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开始批评个人崇拜，经过修改的党章中也不再提到“毛泽东思想”。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本人曾提出共产党最高级的领导人员可以分成一线和二线，他将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也即退到二线上，而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放在一线掌握实际权力。假如这样的方针能够真正实行，则中国今后的历史和毛泽东本人，一定比实际的情形要好得多。这些人都具有杰出的智力、惊人的判断时局的本领，以及更为冷静的头脑。在1956年以及后来的年代里，他们或公开或私下，几乎是一致地主张用较冷静的态度对待中国的经济，只是毛泽东的威望实在太高。没有毛泽东的英明，即不会有共产党今天的政权和地位。如邓小平在二十多年以后所说，“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345页。）。他们在毛泽东面前时时感觉到领袖的英明不可动摇，以至于亦步亦趋地跟随这位伟大的人物做出许多不自量力的事情来。 。。
照过去方针办（8）
但是在居江湖之远的某些奇人异士中间，却发生了敢于特立独行的事情。1956年中国农业史上对合作化最具威胁力量的事件，不是发生在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中间，而是由两位小人物——李云河和戴洁天发动起来，其影响在以后的几十年里绵绵不绝，直到八十年代还会成为世人追逐的话题。
李云河1956年始任浙江省永嘉县农业书记，年仅二十四岁，他的下级戴洁天长他五岁，当日为县委农村工作队队长。这两个人具有超人的胆量、丰富的想象力和足够的务实精神，将这样的人派去推行合作化方针，就注定了悲剧性结局的发生。
是年春季，这两个人到乡下去观察合作社的情况，惊讶地发现邓子恢所说的农民的消极抵抗情绪是如此强烈。干部胡乱派工和农民怠工随处可见。下地时的拖拖拉拉和收工时的一窝蜂，形成鲜明对照。几句雅俗杂交的新谚正在农民中广泛流传，他们饶有兴味地把它带到了县委会议上：
出工鹭鸶探雪，
收工流星赶月，
干农活李逵说苦，
争工分武松打虎。
以当日共产党对于颠覆力量的警惕之心来衡量，这样的事情完全可以当作敌对者的阴谋。但是李云河不能同意，他说把全部的农民都作为党的敌人是不可思议的事。然后他就提出用“包产到户”的办法来解决眼前的麻烦。他的理由乃是基于当日农村的生产条件以及人之本性。这两者在农业生产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关于农民劳作的方式，李云河用了一个刻薄但却相当形象的比喻，说是“1007部队”。李云河所说“1007”，是指农民以一条扁担、两只粪桶和一根锄头，来完成全年的劳作。将这样一些人成群结队地赶至一块土地上面去劳动，就难免造成“极为严重的窝工浪费”。至于农民内心的真正愿望，李云河的判断与毛泽东相去更远。毛认为“合作化的高潮”已经到来，李云河则说，个体农民劳动的“主动性”和“细致性”乃是传统农业中的精华所在，而这种情形全靠其本身的利益来支撑。“天天集体，事事集体，把整个时间和整个精力经常‘集体’在一个地方，群众不赞成”。所以，动摇农民个体利益的集体劳动，必会导致农民的缺乏主动精神和粗耕滥作。李、戴二人是期望着用“包产到户”来医治合作化运动的先天不足。
这是中国农村首次采取“包产到户”的行动。时为1956年4月。李云河说服了他的上级允许他们实验。接着就在一个包括一千八百零一户人家和四千六百七十三亩土地的合作社里推行他的设计。当然他们也老实承认这并不是他们自己凭空的创造。在县委会议上反复陈述这个主张的时候，他们不断地扬着手里的一张报纸，那是1956年4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载一文，叫作《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李云河的突发奇想正是缘于此文。当然这是党的报纸上第一次刊登主张“包产到户”的文章。整整三十年后，也即1986年夏季的一天，李云河终于在电话中找到了文章作者何燕凌。李用颤抖的声音向作者谈起这篇文章：
“它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那是多么难以忍受的千般折磨万般熬煎啊，”何燕凌嗟叹：“如果我当年写那篇短文的时候能够想到它可能造成那么可怕的后果，又该怎么办才好呢？”
