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吕相国在秦国的地位，用他做跳板，是抵达君王身边的最佳途径。果然，在得到吕相国赏识之后，他顺利地担任了嬴政的侍从人员。这样的位置，拥有数不清的游说机会。在一个最得当的时候，他完成了扫除天下建议的表达，并赢得了君王的认同，升官做了长史，相当于相爷府上秘书们的头目。
一向说参谋不带长，放屁不带响。秘书也是同样道理。从此参赞国家机务，成为小李同学的日常工作。而嬴政采纳小李的建议，派遣谋士携带大笔基金，前往诸侯各国，对各国的名士，贪图钱财的实施收买，不肯的就利刃伺候，再加上名将率领的秦国精锐部队跟随其后，胡萝卜加大棒，从根本上瓦解了六国君臣的合纵计谋。
吕相国在君王的设置下，终于识趣地自裁，结束了恩德施受的恶性循环。这在他和君王，都是解脱。至此，年轻君主登基后初试锋芒的政治处子秀，取得了相当的阶段性成效。
而在嫪毐叛乱被诛之后，嬴政曾经下令驱逐外籍官员，小李在被逐路上上书，列举秦国历史上著名的外籍能臣，以他秦代惟一作家的文采，说服了君王，并协助君王，用20多年的时间，终于兼并天下，他自己也由卿而廷尉而丞相，终于抵达人臣的最高境界。不过，在庚辰龙年，他虽然已是君王倚重的股肱，官职目前还是廷尉，国家司法方面的最高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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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水德（1）
实现大一统之后第一个被提上的议事日程，便是帝号问题。所谓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由丞相御史大夫和廷尉等枢密大臣构成的领导小组，在听取了专家的意见后，借鉴天皇地皇泰皇中泰皇最为尊贵的说法，建议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的陛下，采用泰皇称号，而相关的行为也随之确认专属称谓，命为制，令为诏，而天子自称朕。
嬴政毕竟是政治家，在听取建议的时候，十分注意集思广益名义下的自我表达。因此，在其他如议的基本肯定之下，将泰皇的说法，修改为去泰留皇，后边再加一个上古就有的帝字，于是，流播几千年的皇帝称号，冉冉诞生了。
同时，皇帝还以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属于子议父臣议君的大不轨，甚无谓，因此废除谥法，自号始皇帝，之后则数字排列，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传之无穷。
废除谥法应该说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预案，从根基上规避了所有人对自己的可能评价。大约，他可以感觉到，以军事强权的辚辚碾踏实现的大一统，并没有顾念被统一国家君臣上下的意志，从不给他们选择制度的权利，因而被后人非议势所难免，后来时常发生的暗杀事件，足以证明这种担心是大有根据的。而废除谥法，起码从官方管道，断绝了后来人对自己的非议，褒扬不希图，而恶名则彻底灭于无形——应该说，这一点他的确达到了，无论哪家编纂的正式历史，尽管有正反两方面的不同评价，但他的帝号称谓，真的没有添加上任何寄寓褒贬的无谓字样，而只有开天辟地意味的始皇帝，代代名垂。
只是，所谓的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传之无穷，实在属于打手铳一样的自我安慰，显得十分浅薄，的确如后世所说，是愚蠢的行为，比起替代他的汉家皇帝，日复一日，安敢远期千岁乎的聪明，全不像是帝王尤其是千古一出的帝王该说的话。
帝号确定之后，便是与新王朝配套相关的礼仪制度。首先，以五行的生克终始，以前朝周的火德，从而选择确立火德不能战胜而又专门能够克灭它的水德，而早年秦文公曾获黑龙的故实，正是祖宗那里就可以证明的水瑞吉兆，因此它作为本朝的五行标志，顺理成章。
随后的变动，则是将前朝建子的十一月为正，变为建亥的十月为岁首，诸侯大臣们对皇帝的朝拜，就在本月的第一天。衣服旗帜的国家颜色，也根据五行配置五方五色的惯例，以黑为尊贵。数字也以与水相对应之六为计量单位，譬如符节，冠冕，车轴的宽度，马匹的用度，都以六为名，甚至人走路的步幅，也可以傅会进来。黄河也更名为德水，从而体现水德的发始。而水主阴，体现的是刑杀，于是本朝的执政风格，也因此主张刚毅暴戾，严刑峻法，从重从严，不存赦免，不讲究仁慈宽和，以配合五德的水性。
其实，五行的生克，原本属意的，只是与前朝的替代关系，礼仪制度，不过是关联而及，让臣民们从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生活中，能够时时感觉到新朝的不同气象。但由此能够生发出政治风格掌控的天赋理由，则是出乎一般意料的超凡理念。
