妃一根汗毛。这个女人最后落到清军手中，被当成受优待的皇族，结局可能还不错。
还有那位在“移宫案”中曾骄横不可一世的李选侍（西李），就更是命大福大，不仅平安度过了甲申这一劫，而且还好好地活到了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
历史的细节，哪里有什么公平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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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可不是好对付的（1）
魏忠贤在内廷和后宫横行霸道，所遇到的抵抗很微弱。王安虽有威望，但为人性格疏阔，心肠软，太低调，不似老辣的政治人物，被魏施以诡计轻松干掉。后宫的娘娘们更是缺乏###经验，无法招架客、魏这一对恶狼。
但是想要专权，仅仅摆平了宫里边还不够，因为明朝的中枢行政实行的是二元制，皇帝和司礼监掌握一部分，另有一多半的政务，是掌握在外廷大臣手里的。就政务的透明度和民主化来说，明朝要远超过以前各代。因此，魏忠贤必须在外廷也要打开局面。
说到泰昌帝和天启帝初年的外廷局面，可以说是最不利于魏忠贤这样的“大珰”胡闹的了。因为那时候，有个势力庞大的“东林党”。
东林党，这个名字很响亮，与“正人君子”几乎是同义词。
在这个名头下，聚集着一批赫赫有名的正直廷臣，比如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赵南星、郭正域、叶向高、孙慎行、邹元标、刘一璟、韩獷、周嘉谟、周朝瑞、杨涟、左光斗等。这样的正直之士，只要朝中有一、两个，就够魏忠贤喝一壶的了，何况在天启帝之初，他们盘踞了各路要津，深受泰昌、天启两代皇帝信任，势力正盛。甚至史书上有一个成语，似乎就是专为他们而创制的，叫“众正盈朝”。
东林党，巍然挺立。看魏忠贤挟起的滔天浊浪，如何能击垮这正义的大堤！
老奸巨猾的阉竖，也遇到头疼的问题了。
在这里，我们先略回顾一下东林党的来历。
“东林党”并不是这个政治集团的自称，最初，是他们的政敌叫开的。这里的“党”，那时也不是一个好词，其意与“沆瀣一气”差不多，也就是现代俗话里的“抱成团伙”。东林党人当然不能接受这一蔑称，反讥对方为“邪党”。但是这一政治集团总要有个名称，后来的人们习惯了，也就以“东林党”名之，渐渐地，最初的丑化意义就消失了。
东林党的得名，源远流长。追溯到最早，是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与顾宪成有关。
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无锡泾里（今无锡县张泾）人。他家境穷苦，老爹是开豆腐店的，但他人穷志不短，从小以学为乐，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考取进士。入仕途之后，从户部主事做起，后任吏部文选司郎中。这是个主管官吏迁升、改调的司局级位置。
顾宪成素来直言敢谏，不阿权贵。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有病不起，举国都设醮坛为之祈祷，官员们都要掏钱。顾宪成独不赞成。别人怕他得罪当道，替他出了钱，把他的名字写在祈祷词章后面。他得知后，飞马赶去，亲手抹掉自己的名字，以示绝不趋炎附势。
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因为上疏为常洛争太子名分，以及推荐的入阁候选人名单不合上意，触怒了万历皇帝，被削职，回了无锡老家。
罢官之后，他致力于研究学问，四处讲学，反而步入了人生最辉煌的阶段。
万历后期，朝政败坏到不成样子。那时丧心病狂者多，心灰意冷者多，醉生梦死者多。顾宪成却傲立浊世，一反王阳明的“无善无恶乃心之体”说，直面人世，不当驼鸟，力求挽救危局。
他有一句话流传后世，足以振聋发聩——
“即使天下有一分可为，亦不肯放手！”
其时，“宪成既废，名益高”，慕名前来求教的人极多。他不论贵贱，一视同仁，以至于小小的泾里镇上，连祠堂、客栈和周围邻居家都住满了求学者。如此，住宿处还是供不应求，顾宪成就与兄弟就在自家宅边造了几十间书舍，供来人居住。夫人朱氏则给学生们烧饭做菜，学生来此，如归家中。
泾溪南北，昼则书声琅琅，夜则烛火辉煌。那也是末世的奇景了——有一部分人因苦闷而苦读，以求精神上能找到一扇窗子，甚至一些素有才名的学者，也争相前来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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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可不是好对付的（2）
顾宪成讲学的足迹，遍及苏州、常州、宜兴。他还常与吴中名人聚会于无锡惠山“天下第二泉”，讲学议政，指点江山。
东林书院在顾宪成的经营下，讲学活动渐成规模。他此时感到有必要设置一个讲学大本营，进而对全社会产生影响。大本营的选址是现成的，无锡县城东门外有一所旧时的东林书院，是宋代学者杨时的讲学之地，可以利用。但房舍因年久失修，多有坍塌。顾宪成与其弟允成遂倡议修复书院。
