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海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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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海1949- 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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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投降后,刘玉章代表中华民国政府率领五十二军参与越北的接收。按照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命令,“在中国(满州除外)、台湾及北纬十六度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境内之日本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及附属部队应向蒋介石元帅投降”,因此去接收越南北部的是中国国军。
  时间,几乎与七十军跨海接收台湾是同步的,五十二军在接收越南之后,接到的命令是,立即搭舰艇从越南海防港出发,穿过台湾海峡,赶往秦皇岛去接收东北。
  和七十军肩负同样的任务,走过同样的八年血战、南奔北走,穿着同样的国军棉衣和磨得破底的鞋,同样在横空巨浪里翻越险恶的台湾海峡,五十二军的士兵,却是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刘玉章的回忆录里:
  船过台湾海峡时,风急浪大,官兵多数晕船,甚至有晕船致死者,乃由船上牧师祈祷,举行海葬礼……
  忆前在越南接收时,因战争影响,工厂关闭,无数工人失业,无以为生,曾有数百人投效本师。是以越南终年炎热,人民从未受过严寒之苦。本师开往东北,时已入冬,御寒服装未备,又在日益寒冷之前进途中,致越籍兵士,冻死者竟达十数人之多,心中虽感不忍,亦只徒唤奈何。
  刘玉章充满不忍的文字告诉我的是,啊,原来习惯在陆地上作战的士兵,上了船大多数会晕船,而且晕船严重时,也许原有的疾病并发,是可以致死的;原来一个一个的士兵,各自来自东西南北,水土不服,严寒或酷暑,都可能将他们折磨到死。那些因横跨台湾海峡而晕船致死而被“海葬”的士兵,不知家中亲人如何得知他们最后的消息?在那样的乱世里,尸体丢到海里去以后,会通知家人吗?
47,草鞋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七十军的老兵,在台北温州街的巷子里,就是林精武。
  所谓“老兵”,才刚满十八岁,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经飘洋过海成为接收台湾的七十军的一员。
  “在登陆舰上,你也晕船吗?”我问。
  他说,岂止晕船。
  他们的七十军一零七师从宁波上了美国登陆舰,他注意到,美国人的军舰,连甲板都干干净净。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热情的美国大兵请中国士兵免费用,尽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着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岁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岁来自密西根的小鲍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驶向福尔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乌乌的怪物”,浅尝了几口,美兵大声叫好。
  兵舰在海上沈浮,七十军的士兵开始翻天覆地呕吐:
  头上脚下,足起头落,铁锈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内而外,天翻地覆,船动神摇……吐到肝胆沥尽犹不能止,吐的死去活来,满捡金星,污物吐落满舱,还把人家洁净的甲板弄得肮脏,恶臭,真是惨不忍睹。
  这个福建来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肠寸断,一面还恨自己吐,把美国人干净的甲板吐成满地污秽,他觉得“有辱军人的荣誉,败坏中华民国的国格”。
  打了八年抗日战争的七十军士兵,在军舰上个个东歪西倒,晕成一团。林精武两天两夜一粒米没吃,一滴水没喝,肚子呕空,头眼晕眩,“我在想,这样的部队,还有能力打仗吗?然后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
  扩音器大声传来命令:“基隆已经到了,准备登陆,为了防备日军的反抗,各单位随时准备作战。”
  全船的士兵动起来,晕船的人全身虚脱,背起背包和装备,勉强行走,陆续下船,美军在甲板上列队送别。林精武边走下码头,边觉得惭愧:留给人家这么脏的船舱,怎对得起人家!
  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一堆小山一样的雪白结晶盐。福建海边,白盐也是这样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凑到嘴里尝了一下,失声大叫,“是白糖!”大陆见到的都是黑糖,这些士兵,第一次见到白糖,惊奇万分。一个班长拿了个脸盆,挖了一盆白糖过来,给每个晕头转向的士兵尝尝“台湾的味道”。
  在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车站附近;日本侨民,在苦等遣返的船只送他们回家乡。
  七十军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战中自己出生入死,故乡则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见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动起来,在码头上就无法遏止心中的痛,大骂出声:奸淫掳掠我们的妇女,刀枪刺杀我们的同胞,现在就这样让他们平平安安回家去,这算什么!
