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万亿斤是可能的”，即使考虑到充分的回旋余地，1958年产出三千亿公斤粮食和六千万担棉花，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大跃进的方针在1958年的春天确定下来。还有一些叫人振奋的口号，诸如“一天等于二十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真正的左比右好”、“当革命的促进派”……在那几个月里传遍了全中国，其影响直到二十年之后，还具有左右大局的力量。
消灭“四害”的运动在那个春天里迅速地发动起来，可以说这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一个奇观。所谓“四害”，原来特指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过了一年，人们发现由于麻雀的减少，农田害虫剧增，方知这小小的鸟儿不仅吃粮食，也吃虫子，所以决定不再消灭它，而以臭虫取而代之。政府将这些东西的灭绝和粮棉的增产一同列入“十二年规划”中，又在1958年1月颁布指令，把这叫做“爱国卫生运动”。号令即出，举国响应。京城里面，片片青灰色的院落上空，凄厉的呼啸此起彼落，人们在房子顶上来回地奔跑，摇晃着形形色色的长竿驱赶麻雀。一个外国人形容那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惊恐万状的麻雀无处可以栖身，力尽气绝，跌落在人们脚下，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提着一串串麻雀彼此炫耀。乡下天地开阔，须有另外的办法。一群解放军官兵仔细地研究了麻雀的生活习性，结果发现夜间以手电筒照射，可使其失去行动能力。新华社发表了这条经验，还说一个副排长使用这种办法，一挥竹竿即打死四只麻雀。打苍蝇的办法是清除垃圾和挖掘蝇蛹。至于正在飞行的苍蝇就只有以人力发奋追击。一个加拿大人在那些日子里驱车经过乡下，看到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子发疯般地狂奔，忽东忽西，挥动着一块布抽打地面，在她的前边，一只苍蝇仓惶逃窜……他说这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场面”。其实这样的场面在那个春天里随处可见。官方的舆论机构迅速地公布各地“战果”。当时有一大批人专司统计之职。这些人老谋深算，决不会像那个小姑娘，为了一只苍蝇精疲力尽，但他们都知道，越是细致入微的统计则越可使上级相信他们的战果不虚。这样，他们呈报的数字就可以精细至个位数。比如十三万五千八百九十六只老鼠、八十四万六千二百九十四只苍蝇。诸如此类的数字不断地公布，与此同时，一个笑话也在统计人员当中广为流传：
“就算让我统计出苍蝇的公母，我也可以做到——在镜子前打死的一定是母的，在酒杯里打死的一定是公的”
河南省的省委书记吴芝圃看来绝对信任属下的统计游戏。他向毛泽东保证，河南将在一年中消灭全境的“四害”毛泽东将信将疑，他禁止公布这个“保证”，但又鼓励吴说，可以实验，如能成功，他将发动各省再来一个大运动。后来的事实证明吴芝圃所谓“灭四害”的计划全部都是吹牛。不过，“除四害”虽然半途夭折，但几个月后，人民公社却真的从这里兴起，开全国风气之先。
事情乃由“并大社”发动。所谓“大社”是将若干较小的合作社农民、土地以及生产工具合并起来统一调动。在制度上则是以更大的行政组织统制小的组织，所以毛泽东形象地将其称为“联邦政府”。1958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并社”指示的时候，农村中每一合作社的规模平均容纳一百六十四户。此后两个月，并社的行动看来相当顺利，到春天结束的时候，辽宁、河南、河北、江苏、浙江、北京已相继完成。新社的规模已与日后的人民公社相类，只是由于各地官员的倾向不一而有很大区别。河南乃是最激进的地区，故“大社”的规模最大，约有四千农户；辽宁为二千户；北京最小，但也能达到一千六百户。。 最好的txt下载网
照过去方针办（13）
合作社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面并在一起，显然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变化。党的蓝图可不仅仅是将组织的规模扩大，而是建立新的制度。公社将既有支配生产的能力，又具有行政的权力，还是社会性的机构和慈善事业，甚至可以成为道德的王国，所以它在性质上已经是“共产主义的雏形”。毛泽东描述这个“雏形”为“乡社合一”，“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这多少表明毛泽东在1958年的春天里对于他的未来还只有一种模糊的意识。他甚至还没有想到可以使用“公社”这个名称。
“公社”这两个字诞生在一列南行的列车上。按照刘少奇的回忆，“公社”一词是“吹”出来的。“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他说道，“我们四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刘少奇对公社的热情看来一点也不亚于毛泽东，以至于火车一到郑州车站，他便要吴芝圃回去实验。据后来薄一波的考证，这一次火车上的海阔天空，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设想用“公社”来取代合作社，时为1958年4月底。当时这一列火车恰恰是开往广州去与毛泽东会合，可以想象这几个人将把这个激动人心的设想向毛泽东转达。对于毛泽东来说，由四位党的领导人共同“吹”出这个词汇的过程，也许比这个创造本身更有意义。这证明政治局里的同事们现在已经全部站在他的一边，全力推动这幅理想的图画成为现实。
