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红色之恋- 第15部分

　　母亲从青年干部大队毕业后，最早是准备分配到兵团文工团，可她对唱歌跳舞毫无兴趣，于是分配到了兵团保卫部，被任命为副排级干事。最初的工作是负责招兵，那时候部队枕弋达旦，时刻准备着渡海解放金门和台湾，因此每天都有大量新兵入伍，母亲从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虽然辛苦，倒也愉快。

　　然而时间不长，母亲突然向组织递交了一份请调报告，声称宁可去文工团唱戏，也要离开保卫部。气得保卫部李部长背后直骂：“小资产阶级分子就是臭毛病多，干工作也要挑肥拣瘦，哪象一个革命战士。”

　　其实母亲请调工作并非挑肥拣瘦，而是有着难言之隐的。原来保卫部李部长以组织名义为母亲介绍了一个对象，母亲一百个不同意，却又无法回绝，万般无奈之下，只好三十六计，溜之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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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违命
保卫部李部长为母亲介绍的对象是政治部的郑科长。

　　母亲入伍的第一天便认识郑科长。那天晚上，苏州城下着蒙蒙细雨，母亲和张洁、秦菲两位同学经苏州市军管会介绍来到10兵团政治部招兵处。这里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一位讲一口山东话的女同志热情地接待她们，并逐一进行登记。当听说母亲是安庆人时，这位山东大姐眼情一亮，冲着里屋喊道：“郑科长，这里来了位你的小老乡。”

　　里屋闻声走出一位全副武装的年青军官。他有三十多岁，文质彬彬，不象是个工农干部。母亲和他一聊才知道，这位郑科长是安庆人，父亲是一家当铺老板；说起来10年前还和我四舅是安庆六一中学的同级同学。不同的是，日本鬼子攻陷安庆之后，我四舅考取了黄浦军官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党主力部队当了上尉连长，而他则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成长为一名人民解放军的团职干部。

　　当时正是决战上海的前夕，由于渡江作战时10兵团伤亡很大，虽然兵源补充充足，但干部明显缺乏，尤其是一线作战部队急需补充军事干部。于是兵团总部作出决定，将部分师以上机关有作战经验的干部充实到营团加强前线指挥力量。郑科长踊跃报名，被委派到29军某团担任副团长，今晚必须到任。

　　郑科长只和母亲聊了很短的时间，就要奔赴前线，临别时，冲着山东大姐说了声：“这位新同志是我同学的妹妹，请多多关照。”言罢，跨上战马消失到夜幕之中。

　　上海解放后，郑科长骑着大马带着警卫员来到青年干部大队看过母亲，同时带来一网兜战场上缴获的美式火腿罐头。母亲表示婉言谢绝时，他微微一笑：“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又是你哥哥的同学，我不关照你谁关照你。”不由分说，扔下罐头，扬鞭而去。

　　大军南下时，10兵团主力自浙江兵分两路，母亲跟随兵团总部机关和28军、31军走的东路，经浦城、建阳、建欧和古田向福州进发，郑科长所在29军走的是西路经江西上饶和崇安、南平向闽北挺进。母亲再没有听到郑科长的任何音讯。

　　福州解放之后，已经当了代理团长的郑科长突然又出现在青干大队，他简单地询问了母亲近期的学习生活情况，便又匆匆回到部队，参加漳厦战役去了。

　　母亲结束学员生活，分配到兵团保卫部后，听到了郑科长要调回兵团保卫部担任副部长的传闻。正当母亲暗自为这位老乡大哥的进步由衷地感到高兴时，保卫部李部长突然代表组织郑重其事地向母亲下达了迅速和郑科长结婚的战斗任务。

　　母亲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李部长办公室的。

　　平日里，母亲和他从未有过任何直接交往。一则级别悬殊太大。虽说解放军讲究官兵平等，但毕竟中间隔着连、营、团，没有平等交流的机会和资格；二则性格相距甚远。母亲整日里满眼阳光灿烂，活泼好动，而李部长却总是不苟言笑，见了女同志更是一脸严肃，偶尔碰面也无话可说。这一次却大不相同，他一见到我母亲就象换了个人似的，又是沏茶又是倒水，满脸堆着笑。在耐心仔细询问了我母亲的工作学习情况后，亲切鼓励道：“小余，你的情况组织上是了解的，虽说个人无法决定出身，可将来走什么道路是可以选择的。你是一个要求上进的好青年，在大学时就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入伍后表现也很好，南下途中还立了功。只要你时刻听从党的召唤，服从组织需要，努力改造世界观，就一定能够将自己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彻底清除干净，成为一名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一番话说得母亲心潮澎湃，激动万分，站起身，大声道：“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听从党的召唤，绝不辜负组织上对我的期望。”

　　李部长频频点头赞许说：“很好，很好。小余，现在组织上就有一项光荣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