  “我还听说,”林精武说,“有两个兵,气不过,晚上就去强暴了一个日本女人。”
  “就在那码头上?”我问。
  “是的,”林精武说,“但我只是听说,没看见。”
  林精武离开故乡时,脚上穿着一双回力鞋,让很多人羡慕。穿着那双父母买的鞋,此后千里行军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达基隆港时,鞋子已经破底,脚,被路面磨得发烧、起泡、肿痛。
  军队,穷到没法给军人买鞋。有名的七十军脚上的草鞋,还是士兵自己编的。打草鞋,在那个时代,是军人的基本技艺,好像你必须会拿筷子吃饭一样。
  麻丝搓成绳,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条绳子要拉得紧。下雨不能出操的时候,多出来的时间就是打草鞋。七十军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条麻绳,一条绑在柱子上,一条系在自己腰间,一边谈天,一边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来穿去,一会儿就打好一只鞋。
  只懂福建话的新兵林精武,不会打草鞋。来自湖南湘乡的班长,从怎么拿绳子开始教他,但是班长的湖南话他又听不懂,于是一个来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奋勇,站在一旁,把湘乡的湖南话认认真真地翻译成湘潭的湖南话,林精武听得满头大汗,还是打不好。他编的草鞋,因为松,走不到十里路,脚就皮破血流,脚指头之间,长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后只好交换:十八岁读过书的福建新兵林精武为那些不识字的湖南老兵读报纸、写家书,湖南的老兵,则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问,“台湾现在一提到七十军,就说他们穿草鞋、背雨伞、破烂不堪,是乞丐军——您怎么说?”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头挺胸,眼睛坦荡荡地看着我,“我们看起来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时候,我们的棉衣里还满满是虱子,头发里也是。”
  我也看着他,这个十八岁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直率的“正气”。
  “我们是叫化子军,”他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七十军,在到达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从血河里爬出来的?你知不知道,我们从宁波出发前,才在战火中急行军了好几百公里,穿着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没想过,但是,我知道,确实有一个人想过。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岁的台湾青年岩里政男因为日本战败,恢复学生身分,决定从东京回台北进入台湾大学继续读书。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旧的美军货轮“自由轮”,大船抵达基隆港,却不能马上登岸,因为船上所有的人,必须隔离检疫。在等候上岸时,大批从日本回来的台湾人,很多是跟他一样的大学生,从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见,成批成批的中国军人,在码头的地上吃饭,蹲着、坐着。在这些看惯了日军的台湾人眼中,这些国军看起来装备破旧,疲累不堪,仪态和体格看起来都特别差。甲板上的台湾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开始批评,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这个时候,老是单独在一旁,话很少、自己看书的岩里政男,突然插进来说话了,而且是对大家说。
  “为了我们的国家,”这年轻人说,“国军在这样差的装备条件下能打赢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们要用敬佩的眼光来看他们才是啊。”
  岩里政男,后来恢复他的汉名,李登辉。
  在那样的情境里,会说出这话的二十三岁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怀,应该不同寻常才是?
  
48,你来何迟迟
  在码头、火车旁、广场上伸长了脖子热切等候国军的台湾人民固然无从想像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七十军里头可能深藏着个人的委屈和情感,七十军也无从想象,那鼓乐喧天中挥旗欢呼的台湾群众里头,同样饱蓄着个人的隐忍和创伤,加上五十年的抑郁。
  七十军不可能知道站立在街道两旁列队欢迎的人群里,譬如吴新荣这样的人,是怎么想的。
  东京医科大学毕业,在台南县佳里镇执业的文人医师吴新荣,有写日记的习惯。一九四五年九月间,坊间就已经沸沸扬扬盛传国军要在南部上岸,他欢欣若狂,他辗转难眠。
  九月七日,“闻此十二日中国军要来进驻台南,所以约朋友要去看这历史的感激。晚上洗净身体,饮些金兰,大快。”
  “历史的感激”所表达的是一个在台湾殖民地长大、在日本宗主国受精英教育的文人心中,如何充满被压抑的渴望和一旦释放就澎湃的民族情怀。
  九月八日,激动之余,他在书桌前坐下,拿出毛笔写汉诗。诗的文字天真,感情单纯而心境皓洁如当空明月,彷佛汉代乐府的重现:
  因为昨夜饮茶过多,半夜强睡而不眠。所以起来写信通知黄百禄、杨荣山两君,说此十二日要去台南看中国军来进驻之状况,后写“祖国军欢迎歌”如左记:
  旗风满城飞鼓声响山村
  我祖国军来你来何迟迟
  五十年来暗天地
  今日始见青天今日始见白日
  大众欢声高民族气概豪
  我祖国军来你来何堂堂
  五十年来为奴隶
  今日始得自由今日始得解放
  自恃黄帝孙又矜明朝节
  我祖国军来你来何烈烈
  五十年来破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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