两周以后，毛泽东的公社蓝图完成了最后一笔：
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3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由合作社而为公社，其主要的着眼点，可以说是在试图营造未来社会的基本单位，如同水之分子和人之细胞。到了这一年夏季，此种认识在党的领导人中间已大致形成。这可以由当时一系列的文章和演说来证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这时发现，恩格斯已经把未来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在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每一句话都视为金科玉律的时代，可以想象这一发现的价值。陆定一把它推荐给毛泽东，后者又向政治局里的全体同志一再推荐。这一来，大家都相信，“公社”不仅仅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幻觉，而且是科学社会主义导师的结论。陈伯达在《红旗》杂志上写道，要把合作社变成一个“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文章发表当日，即中国共产党三十七周年诞辰，他又到北京大学去发表演说。他向学生们解释毛泽东的话，说是要把工农商学兵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几天以后，国务院里负责农村事务的副总理谭震林，赴河南去找吴芝圃，看看他的实验是否取得了一些成绩。结果他在遂平县看到了一个名叫“卫星”的合作社，就兴高采烈地告诉农民，他们办的正是“共产主义公社”。当然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农民看不出叫党的官员们如痴如狂的“公社”究竟好在哪里，于是，谭震林便向他们作了一番描述：
首先，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有肉、鸡、鱼、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等，都是按需供给。
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班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
第三，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的标准。现代化是什么？人民公社。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空调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
照过去方针办（14）
第四，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向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飞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也不远了。
第五，每个人都受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
这样一幅图画真是让农民着迷，其中诸如燕窝猴头呢绒空调，又如电话电视航班无线电，在他们是闻所未闻，难以想象。这时候，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编出一句好读又好记的诗来，让不通文字的农民只听一遍就会永世不忘：
共产主义是天堂，
人民公社是桥梁。
农民被说得如醉如痴，夏季的丰收似乎也在证明，这一切都不是异想天开。但是毛泽东还要亲赴乡间，去体会农民的实际情形。
出巡的日子选择在8月4日，时机恰到好处。乡下收获的季节，总是洋溢着欢声笑语。毛泽东这一路全被乐观的气氛包围着。他到了河北省徐水县，那里二百四十八个合作社已宣布合并成为一个大公社。两天后他到了河南省七里营，这里已经先他一步挂上了“人民公社”的崭新招牌，他就点着头说，“人民公社名字好。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这样的社”。河南省立刻热闹起来。又三天后，他到了山东省历城县，看到北园乡正在办农场，说了一句“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北园就把农场的牌子摘下来，换成人民公社。然后毛泽东离开乡下，成竹在胸地来到北戴河海滨。
后来的历史学家，大都倾向于认为，是1958年夏季的北戴河会议将大跃进驱向高潮，这不无事实上的根据。会议开始于8月17日，两件最重要的事情——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均由这个会议发动。这年夏季，国内的问题特别庞杂又特别急迫，都压在毛泽东和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