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兵西伯利亚·九国公约
——日本为独占满蒙入侵西伯利亚，结果鸡飞蛋打
或许是由于山东问题被折腾得沸沸扬扬，日本利用袁世凯死后中国国会争夺和政局混乱之机确定了当下的首要策略，不是直接针对山东，而是发动“满蒙举事”。
1916年7月3日，日本与俄国缔结了关于中国权利的新《日俄协约》前后，怂恿其在奉天省西北部扶植的蒙匪巴布札布和善耆的七子宪奎所纠集的5000余名胡匪雇佣军，打着“勤王复国军”的旗号，蜂拥南下，进攻奉天，策应大连的“宗社党”掀起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
匪军攻占了奉天突泉县后，于7月26日被奉军洮南镇守使吴俊升率部击败。巴军龟缩到四平和长春之间的南满铁路线上，南满铁路附属地内的郭家店，在日军庇护下伺机反扑。大连的宗社党本部抽调800余人组成“勤王军”，乘南满铁路火车，奔赴郭家店，支援巴军。
8月30日，日本派驻“宗社党”的高级顾问川岛浪速一行从大连赶到郭家店，对巴布札布表示慰问，对巴军给予犒赏，鼓动其“将来时机成熟，再度举事，以效忠于清朝”。
张作霖对巴匪和川岛浪速的背景很清楚，深感“宗社党”和巴匪的复辟，对他的东北王地位是个严重威胁，必须坚决铲除；另一方面，他又深知日本势力强大，不能轻举妄动，便先派出重兵包围郭家店，然后同川岛浪速谈判。
川岛浪速提出让巴军安全撤退，并安排了撤退路线和具体方法。同时，又派一个中队的日军加以保护。本来张作霖想在巴布札布撤退时，将其一举歼灭，但由于日军护送，张作霖不愿事态扩大，被迫看着巴军向热河方向逃窜。
同年10月7日，巴匪攻击热河西北的林西县，出动8000余人袭击林西，开始守军毅军措手不及，伤亡不小，后依托城墙工事顶住攻势，还俘获了一些巴匪。
第二天，叛军在东山架炮向城内轰击。林西县城弹飞如雨，人心惶恐。县知事李传勋告急；电称：“此次匪内日人甚多，现经拿获久泉登喜藏一名，经知事面认，曾经来林游历。遂加询问，供甚狡猾。察看情形，确系帮助巴匪。”
热河前敌总司令兼林西镇守使米振标率部增援，巴布札布被炮弹炸死。
巴军见主帅身亡，斗志顿失，乘夜间大雾弥漫时逃离。
9日，巴匪残余主力东退至乌苏伊肯（今巴林右旗北部），被从开鲁回来的常德盛将军包抄，击毙200余人，所有辎重车被截下，巴匪或降或逃，作鸟兽散。
巴匪事件刚刚平息，日本方面又制造了“郑家屯事件”。
郑家屯，位于奉天西北部辽源（今双辽）和内蒙古东部哲里木盟交界处。当时这里正在兴建四郑铁路（自四平街至郑家屯），还没有通车。这个地方，不是南满的铁道附属地，即使依据同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不准日本兵驻扎。但由于该地靠近内蒙，占据了通向内蒙的咽喉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日本便强行派一支南满日军，驻扎在郑家屯，并公然设立日本巡警署。张作霖屡命有关部门交涉，要求日军撤退，但日方不加理睬，还进而挑起了郑家屯事件。
1916年8月13日，居住在郑家屯的日侨吉田在街上买鱼，出很低的价格，卖鱼小孩不卖，吉田就动手打他，受到围观群众谴责。驻地奉军第28师骑兵第28团的士兵看不过去，就对吉田加以劝阻，吉田反而和士兵扭打，然后跑到日军守备队告状，日军松尾中尉带领武装日兵20余人，冲到奉军驻地寻衅。门卫加以阻拦，日兵竟悍然开枪，奉军被迫开枪还击。结果，中国兵死亡4人，伤若干；日兵死9人，伤9名。
枪战之后，日军守备队队长松尾中尉立即急电附近日军来援，一面要求辽源当局将中国驻军撤出城外30里。日军两个大队很快从铁岭赶到，将辽源镇守使署和中国军队营房全部占据，又张贴告示，宣布四郑铁路沿线30里内，不准华人入内，否则开枪。
日本关东都督照会张作霖，提出将四平至郑家屯沿线30里以内的中国军队全行撤退、在东北派驻日本警察和向东北各部队派遣日本军事顾问等8项。张作霖明确地指出：“警察有关一国之主权，顾问有关军事之秘要”，“应请严重交涉，据理力争，以顺舆情。”他以奉天省议会名义向北京政府呈送咨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借“郑家屯事件”对中国提出无理要求。11月26日，奉天召开了公民大会，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
当时，一战即将结束，日本寺内正毅内阁于1917年1月9日举行会议，研究当时形势下的对华政策。其中第五条强调：
帝国按既定方针，对南满及东部内蒙古进一步扩大帝国之特殊利益，确保中国政府于1898年及1914年两次以公文所承认帝国对福建省之特殊关系，并应努力逐渐扶植我之势力。至于山东省之最后处理，待恢复和平后解决。当前须采取措施将有关德国战前在该省享有之一切权利尽归帝国所有。
当时，由于日方把重点放在谋取山东半岛上，在满蒙问题上没有采取非常强硬的态度，###曾在驻警的问题上表示了妥协，允许日方享有一定的警事调查权。但张作霖表态说：“查警权之作用，属于内务行政之全体，国权所系，讵容觊觎……亟应继续拒驳”。最后，日方同意于1917年１月22日签订了一个侵略性不很强烈的不平等条约。主要内容为：
