汉化，被称为“熟瑶、熟僮”这样的少数民族也有十户以上。
在各种记载中，对于广西的暴动多为“蛮人”，也就是少数民族作为主体，这和明代zhèng ；fǔ的治理政策有关是主要关键点，但实际上在历次民变中，无法忍受盘剥和压迫的汉族人口参与在里面却几乎没有提及。在广西生活的少数民族中，壮族自然是第一数量群体，而瑶、侗、苗这几个民族也同样是人口大户，反复两百年的桂西的大藤峡起义还有府江起义其民变人群主体就是瑶族。不过这并不代表就没有汉族人参与其中，记载于《粤西丛载》中有这么一段：天顺四年，大藤峡义军曾得到藤县汉族人民胡赵成领导的起义队伍的配合作战，烧毁了藤县官署衙门的这些记录是各种史料中极为少见关于汉族人民参与其中的记载。之所以很少有献记载，有可能是书撰者一叶障目，或者是有意而为之……这些事情都已经无法能够考究，但是如果你认为各种少数民族起义中就压根没有底层汉族人的参与……那你就图样图森破了……压迫，可不是因为民族而有优待的！
因此邓时锋这才能够理解，为啥村子里的民族成分会如此混杂，同时这些应该有民族纠葛的人会共同生活在一起，还共同并肩作战御敌其外——因为共同的生存压力和共同的敌人让他们必须抱成团才能活下去。
村子中那些少数民族暂且不说，覃二这些汉族人口里，还有不少当年的军户、匠户。
军户的历史这里就不多累述了，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减少民众养兵的负担别出心裁的弄了一个军户这样的怪胎出来，在它出生伊始，其优点还是相当多的，也为明朝开国的稳定和扩疆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军户的弊端也是极为明显的，没用多久，整个明朝的军事作战能力就因为军户内部的腐烂和崩溃就只剩一个空壳架不堪一击，别的地方就不多提，整个广西在明朝建国之初陆续迁徙、收编军户超过十万人（注：不同资料中有称十八万也有称十二万），在永乐年间因为对安南也就是现在的越南战事需要，又陆续迁入大量人口编为相应户籍。这些军户人口因为常年征战有所损失，再加上军户自身制度上对底层军人的剥削导致余下的军士不堪重负而纷纷逃亡，因而卫所官军缺额现象十分严重。（注：军户的利弊与高层对底层的盘剥可自行百度查阅，在这就不多述以免浪费篇幅）
记载于《横州志》卷五中如置于洪武年间的广西驯象卫官兵数量就有这么一段话可以清楚的说明：
“原额旗军五千六百名，分为五所，前后共发来二万一百四十六名”，永乐、宣德年间，“随征交趾，失陷大半”，又因“地近瑶蛮，岁常征调，死亡rì甚，十不存二，……至成化二十三年，仅存六百一十九名，弘治八年存五百四十八名，万历间存马兵军共三百六十八名”。
由此可见，明朝军户的逃亡是极为严重的，正如那句话所述：“十不存二”！甚至还要多的逃亡军户们又到哪去了呢？除了军户之外，还有很多同样过得极为凄苦的匠户们的处境呢？古籍中没有记载，但动动脑子想想就不难想象得到：这些人有些进入大户中贬身为奴以求脱徭役赋税，有些则进入山区里，成为了一些山民；他们进入山区中，不仅从某种意义上是对一些没有人居住地区的开辟，也有很多进入到少数民族人口生活的区域，给落后的山区带进去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与生活化，并逐渐和少数民族进行接触与交流甚至通婚，最终也许他们融入成为了少数民族中的一员，但也许也将身边的人变成了熟瑶熟僮甚至是同化成为汉族……这两种情况……你觉得哪一种更多呢？……
村子中的人除了少数民族之外，像覃二老辈人这样的汉族人口当时自然有军户，也有匠户，更有一无所有的贫农甚至是奴隶，这些人再古田起义时跟随起义军一同用暴力述求着自己的生存渴望和心头上的暴虐，而被镇压时，他们明白自己回到原有的户籍身份会有多么的悲惨，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自然而然的成为了逃难避祸人群中的一员……
搞清楚人口成分并不是邓时锋拍脑门子一热的需要，而是邓时锋需要清楚的了解到这些人之前的身份背景，还有他们的专业特长。朱元璋搞出来的匠户军户对于中国明的发展贡献到底功过如何评价暂且不提，这里要说明的是，军户的后代还是军户，匠户的后代也只能做匠户；在这种一出生便圈死打上人身烙印成为终身职业的户籍制度下，从人xìng角度上来看这种永久户籍制度极为残酷毫无人xìng，可从某种意义上客观的来分析，这种办法至少保证了军、工这两种极为受人墨客贬低看不起的职业有了足够稳定的后备人员……
像覃二这样祖辈军户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