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夏读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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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读史记- 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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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假如真的做到了上述业绩,那她以灭绝师太的铁幕风格,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杀掉几个凤子龙孙,而终于置换得执政方面的天下晏然,百姓富足,以民贵君轻的天平度量,即便她在德行上有所缺损,那这德也缺得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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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埂上的天鹅
尽管都是鸟,但天鹅总是比其他的鸟更容易遭到人们另眼的看顾,虽然从分类学角度,天鹅和家鸭的祖宗绿头鸭都是鸭科的嫡亲同门,但当芸芸细民以及寥寥英雄大人物们表达自己的活思想时,偏偏还是喜欢只拿天鹅说事儿,而不屑于绿头的什么鸭。细民不用说,最惦记的只好是吃,所以就用阴沟里的癞蛤蟆作替代的喻体,暗示自己的口腹之于它肉体的迫切欲望;而论到英雄大人物,自然再不肯仅仅从饮食男女的本能思路下手了——老话里倒是有英雄难过美人关的提示,但落实到天鹅,该提示就显得有些狭隘了。
  

田埂上的天鹅·偶然(1)
2200年前的某个晌午,一位打短工的年轻人,在地头田埂上歇脚。天气炎热,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枯燥劳作也越发显得乏味,腰酸背痛,心中不免焦躁,肚皮里一股郁闷鸟气涌将上来,冲口恨恨道:日后谁若发迹,别忘了这帮兄弟。大伙听了哄笑,说:你个扛活儿的能有什么发迹?年轻人只好叹一口气: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这是标准的马迁大哥写法。但凡英雄人物,没发达时,大多有如此感叹,譬如看见秦始皇帝,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是,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种种。这两个加上那打短的年轻人,后来都凭借造反,遭际了天大的富贵。
  那年轻人,自然是揭竿举行史上最著名起义的陈涉或曰陈胜。那叹息中的鸿鹄,便是古代劳动人民对天鹅的称谓。不过,英雄人物毕竟不同凡响,他们着意的,果然不是该鸟肉体的滋味,而是它的不浴而白一举千里横绝四海,所以担任农作物操作的那时陈大哥,劳动的目的固然是为肚皮生计,但他的惆怅,虽然直击的标靶和细民一样,归结到叫作鸿鹄的天鹅身上——很凑巧,那时候射箭的靶子,正好也写作鹄——可直击的取向,则远比肚皮温饱的基本诉求要紧许多。这才是英雄之所以为英雄的所在,或者说,细民们惦记的只是宰杀刀俎之上的鸿鹄;而具有鸿鹄之志的英雄们,刀俎之上安置的,却是可以让他们天鹅一样纵横捭阖的天下——所谓宰天下者是也。
  司马贞说:胜立数月而死,无后,亦称“世家”者,以其所遣侯王将相竟灭秦,以其首事也。然时因扰攘,起自匹夫,假托妖祥,一朝称楚,岁历不永,勋业蔑如,继之齐鲁,曾何等级,可降为“列传”也。
  类似关于规格档次归属的官司,其实并不止此。譬如对归入本纪的项羽,这位也姓司马而为《史记》索隐的仁兄,也表示了同样不满,以为:项羽崛起,争雄一朝,假号西楚,竟未践天子之位,而身首别离,斯亦不可称“本纪”,宜降为“世家”。
  不过,司马迁把陈涉归入次于本纪高于列传的世家,恐怕不能仅仅以为是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观念例证。当然他的确说过,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道而陈涉发迹。将绝对底层草根出身的陈涉和背景超越平凡的汤武孔圣排比同列,确乎令人感觉耳目新鲜。但细细揣摩之下,感觉他更多的,还是把这位陈姓大哥,看作是因时而起推翻一个旧世界的首义人物——当然他并没有如汤武孔圣一般建立起某种意义上的新天地。
  而且,响应陈涉起事并终于宰得天下的高祖刘邦立汉之后,特意安置陈涉守冢十家于砀(《陈涉世家》所言三十家,恐误),规格已经等同于秦始皇帝、魏安釐王、齐缗王、赵悼襄王这些个货真价实的君王,理由虽然都是绝而无后,但却明确高出没有做过君王的信陵君魏公子无忌(守冢五家)。
  所以,后者归入列传,而陈大哥进入世家,其实是某种汉家官方意愿的体现。也许这种体现未必自觉或者不自觉,但统治阶级的思想,终于是潜移默化触及每个人灵魂的统治思想,伟大如马迁大哥也一样难以免俗。至于汉家给陈涉的谥号曰隐王,自是透露出许多前科的底细。谥法云:不显尸国曰隐。尸者主也,主国而不显,就是功业不够彰显的意思,但国毕竟是主过的。所谓岁历不永,勋业蔑如是也。另外,隐,哀也。也表露了汉家天子对陈大哥平视角度的绝对同情。
  实在说,尽管陈大哥久已立下天鹅宏愿,但大泽起事,大约未必是他所意料之内的发迹着陆点。世家里说,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这样看来,他的被征调戍边,具有相当的偶然性。所谓发闾左,就是征调住在里巷左边的居民。适戍就是发配戍边。按照秦的规矩,拉壮丁的录取标准,采用的是一种叫七科谪的办法,也就是划定七种人,作为不能推脱逃避的充军资格。七种是:有罪的官吏,逃亡的罪犯,入赘的女婿,有市籍的商人,曾经有过市籍的人,父母曾经有市籍的,祖父母曾经有市籍的。
  

