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因国民党高层人事倾轧，何玉庆改任交通部上海国际电讯局长。
在上海忙于兴建当时国内第一座国际电台，留下的中文密电研究工作便交给其妹夫黄季弼负责，改归军委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领导。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三省，气焰嚣张。
何玉庆与宋子文一样，亲美英而坚决主张抗日，当时痛感国内急缺懂得研究日本密电码的专业人才。
张廷辉也正是因此而成为何玉庆助手的。
他于1932年毕业于光华大学化学系，那时就业极为困难，后经光华教授颜任光介绍并担保，始得进入上海国际电讯局工作。
张廷辉思想进步，是个热血青年。
何玉庆对他另眼相看，着意培养。
鉴于宋子文已找蒋介石谈过，要求重视研究日本外交密电。
何玉庆以英文写就几千字的建议书，内容大意是建议研究日本使；领馆人员在我国所拍发的往来密码电报，并收集日本使；领馆人员在我国内地以及南京大使馆来往密电。
有了这些密码报底，才能做分析研究工作。
在解决了它的密码组织之后，才有可能将日文转译为中文，建议先行聘请少数人试办云云。他的中文不太行，遂叫张廷辉译成中文并用毛笔抄出一份，尔后交宋子文呈蒋介石。
何玉庆关照张廷辉必须严加保密，对妻子也不可以说。
3个月后，蒋介石批示照办，批每月经费1800元，增编人员由温选定。
电政司内加设了密码检译所，对外则保密，连牌子都不挂。
他正是通过表兄张廷辉向何玉庆引荐，杨斌才得以离开大学来到电政司密码检译所工作。
被称作高级住宅区的闹市口路边有两名武装宪兵站岗。
这儿都是建筑风格各异的洋楼，靠着荷兰公使馆很近的7号洋楼是国民政府交通部电政司隶属的密码检译所办公处。
铁门旁没挂单位牌子，门也常关着，显得这个机关有些冷寂而神秘。
院子里西边有三间平房，是单身职员宿舍。
这儿警卫严密，平日军警不准闲人靠近。
自是很安全，但住了几天总是挺烦闷，又不便外出与旧日朋友联系，杨斌遂买来一些旧杂志翻翻，打发时间。
无意间，他读到《大众生活》第一卷第三期上有两则过时的新闻消息，其一为：“汉奸汪精卫在一个破旧的小孔庙内举行他的所谓汪精卫南京自治政府的主席就职典礼，既未悬旗，也未鸣炮，因为这新政府还没有旗，所以无旗可悬。
冯志同早年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后赴日本留学。
回国后，在上海电台译制部工作过。
“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时，他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领导的抗日救国总会，上前线慰问英勇杀敌重创日军的十九路军。
进密码所的担保人据说是中央审计局长陈其采，他是**级人物；老同盟会员；辛亥年上海大都督陈其美的堂弟。
换而言之，他就是当今政要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的堂叔。
二。
陈其采早在民国二年就担任过南京临时政府参谋本部厅长，资格恐怕比蒋介石还老哩。
这位老先生挺正派，恐怕不会为一个政历不清的同乡后辈作担保！
况且，有人在上海旧报纸上看到过汉奸冯志同的照片，他站在日军女间谍河野枝子身边。
他是一张烧饼脸；塌鼻子，而我们所的冯志同仪表俊朗，气质文雅。
所以，我想两人也只是同名而已。”
杨斌听堂兄如此一说，也觉得有些道理。
况且，汪精卫手下的冯志同再笨也还不至于以同样的名字打入南京的电政司密码检译所从事间谍活动呀，他不担心自投罗网吗？
日寇侵华野心已昭然若揭，中日两国外交关系有随时断绝的可能。
万一使馆人员撤离归国，所有研究日本外交密电码的报底来源也将随之断绝。
何玉庆接受了杨斌的建议，一面在青石板巷设电台侦察，监视日本大使馆的秘密电台，从而取得日本外务省对外通讯联系的情报，一面加紧训练报务人员，准备设台直接侦收日本外交密电，以取得今后密电报底的来源。
同时也预见到中日战争在所难免，一旦战争打起来，进一步研究日帝侵华战争中的陆，海，空军的密电，也是极为重要的。
与此同时，冯志同已被军统治安组人员扣押并被押往军统总部，新上任的军统重庆区区长周觉民少将正对冯志同进行突击审讯。
事发原因是那天大清早冯志同就离开西桥7号洋楼，悄悄地来到城西11号旧宅院后门口，与刚从已失控的中央监狱逃脱；仍留在这里从事破坏活动的日本军部女间谍河野枝子接头时，被西区军统宪兵联合巡逻组拘捕，而河野枝子却在几个汉奸同伙开枪掩护下乘乱逃脱。
周觉民令冯志同交待通敌罪行。
他否认自己为日本人效劳，一口咬定他早在日本留学时就认识了河野枝子，并和她有过一段交往，完全是倾倒于她的清纯美貌。
这样的供述显然有破绽，令余文乐难以置信。
审讯一会儿后，他失去耐心，令部下对冯志同实上刑。
一壮汉将双臂被反绑住的冯志同踢倒在地，皮靴踩住他后背。
他嚎叫起来，连说愿招供，接着供述了他在两三年前确实是汪精卫傀儡伪政府的交际处长，只因觉得当汉奸遭同胞唾骂，没前途才弃暗投明，离开南京来重庆为政府效力。
他确实是浙江湖州人，父亲与陈其美，陈其采是世交，但因他少年时赴日本留学，陈其采并未见过他，只知道他确实是书香名门冯启泰的二儿子，但他的履历都是编造的。
冯志同坦承他因受日谍拉拢引诱才当了汉奸。
他担心如果如实向当局说出实情肯定就进不了机密的密码检译所。