实在说，周朝的崩溃，诸侯的失控，在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之后，天子对庞大国家的控制，似乎是不能以仁慈宽和来达到的。即便兴亡不关百姓，但那些失去国家的诸侯孑遗，是不会甘心在郡县里面偷安的。而这些不安分元素，完全有机会，利用军事残灭中的普世怨恨，挑起局部乃至全国造反的祸端。而将这些祸端的苗头及时予以扼杀，在民主体制远未诞生的那个时代，大约只好是仁慈宽和的反面了。于是，刚毅暴戾，严刑峻法，从重从严，不存赦免，成为皇帝不能不选择的选择。有时候，解决统一后的问题，比解决统一的问题更难。在统一之后稳定压倒一切的前提下，上述选择，无疑是政治上正确的。
当然，自孝公用商鞅之说，变法修刑，百姓在三年苦之之后，皆以为便，因而秦的严刑峻法治国，其来有自。而且在剿灭六国，成就一统的历程中，未必没有它的激励作用。而往更早了追溯渊源，老祖宗的皋陶，便是以五刑为依托的司法先驱。现在，皇帝只是将祖宗传下来的家法，加减之后变成了国法，或者更确切地说，由诸侯之法递进推广为天子之法。
龙年·水德（2）
应当说，皇帝并没有隐瞒甚至还在在昭彰地公示自己的这种政治理念，其中或许有震慑百姓的居心存焉。而竟然能从五行的角度，对这种时也势也才决定出的执政风格，进行逻辑上的有理推断，将政治统治的手段阐述出天赋天理来，大有替天行道的正义味道，真的要佩服这史上第一个皇上，果然不愧千古一帝的评价。
接下来的，是远比帝号礼仪之类更为至关重要的政权统治方式。在御前的听证会上，以丞相为首的群臣，均主张派遣皇帝的子弟，担任王侯，继续前朝的分封制度。但这样的承袭，其实并不利于六王伏辜之后大一统国家的局面。从本土后来的历史可以证明，要想建立中央集权，保障天子的权力效力能够得以充分表达，不选择分封，该是明智的。虽然历史不可以假设，但历史的确可以提供一些现世的证明。以血缘继统为基础的分封世袭，十分容易从地缘培育另立中央的活思想，虽然从理论上，大家都是同祖同宗的一家人，属于一棵树上长出的树林，但在政治权力的追逐上，渐行渐远的亲情，并不影响异己念头的丛生。
而抛弃血缘的政治制度，实际上是从根本上保证了血缘的惟一性，地方官员的派遣制度，直接根除了世袭导致的权力在地缘方面的分解游离，是天子可以直接控制的爪牙，由此的确可以达到后世所谓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收放自如的全盘局面，天子也才真正可以致驭万民。而汉代为了集权，调控分封于诸侯子弟手里的地缘政治权力，实在宛如与虎谋皮，诸侯为乱，国家动荡，需要付出的成本，果然十分巨大，足以从后来的反面，证明分封的利害。
其实，只要能够琢磨到皇帝对权力控制的热烈执著，便不难揣摩到两种制度彼此性价比的高下。但是这种理论上的不难，现实中却需要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判断，你要能够体味到权力和血缘子弟之间，皇帝的真正取舍。所以当此时也，敢于发表不同政见的李斯，整个秦朝，只有一个。他说：
周文王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传说周武王伐纣灭殷之后，子弟功臣，亲疏远近，分封了八百多个诸侯国家，这些取得地域控制权力的大小长官们，盛衰消长，强者坐大，弱者消亡，领土方面的欲望，远甚于所谓的亲情，利益面前，很容易成为冤家仇雠。而缺乏地域控制力的周天子，凭借没有丝毫统治力量的道德规范，不但失于控制，最终还难逃被吞并的下场。
在建立起大一统的国家之后，传统意义上的分封，其实几乎就是诸侯的地方自治，对天子代表的中央，可以有不听招呼的弹性权限；制约他们的，似乎只有在政治领域并没有什么约束力的道德自觉。因此，在这场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中，分封与郡县的政策面倾斜，明眼人都是豁然的。
而郡县制度，当然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而是与分封早就交错存在的。国家目前面临的，倒未必是创立一个完全新鲜的什么东东，而只是在新的国家版图上，究竟哪个需要从制度角度得到明确的肯定，覆盖面积更为广大的问题。
其实，所谓制度，只是利弊权衡之后的选择，选择者在意的，无非是于他而言正面负面效果的均衡，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制度本身，实在无所谓对错正误。
李斯的理由具有说服力的地方，是在提出了赏赐子弟功臣的善后解决办法之后，强调郡县制度不但在建立新王朝改天换地之际，十分方便更新变易，而且尤其是保障天下安宁的必须手段。这一点实在击中了皇帝心中的要害，不愧日后成为总干事的睿智，几几乎是领袖身边的文胆了。
于是，该建议当然遭到了皇帝的强烈认同，在一番侯王正是天下苦斗不休根源所在的声讨下，天下初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