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可以成为大明王朝的基础。他正是从这里出发去平均地权，建立了一个自耕农的社会。而在共产党看来，乡村土地的私有恰为王朝倾覆的原因，所以党在土地改革之后采取的第一个大规模行动，就是把自耕农的地权收归集体。
在1977年初这个寒冷的早晨，大明皇室的子孙们由自耕农而为公社社员已有近二十年，政府的官员们不断地告诉他们，只有人民公社才是他们真正的“万世根本”。然而就在这样的时刻，有两个人一前一后，由“万世根本”的城门之下蹒跚东去。一人名徐桂仁，一人名范云珍。徐为生产队长，范为妇女队长。二人同在一个生产队，同是共产党员，其职务在旧时相当于村长，现在分别管理着全村的男女。依照党的纪律，此时他们应当在自己的家里召集党的会议，来动员农民紧跟华主席的部署，鼓起学习大寨的高潮。但现在他们径自离去，甚至对那象征着主义与权力的高音喇叭望也不望一眼。寒风之中，破衣缕缕，饥肠辘辘。他们将沿街乞讨，最终到达几百公里外的上海，那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他们就在那里浪迹街头，靠城里人的施舍度过寒冷的冬天。
人民公社社员沦为乞丐，可以追溯到六十年代初期。尽管政府在公开的场合屡屡宣布乞丐为非法，但诸如此类的行为仍然在社会底层蔓延开来。党的干部从来未对公众承认过这个事实，私下里也只是把乞丐叫做“外流人员”。每年第一季度，均为农民外流的高潮。此时为农闲，可有充足的时间，在城里则有元旦和春节相接续，食物的储备及冷菜剩饭也较一年中其他时间为多，因此被乞丐们视为黄金时节。除去旧时留下的为数极少的地主富农，乞丐均具有社员的身份。他们一半是生产者，一半是叫花子，其总数并不稳定，可因年成的好坏或多或少，但总的趋势是生产者渐少而叫花子渐多。此种情节，凤阳党的领导每年数次报告给他们的上级，其用意在于申请救济粮款，或者表白流民的嚣张和自己制止流民的成效，这些报告所列情况，较之当日一切报纸的宣传更为可信，故择要记录：
1967年1月至2月22日，凤阳人口外流九千九百人，至3月18日，达到一万八千人之多，大部去南京及苏北。 。。
风起青萍末（10）
1969年3月，百分之三十七的农户以及百分之二十三的人口外流他乡，流动范围所及包括皖苏浙三省。
1970年春节，全县四千余人外流。
旧历新年本为乡下最隆重的节日，而农家仍不能回归乡里，可见其谋生手段除行乞外已别无他途。到了1974年初，形势的发展已非政府力量所能控制，某大队全部一千一百一十九人中，外流者竟有九百余人，其中行乞者十有其八，这等于是除了老弱病残不便行动的人，余者全部背井离乡，其乞食要物的范围已扩大至十三个省市。
对于人民公社来说，诸如此类的情节实在是一些不光彩的剪影，或者如政府官员所说，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然而事情还不仅于此。按照当日中国政治的要旨，凡事必以阶级斗争的眼光来透视，于是出现了1973年9月2日凤阳党的领导的一句著名的断语：农民的外流行乞，“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而煽动外流要饭的显然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其罪恶用心是煽动群众对党的不满，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的压力之下，共产党员和干部不是出于极严重的客观原因，绝不敢妄自菲薄，卷入乞丐行列。所以，直到1976年春季，凤阳县的共产党员行乞，均采取一种隐蔽或曲折的方式。比如某大队党支部书记薛其让，一边在党的会议上振振有词地讲解华国锋的“大批资本主义”和“大干社会主义”，一边却不得不因家计的艰难而在心里做出更切实际的盘算：去年秋季的收成只给他这个书记的全家分得150公斤粮食，凭此，他一家四口人将何以度过大约半年的严冬和春荒？看来，沦为季节性乞丐是他惟一的活路，而作为党的一个基层组织的领导者，他又不得不在社员们面前保有他的形象。他身不由己地扮演着双重角色：党的书记与乞丐，阳与阴，崇高与低贱。他必须恰如其分地处理此中矛盾。薛其让的办法精巧而又简单，他让妻子携两个孩子外出乞讨，而他本人则坐食全家的粮食，同时也可以身作则地动员他的社员坚守乡里。这样也就勉强地把他领导的一百三十人中的九十五人留在村中。
到了1977年初，徐、范二人走出古城的时候，事态显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党的基层干部撕去最后一层遮羞布，不仅公然加入了乞丐的行列，而且率众出游。既然党员干部可以去做叫花子，普通百姓的仿效当在情理之中。依中国农村党政合一的权力体系，其一呼百应的效果还在其次，他们更可以用自己的权利为叫花子们的乞讨出具“证明”。在这些证明上，要饭的理由颇能动人恻隐，或者说是偶遇天灾，收不抵食；或者说是缺少劳力，家境维艰。种种理由加上党组织的红色印章，也就使原来非法的乞丐具有了合法色彩。