他们的主张得到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无锡知县林宰的支持。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四月十一，重建工程开始，至九月初九告竣，共用白银1200多两。首倡顾宪成捐银最多，官员和缙绅也多有捐助。
当年十月，顾宪成与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即所谓“东林八君子”）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成立了最初的学术团体。来此讲学者，多为失意的中下级官员，因是官场过来人，对时弊也就看得更为透彻。他们崇尚“实学”，锋芒毕露，所虑皆天下家国事。
书院大门上的一副对联，则成为万古绝唱——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将分散的游学变为组织化的讲学。书院广招学员，不分尊卑、不限地域、无论长少、学费全免。讲学内容以儒家经史为主，兼及自然科学知识与应用管理学。讲学的形式也不拘一格，演讲中间还穿插诗词朗诵。主讲者随时回答学生的提问，有时还开展集体讨论——这已经具有现代学院的气氛了。
在明末颓靡之时，这无疑是开了一代新风。“东林”一词顿成时髦，天下影从，四方云集，每年的大会有时多达千人。书院实际上成了一个舆论中心，并由学术团体逐渐发展成为政治派别。随着“东林名大著”，顾宪成也被人尊称为“东林先生”，成为影响力巨大的一代精神领袖。
东林学人在讲学之余，经常“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指摘当道者之愚，忧心于天下汹汹之民变的征兆。其影响到达京师，部分正直官员也与之遥相呼应。顾宪成的许多学生也陆续走入官场，同气相求，在朝中形成了一股较大的政治势力——这就是天启初年“众正盈朝”的远因。
——社会是熔炉不假，但它不可能将所有的道德良心化为渣。当一个社会腐败到极致时，就会煅打出铁一样绝不屈服的人物！
然而，好事多磨，历来是我们民族的宿命。
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东林书院受政局牵连，开始陷入困境。当时廷臣中围绕亲东林党的官员李三才的褒贬，掀起了大政潮，就他能否入阁的问题发生激烈党争。掌京畿道的御史徐兆奎首攻“东林党”结党营私。不少士人心生惧意，不敢再与东林书院有瓜葛。
顾宪成则不改初衷，独力支撑，一年一度的东林大会也照旧进行。
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是例行的京察（考察京官政绩）之年。是时，尽管有东林党人首辅叶向高主持其事，希图化解纷争，澄清吏治，但万历皇帝仍听信徐兆奎的一面之词，对东林官员实行打压。这次京察之后，邪党成员趁势而上，纷纷占据要津，朝局愈加恶浊。
这时参加东林聚会的人数也呈现锐减之势，仅“二三真正如苍然隆冬之松柏”者而已。次年，顾宪成抱恨去世，享年62岁。留有著作《小心斋札记》、《还经录》、《证性篇》、《东林商语》等。
明代的士风，也就是廷臣的节操与风气，到嘉靖初年还都比较正。经过嘉靖一朝的乌烟瘴气，士风开始大坏。官员们徇私舞弊、道德沦丧，居然都不以为耻了。
就在东林党崛起的过程中，一批品质污浊的官员也纷纷结成“党”，时人往往以他们的籍贯名之。比如，宣党——首领为汤宾尹（宣城人）；昆党——领袖为顾天峻（昆山人）；齐党——有亓诗教、周永春、韩浚、张延登等人；楚党——有官应震、吴亮嗣、田生金等人；浙党——有姚宗文、刘廷元、沈一贯、方从哲等人。其中以浙党的势力最盛，沈、方二人曾任内阁首辅。而齐、楚、浙三党又以科道官员（监察官员）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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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可不是好对付的（3）
这些“党”虽然彼此之间也偶尔互掐，但在对付东林党的问题上却是一鼻孔出气，不分你我。他们“声势相倚，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明通鉴》）。
在万历末年，东林党与邪党互斗，波澜迭起。双方激烈纷争的焦点有三个——
一是“争国本”，也就是皇长子常洛的太子名分问题。东林党是拥护常洛的死硬派，拼死抵制了郑贵妃想立自己儿子福王为太子的图谋。此后又有“三大案”之争，也都是由万历死后皇帝谁来做这个敏感问题派生出来的。
二是“李三才入阁”之争。李三才的资历比较老，是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的进士，曾以右佥都御史总理漕务，历任凤阳等地的巡抚，《明史》称赞他“英迈豪隽，倾动士大夫，皆负重名”。他有名望，有务实能力，亦有正义感，曾劝谏万历撤销为害百姓的矿税太监。顾宪成在吏部的时候，就曾力荐他入阁。但是邪党一哄而起，给他加了“贪、险、伪、横”四大罪名，说他“借道学为名”，“党与日甚”（《明神宗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