余文乐震惊不已，他弄不懂的是冯志同脱离日伪政权来南京为何不改名换姓，仍用原名，却又作了整容？
这显得很矛盾。
当余文乐提出这个问题时，冯志同愁眉苦脸，答非所问， 惟一的解释是他如不沿用原名则陈其采肯定生疑，也不会为他进入机密部门提供政治担保云云。
余文乐心想国军主力在南方战场节节失利，正在西撤，陪都即将面临日军空袭攻城之战，留着这个懂得密码技术又精通日语的家伙必是后患，干脆将他枪毙吧。
然而一直保持沉默的重庆区区长周觉民少将开口了，他力言需谨慎行事，因为戴笠临离开重庆时对他有过私下交代：抓住有重大案情的日特应押往歌乐山由他亲自处置，不可擅自处死。
第四十六章。针对性的斗争
一。
迫于战线太长，兵力，物力不足，日本改变了“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侵华战略，军事进攻重点放在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对国民党转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用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作为诱饵，企图实行其“以华制华”的目的。
而英美对日采取了绥靖政策，极欲要作为调停者，不惜以牺牲中国抗战的代价来维持所谓和平。
在此气候下，国民党开始转向。
亲日派汪精卫公开投敌，而英美派蒋介石则走上了消极抗日，积极*的道路。
1939年1月，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上，确立了“防共，溶共，限共，*”的方针。
抗战爆发后形成的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蜜月期结束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裂痕。
正是在这抗战时局的转折时刻，*中央决定，在重庆秘密成立南方局，代表*中央全面领导南方国统区和沦陷区中党的工作，与国民党直接对话。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很难单独承担起抗战的重任，联合抗日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唯一选择。
然而，蒋介石虽然从未公开投降，但是他对抗战的态度是动摇的，并暗中与日本谋求妥协，商谈共同*事宜。”
李明浩说，南方局驻守重庆的意义，就是创造性地执行来自延安的抗战政策和方针，一次次把摇摆不定的蒋介石拉回联合抗战的正途。
“虽然是秘密存在于重庆，还不能公开活动，但南方局仍然拥有了最有力的*武器—舆论。”
李明浩说，南方局通过新华日报的宣传阵地，及时揭批国民党的真面目，同时广交朋友，南方局加强了对国民党，各*党派，文教界，工商界，地方实力派等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
南方局发展了进步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孤立了顽固势力，并利用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外国使馆和新闻机构聚集的优势，进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得到了国际舆论的支持。
二．
“我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蒋介石抗日是被迫的，为了防止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党有必要搜集国民党的情报，及时了解其*意图和活动，进行针对性的斗争。”
周恩来，董必武对肖锐锋分析说，朱家骅已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肖锐锋要利用在中统，曾经有一段是朱家骅“老部下”的关系，要求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继续为党做情报搜集工作。
肖锐锋所获得的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再由已成为他妻子的梅雪兰送出，直抵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的手中。
国民党对抗日的三心二意，对共产党的两面三刀，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了然于胸，避免了工作的被动，进行了针对性的斗争。
“每次国民党偏离联合抗战的方向，南方局就会发动舆论进行强烈谴责，自诩‘抗战最高统帅’的蒋介石，也就不敢在积极*、消极抗日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李明浩说，正是有了南方局忍辱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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