田埂上的天鹅·偶然(2)
前两者都是戴罪之人,不必讨论,可赘婿有些莫名其妙。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那时但凡做倒插门女婿的,大多是穷得立不起身的,而且入赘便意味着变更祖宗,替别人传宗接代,基本算是数典忘祖的叛徒,无疑是一种罪过,所以养老女婿在那时的社会公众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另类,天赋的红字,捉去送死,起码比别人更有些道理。
  最让今天人看不懂的,还是所谓拥有市籍也即营业执照的商人们,因为七宗罪里,他们便占据了四席,比重竟然达到了57%+。
  依然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在前工业时代,农耕是国家第一要义,没粮食吃,人就有生存危机,一切都不再具有意义,尤其在大一统的国度里,更是如此。所以,农业被称作根本。而囤积居奇,贱买贵卖,投机倒把,并不是真正的生产,带来的只是额外的效益,滋润了奸诈之人的荷包,劫夺了诚实农人的劳动,还腐蚀了社会朴素的风气,颇不利于国家法度的掌控,所以叫做末,所以抑商几乎是农业文明时期始终不变的永恒主题。始皇帝的发迹,尽管遭到了商人的大力扶持,甚至没有商人某便没有他的江山资格。但如果政治太讲究良心,就会跌跤子,甚至人头落地,所以他的选择,不论在社稷在一己,都是政治上绝对正确的本末博弈。
  但商业又的确是国家经济不可或缺的元素,于是,对不得不存在的市籍人群之压抑乃至追溯三代的压抑,就不能不是变通平衡的必须成本。他们不但要交纳市租,担负赋税,而且又是征发从军服役的当然人选。到了夺取秦始皇帝江山的汉高祖,不亏欠商人什么暧昧勾当,又是海内平定,充军戍边的额度趋于走低,对他们便追加上不得坐车骑马不得穿丝绸衣裳不得携带凶器子孙不得作官的种种硬性限制——始终还是抑。
  回到陈涉的壮丁机会上。陈大哥虽然是穷汉,但其不属于市籍乃至七科之类无庸置疑,所以本不在通常的征调之列。但在二世的元年,国家境内七科之辈已经征调罄尽,而最高首长的政治需求却并没有及时罄尽,于是只好采取这种看起来十分偶然也十分没有道理的发闾左手段,划下硬性指标,强制单边执行。设若陈大哥当时偏巧住在闾右,或者二世长官的指标就是发闾右,那么这段发迹的偶然,也许就落到别的什么大哥身上了,或者就断送了发迹也未可知道。然而,历史的轨迹,有时候就是由偶然和没道理组装起来的。
  关于闾左,一向有众多解释,譬如复除者居闾左,譬如凡居以富强为右,贫弱为左,等等,皆被以为不足信,所以陈大哥的偶然,依然成立。
  该说陈哥的鸿鹄志愿确实是有根底的。因为他和另外一位发迹的伴当吴广,当时被任命为屯长。屯长不是类似村长的农村基层干部,但也是行伍中绝非最底层的军官。鉴于秦的资料缺失,借助汉的官制,《后汉书》上说,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二百石在秦的官员品秩上,可以略略等同于县丞或县尉。那是县长的辅佐,不恰当的比,该是相当于县里的大局局长或N个局的局长集合,因为那时候没后来那么细致繁多的官厅,丞和尉的权限自然不小。甚至在清代,县丞是正八品;而唐代的县尉,通常是进士出身的人初任之官。这样比照下来,陈哥和吴伴当,自然都是拥有一定阶级的,起码在九百人戍卒里,是带兵的人。在世家的故事叙述中,后来陈哥和吴伴当并杀两尉,而没有再提起有其他的屯长,于是可以推断,除了那两个短命的尉,这哥俩就是九百人里面的最高长官了。
  而敦促哥俩杀掉两尉的动机,按照世家里的说法是: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于是才有的二人密谋,才有所谓“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的原始动议。但类似的故事则有不同的选择。
   。。

田埂上的天鹅·大名(1)
在相当于汉朝创世纪的《高祖本纪》里,有如下记载: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郦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
  刘邦以亭长的身份解送县里的苦役犯到骊山给始皇帝修坟,苦役犯们都有冉阿让一样的挣脱意识,因此纷纷潜逃。刘亭长估计抵达皇上坟墓工地时,大伙都得跑光,于是便借一次夜宴的机会,主动提出解放大家,并且表态,诸位走后,俺也跟着失踪也。
  传说就在这次的告别宴会上,遭到释放的苦役犯们,准备的食谱,便是两壶酒,以及鹿肚、牛肝各一的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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