申斥28师师长；处罚有责任的军官，应从严的从严；在中日杂居区域内，对日本军民以礼相待；奉天督军向日本领事、关东都督表示歉意；给日本商人吉本抚慰金500元。以上条件实行后，日军才从辽源撤出。
为区别日后“九一八”时的“满蒙举事”，这段时期一系列的事件，被称为第一次“满蒙举事”。这次“满蒙举事”虽然半途而废，却为日本日后的进一步侵华打下了基础。事过不久，1917年2月至3月间，日本分别在赤峰、通化设立领事馆。1918年6月，又乘机在郑家屯设立了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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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17）
日美协定·出兵西伯利亚
苏联革命的强烈震撼极大地鼓舞了在欧美大陆上无产阶级斗争运动。一战后期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此起彼伏，使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既得利益者们，特别是一战期间在交战各方大发战争财之后，刚刚加入战争的美国资本势力扩张，把苏联模式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视为最危险的“洪水猛兽”。
为应对汹涌而来的红色浪潮，美国出乎日本当局意料地就日本侵占满蒙问题做出重大让步。1917年11月2日，美国国务卿蓝辛与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以互换照会的方式达成《蓝辛－石井协定》。协定一方面宣称要以中国的独立、领土完整、门户开放、工商业机会均等为前提，一方面表示：合众国及日本国两政府承认领土接近的国家间所产生之特殊关系。故合众国政府承认日本国在中国享有特殊之利益，而与日本国领土接壤之处尤应如此。
虽然中国方面对此提出抗议，于11月9日通知日美两国，中国不受该协定约束，但这个协定对日美关系的调整和两国战略重点的调整非常重要，并因此深刻影响到中国的内政外交。因为这个协议实际上反而使日本暂缓了已经启动、即将大举实施的侵华计划，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已经被几次“日俄密约”划入沙俄势力范围的中国黑龙江北部的“北满”地区和与之邻近的俄国远东西伯利亚地区。
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仇视无产阶级革命的沙俄军官、官僚、贵族、地主、资本家携带家眷成群结队逃离苏俄，从西伯利亚经中国东北窜入远东的白俄有25万人左右，其中谢米诺夫统率的白俄军为一股重要武装势力。1918年，谢军在赤塔被苏俄红军击退后，窜入中国东北边境。
1917年12月，设在彼得堡的沙皇政府东清铁路厅被苏维埃政府封闭。东清铁路局局长霍尔瓦特联合谢米诺夫宣布东清铁路地区独立，组织“远东政府”，对中东铁路实行“最高监督”，并招募原沙俄部队和各路匪军，同苏维埃红军作战。一时间，满洲里地区成为反苏维埃政权的重要盘踞地，当地人口也骤然上升到4万多，其中俄国人有万余人，兵民庞杂，秩序混乱。
白匪不时沿中东铁路大肆进行劫掠活动，而且组织匪徒向苏维埃政权发动进攻，促使苏俄政府不断派兵追剿。双方在东北的拉锯战对中国边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很大威胁，治安状况严重恶化。北洋军阀政府对此深感头疼。
1918年3月，黑龙江省中东铁路临时警备司令张焕相为维持边境治安，派人与苏俄红军代表在中苏边境的马碟子会晤，阻止苏俄红军为追击白卫军而进入中国境内。苏俄红军代表答应了中国代表的要求，但又要求中国政府把谢米诺夫匪军驱逐出境，或将其解除武装。
几经周折，中国东北地方当局解除了谢军4000余人的武装。不久，在满洲里、珲春一带边境地区活动的谢军万人也被解除武装。在剿匪过程中，中国政府采取堵截、围剿、驱逐的方针，将谢苗诺夫残匪引至哈尔滨。
接着，张作霖当局又用武力，解除了谢米诺夫所属白俄残匪斯莫林、什立尼果夫等部近万人的武装。这样，流窜到东北的白匪大都被解除武装。【张作霖时代在这方面强于张学良时代！】
在中方与白俄政权和苏维埃政权交涉期间，日本陆军正策划向远东俄国领土出兵，作为布局的手段，向中国提出共同防御俄国的建议。
3月1日，北京政府成立督办参战事务处，段祺瑞任督办。3月25日，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外务省大臣交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草案。这个日中间的一个攻守盟约共12条；主要内容为：
中日采取共同防敌的行动；中国陆军与日本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