从客观条件上看，党的基层领导者率队行乞实在是无法避兔的。以当日农村的贫苦，农民对生产又极少诚意，任何通达富有的政府，也不能对各种底层的问题都有周密了解和实际解救办法。凤阳县的领导者也曾一意改弦更张，制止社员外流。他们与不断扩大的乞丐队伍历十几年斗争而不懈，处事认真，一丝不苟，却始终未有所得。直到1977年2月，一些精明能干且讲究实际的官员终于懂得了，依靠伟大的精神和严厉的批判，解决不了世俗的问题。他们作为党的基本路线工作队，来到当时乞丐最多的庄许生产队，这显然是下层官员为响应党的号召而采取的主动行动。但是这个工作队本次下乡终于还是收起了大批判面孔，而以发放粮食的办法来阻止农民外流行乞，一度竟有奇效。可是在2月25日，工作队员们放假回城这一天，便又有十九个社员扬长而去。工作队未能制止这里农民的行乞，却终于明白了一个基本事实。这个小村的十六户人家九十一口人，当日存粮共计九百三十三公斤，平均每人大约十公斤，而且包括了大约一半的山芋干。以农村人口的粮食结构，纵使山芋可以十足地代粮食用，也只有半月口粮，而农家则需等到6月夏粮收获之时方有新的进账。即使能够按照他们的周密设计，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又焉能以半月口粮度过四个月的时光？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风起青萍末（11）
这些情节可以证明，社员的冬闲外出和春忙回归，乃是不得不为之的谋生方式。为了自己以及后代生命的延续，农家作了另外的一种设计：吃外面的，省家里的，回来还能带回一点。这种惨痛的生活经验后来被党的官员判为“反革命谬论”，对之大动干戈。1977年5月，凤阳把具有这种经验的全体社员集合起来交代问题，总计八百六十一人。所有人等不许交头接耳互相包庇，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对付政治上的敌人的办法，中国人有一个生动的说法来描述它，叫做“背靠背”。但是在凤阳的这个学习班上，“背靠背”的结果证明，农民的设计更为精当有效。从1976年12月下旬，也即党中央号召再掀农业学大寨新高潮的那个月，这些人出游行乞，至1977年4月被强迫送返乡里，共讨得二万二千零七十四元九分现金和八千八百二十二公斤半粮食，其收入大大超过他们过去一年战天斗地学大寨所得。
这一事实显然具有讽刺意味，人民公社给予社员的一切不足以令其维持生计，而社员向往的“分田到户”又为人民公社制度所不容。所以他们宁愿选择流浪行乞的生活。这种弥漫在农村下层中间的失望和悲观情绪，与北京人民大会堂里面的灿烂辉煌和乐观气氛形成鲜明对照。
老百姓公然撕去伪装，将自己的真相显露出来。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面的夸夸其谈，看上去成了掩盖当时痛苦现实的遮羞布。政治口号与下层情绪之间的不相协调，因之更加表面化。我们庞大的国家本以精神力量为施政的基础，依靠万众一心或疾或徐地运转。听任现在这种状况的发展，在中央政府是失控，在地方官员是失职。所以，凤阳在1977年年末将十一个乞丐“要犯”提至公堂批判，其后将徐、范等人撤销职务，又在党内给以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另外一位会计虽未亲自出走，但他利用职权给乞丐开具证明，有支持纵容之过，也予撤职。另一社员则属屡教不改，罪不容赦，当场由警察拘留收监。所有这些程序均为公开进行，并伴有数千人的批判大会和乡里亲朋瞩目下的游街示众。
此种打击的主旨无疑在于杀一儆百。中国向有法不责众的古训，而当日有违党的宗旨的行为又如此普遍，以凤阳的状况而论，有过行乞行为的农家已十有其八，即使用最敏锐的阶级斗争眼光来加以分析，亦不能将这些人统统地等同于想象中的敌人。这一点在当时已经由凤阳县党的委员会所承认。在1977年的夏季，他们将自己属下的乞丐大军加以分类，结果证明那里面有百分之一点五是党员；百分之五点二是团员；百分之五点九是干部；百分之八十六点六是社员；而在每一百个叫花子里面，真正可以指为阶级敌人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不足一人。党员和干部在乞丐中的比例，大大超过了他们在农村总人口中的比例，党在农村中的中坚力量贫下中农，也愈来愈多地离开了既定的道路，这对我们庞大的人民公社体制和正在掀起的农业学大寨的高潮，是一个至为危险的信号。在这种局面下，打击少数人以对千百万人施以严重的警告，乃是一种必然选择。
然则事态已经发展成为全局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