李云河的冒险从一个叫做“燎原”的合作社开始，其用意十分明显：要让“包产到户”的星星之火燃烧起来，成燎原之势。李、戴二人精心设计了“包产”的全部规程，其详尽的程度包括了一年二十四个节气、二百八十种农活、十个等级的劳动，以及土地的厚薄和远近。还在整整一个夏天里食宿于“燎原”，借以体会农民的情绪，检验其试验的成效。农民对于这一制度的反应极为强烈，人们自动地把耕种面积扩大了百分之八，积肥之多比周围四个合作社的总和还要超过三倍，多年闲置的农业机械现在全部启用，漕运效力提高了百分之十，还能修缮三处水利，养一百六十头猪，以使来年粪肥更多，地力更壮。前后四个月中，燎原社与周围农村之情景全然像是两个天地。 。 想看书来
照过去方针办（9）
当秋天来临的时候，李、戴二人以胜利者的姿态班师回朝，提出关于“包产到户”的试验报告。李云河乃是由宣传部长升任现职的，他深知舆论的重要，所以动员手下宣传媒介大造声势。县委第一书记李桂茂这时也由犹疑不定转而站在“冒险者”的立场，政府也开始鼎力相助。于是，一个“星火燎原”的场面真的出现了。9月6日，县委召###议宣布燎原社的“包产到户”，全部合作社主任均到场聆听，是为永嘉历史上著名的“千人大会”。此后的几个月，永嘉全境大规模地仿效，全部六百三十七个合作社中，二百五十五个采用了燎原社的办法。包产到户之火还超越县界烧向整个温州地区。到这一年冬季，实行此种制度的合作社已逾一千，大约包括十七万八千农户。
这时候京城里面正处在“反对冒进”的高潮，浙南也大有“包产到户”席卷而来的势头。此外，四川江津以及广东和贵州，亦有大体同类的行动，只不过规模极小，又不具有政府的组织色彩和宣传的声势。所以后人均称永嘉为中国农村“包产到户”之发祥地。它与合作化几乎同时出生，其诞生比之后来的人民公社，至少要早两年。
然而这一大规模的行动使永嘉的上级感到恐惧。《浙南大众报》获知乡下在搞“包产到户”后立即发表文章，说这是“一种倒退的做法”。盯为它“在生产方式上从集体经营退到分散经营”。作者预言“他们所说的增加生产不仅是微小的，增长的速度比逐步搞好集体经营的合作社相差越来越远，而且不久之后就会停滞不前。”（《浙南大众报》1956年11月19日。）问题的严重性质在于，此种观点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心血来潮。这张报纸为温州地区党的委员会的机关报，这说明地委已在酝酿扑灭这股火焰。文章未加署名，恐怕也是为了表明一种团体的意志。只不过大局尚未明确，所以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
据后来史学家的考证，这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第一篇批判“包产到户”的文章。对于这篇文章，永嘉自李桂茂以下多数官员在心里都不能接受，但是表面上的态度却已经四分五裂，乱作一团。唯李云河一人不肯听之任之。他用一篇措词激烈的文章与报纸针锋相对，题目叫做《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但是，他不是不懂，处理这些冲突需要具有“拉大旗做虎皮”的特殊技巧，所以他又在标题的下面注明，这是“学习‘八大’决议深入实践的体会”，以此表明自己正是执行了党的决议而不是背道而驰。
李将自己的文章上呈他的所有领导，包括李铁峰领导的温州地委、林乎加领导的浙江省委、柯庆施领导的上海局、邓子恢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林乎加很快作出反应。他召###议，支持李云河，说《浙南大众报》的文章不对，“站不住脚”。接着又颁下命令，要省委机关报全文刊登李的文章。文章发表于1957年1月27日的《浙江日报》，开宗明义，说与地委的机关报“有不同的看法”。如此一来，就发生了周曰礼所说的“包产到户的第一次大争论”。
依照中国政治中的常理，既然省委的权力高于地委，那么省委书记的意志应当可以扫清地委所设的障碍。可是这一次情况大为反常，地委不仅不肯收回成命，而且责令永嘉立即纠正“包产到户”。省委书记林乎加反有退却之意，至少不再置喙。李云河不用费多少力气也就可以明白，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只会是一个，就是林乎加的上级不肯支持他而支持了他的下级。没有人能够对这种猜测提出事实上的根据，但是李云河却听到一个让人心悸的消息：
毛泽东认为，“包产到户是方向的问题”。
毛泽东的确有过类似的表示，而且更加激烈，但这只是在若干年后出现的事。在1956年的那个冬天，这仍然只是传闻而无法证实。问题在于，仅仅传闻也就足以对这些最下层的官员发生重大的影响，而且，此种传闻也必会为县委书记李桂茂所知。这种压力直到三十年以后他还能清晰地感觉到：“形势越来越严峻，我作为县委第一书记，怎么能不顾领导意见，不听地委招呼？”僵持的局面拖延至1957年3月7日，李桂茂终于屈服，他作出《坚决彻底纠正包产到户的决定》，其中说，除保留“燎原”试点外，其余地方一律纠正。他解释说：“这是我在下有要求、上不支持的情况下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