　　母亲一挺胸脯，响亮地回答：“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李部长慢腾腾地说：“你对你政治部的郑科长印象如何？”

　　母亲干脆地回答：“报告首长，很好！”

　　李部长笑嘻嘻地道：“那你这个任务就更好完成了。郑科长这个人和你是老乡，你对他一定有所了解，三八式的老干部，正团职，为人厚道，作战勇敢，很有发展前途。虽说身上有七处枪伤，但幸好没有落下什么后遗症；虽说年龄已经三十出了头，但也不算太老；虽说学历比你低了点，但毕竟不是工农干部，应该说还是有共同语言的……”

　　母亲越听越胆战心惊：“首长，你到底要我完成什么任务？”

　　李部长突然板起面孔，严肃地道：“组织上经过认真研究，认为你和郑科长是一对非常合适的革命伴侣。组织上为你慎重选择了一名很有前途的正团职干部，说明党是把你和你和家庭区别对待的，对你本人是信任的。你应该感到光荣和骄傲。希望你回去准备一下，尽快和郑科长举行革命婚礼。结婚以后，要照顾好郑科长的身体，让他腾出更多的精力为党工作。

　　说罢，又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道，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如果没有问题了，放你三天假，回去简单准备一下，毕竟是终身大事嘛，但也不要搞得太复杂，革命军人还是要一切从简。”

　　李部长宣布的这一组织决定，对于母亲来说，无疑于当头一棒。

　　1946年我母亲刚刚高中毕业，母亲的大娘婶子们就开始张罗着为她托媒人找对象，虽然这事是背着我母亲进行，但她也有所耳闻，知道介绍的是安庆一家丝绸商的儿子，当时正在杭州读大学。对于这桩婚事，母亲并没在意，只是觉得好笑和荒唐。所以当我大舅试探性地征求母亲意见时，立刻被母亲断然拒绝。余家上下都知道母亲的倔强脾气，见她不同意，也就不敢再提。这件事虽然很快被人们遗忘，但母亲却因此联想了很多，她知道，一个即使是生活在富豪之家的千金小姐，经济上不独立，等待她的也必然是嫁人做太太，你今天拒绝了这家媒婆，明天还会再来第二个媒婆，你也许可以挑三拣四，但你迟早只有嫁人一途，再无第二条道路可选。这使母亲开始萌发了外出求学的念头。

　　母亲在南京时，我的小姑姥姥也曾热心为她到处介绍对象，今天领一个小伙子是银行职员，明天带一个小伙子是国军军官，出于起码的礼节，母亲不得不耐着性子寒喧几句。可以说，小姑姥姥过分的热心加速了母亲搬出计划的实施。

　　母亲入伍之初，就和张洁、秦菲两位好友一起击掌为誓，要把青春年华毫无保留地献给党的事业。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不解放全中国，不过25周岁，绝不谈婚论嫁！

　　然而，革命形势的发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随着全国战事的逐渐稳定，部队军官的婚姻成为一个突出问题提到各级党委面前。由于长时期的革命战争，军队中绝大多数的营团干部都还是光棍一个，他们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战功显著、伤痕累累，年龄都在三十岁以上，清一色的三八式，有的甚至还是老红军，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战火硝烟的渐渐散去，组织上开始有计划地为这些中高级军官牵线搭桥，寻找配偶。

　　那时部队流动性还比较强，和驻地群众来往接触很少，再加上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反复告戒党的干部，进城之后，务必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千万不能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所以尽管驻地城市的女学生们一个个花枝招展，热情拥军，这些光棍汉们还真不敢轻易动心，于是便把目光对准了部队里的女同志。

　　野战部队女兵本来就少，女大学生更是凤毛麟角，马上成为众军官们的首选目标，一次比一次更加猛烈的进攻，使得企图坚守阵地的女兵们丢盔卸甲，接二连三败下阵来，英勇善战的指挥员们如猛虎下山，摧枯拉朽般地把爱情的旗帜几乎插遍了女兵宿舍的每一个角落。母亲的同学张洁、秦菲开始还拚命抵抗，最终见大势已去，只好缴械投降，秦菲被青干大队的教导员攻克，张洁为31军的一位团长俘虏，最后只剩下母亲一个在孤军奋战。

　　母亲当时天真地认为，军官们发起求爱攻势自在情理之中，哪个少男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想娶谁是军官们的权利，但想嫁谁则是女兵们的自由。婚姻是两厢情愿的事情，谁也无权干涉。所以，尽管身边的女战友们恋爱谈的热火朝天，一塌糊涂，母亲始终无动于衷，视而不见，照常有板有眼地干着自己的工作。可万万没想到，今天李部长突然对她来了个正面强攻，以组织名义下达了结婚任务，一下子把她打蒙了。

　　其实，母亲对郑科长并不讨厌，甚至还颇有好感。这位郑科长文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