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
……生活是这样地压迫着人们，穷人将树叶吃光了，街头上的乞丐日益增多……我因为国难时艰，人的生死是不能预算的，但在我个人是抱着必死的信念，所以环境驱使着我，我不得不将我剩下的几张照片寄给你，给你做为一个永远的纪念……我很感谢你对我用心的真诚，你说死也甘心情愿地等着我，这话将我的平日不灵的心竟感动了，我太惭愧，甚至感动得为你而流泪……我不敢随便的将你抛弃，我的心永远的印上了你对我的赤诚的烙印痕，至死也不会忘记你……
我已感到的是我还能够为社会国家服务，一直让我咽下最后一口气方罢。这是我最后的希望……我的人生观里绝对没有苛刻的要求，是淡泊的，是平静而正直的。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尽我做国民的义务。
耕手启
六月一日九时第五十二号
这应该是“耕”在战场上写的第五十二封信了。端庄的文体，使我猜想，“耕”会不会是一九四四年底毅然放下了学业、加入“十万青年十万军”去抗日的年轻人之一呢？
那个“芳”，终其一生都没有收到这封信。
离开于老先生的家，我又回到人民广场；那顶着苏联战机的纪念塔，在中午的时分显得特别高大，因为阳光直射，使你抬头也看不见塔的顶尖。我手上抓着几份旧报纸，报导的都是同一件新闻。二零零六年六月四日的报导——围城五十多年之后的事了：
新文化报（本报讯）
“每一锹下去，都会挖出泛黄的尸骨。挖了四天，怎么也有几千具！”二日清晨，很多市民围在长春市绿园区青龙路附近一处正在挖掘下水管道工地，亲眼目睹大量尸骨被挖出……
成百成千的白骨，在长春热闹的马路和新建的高楼下面。人们围起来观看，老人跟老人窃窃私语，说，是的是的，一九四八年围城的时候……
那个年轻的“耕”——他的尸骨，是否也埋在这满城新楼的下水道下面呢？
解放军在十一月一日下午攻入沈阳。“大批大批徒手的国军，像一群绵羊似的，被赶入车站前剿匪总部军法处大厦内集中”。马路上到处是断了手脚、头上缠着肮脏渗血的绷带、皮肉绽开的伤口灌脓生蛆的国军伤兵。
二十八岁的少校政治教官郭衣洞，后来的柏杨，也在沈阳，正准备开办《大东日报》。他看着大批的解放军兴高采烈地进城，穿着灰色棉军服，有的还是很年轻的女性，挤在卡车里，打开胸前的钮扣给怀里的婴儿喂奶。
头几天，解放军对“蒋匪”采宽大政策，准许国军士兵“还乡生产”。于是柏杨穿上国军的军服，逃出沈阳。在山海关附近，看见一个国军，清澈的眼睛大大的，是新六军的少尉军官，断了一条腿，鲜血不断地往下流，双肩架在拐杖上，走一步，跌一步，跌了再挣扎撑起来走。是一个湖南人，对年轻的柏杨说，“我爬也要爬回家，家里还有我妈妈和妻子”。
他，会不会是“耕”呢？
33，卖给八路军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解放军的士兵踩着大步进入沈阳。三年前苏军当众奸杀妇人的沈阳火车站前，几乎是同一个地点，现在地上有一个草席盖着的尸体，尸体旁地面上草草写着一片白色粉笔字：
我是军校十七期毕业生，祖籍湖南，姓王，这次战役，我没有看见一个高级将领殉职，我相信杜聿明一直在东北，局面不会搞得如此糟。陈诚在沈阳，也不会弃城逃走。所以现在我要自杀，给沈阳市民看，给共产党看，国军中仍有忠烈之士。
国军中，当然有“忠烈之士”。譬如说，抗日战争中几乎没有一场重大战役没有打过的“王牌将军”张灵甫，一九四七年被围困在山东临沂的孟良崮——是的，台北有临沂街，它跟济南路交叉。整编七十四师深陷于荒凉的石头山洞中，粮食断绝，滴水不存。美式的火炮钢管发烫，需水冷却，才能发射，士兵试图以自己的尿水来浇，但是严重脱水，人已经无尿。伤亡殆尽，在最后的时刻里，张灵甫给妻子写下诀别书，然后举枪自尽。
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趋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
三天三夜，国军三万两千人被歼灭，胜利的解放军也牺牲了一万两千人。炸烂的尸体残块黏乎乎散落在岩石上，土狼在山沟里等候。山东临沂孟良崮，又是一个尸横遍野、血流满谷的中国地名。
最高统帅蒋介石是从战场上出身的，不是不知道士兵的艰苦。一九四八年一月他在日记中写着：
入冬以来，每思念穷民之冻饿与前方官兵在冰天雪地中之苦斗恶战、耐冻忍痛、流血牺牲之惨状，殊为之寝食不安。若不努力精进，为期雪耻图强以报答受苦受难、为国为我之军民，其情何以慰先烈在天之灵而无忝此生耶。
然后他习惯性地对自己鞭策：
注意一，如何防止将士被俘而使之决心战死以为荣归也；二，匪之攻略中小城市、围困大都市，以达到其各个歼灭之要求的妄想，如何将之粉碎……
我仍然坐在加州胡佛研究院的档案室里，看蒋介石日记。看着看着就忍不住叹息：何其矛盾的逻辑啊。为了“慰烈士在天之灵”的实践方式，竟然是要将士立志“战死”，争作“烈士”。这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相较之下，影响欧洲人的是罗马传下来的概念：战争，是为了制敌，当情势悬殊、敌不可制时，保全性命和实力，不是羞耻的事。太平洋战争在一九四一年爆发时，有多少盟军是整批投降的？新加坡只抵抗了一个礼拜，英澳联军司令官就带领着近十万官兵向日军缴械了。
在沈阳火车站前自杀的军官，如此悲愤，难道不是因为，他看见得愈多，对自己的处境愈觉得无望？战场上的胜负，向来都仅只是战争胜败的一小部分而已，战场的背后，是整个国家和政府的结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法治的、教育的……这个绝望自杀的军官，一定也见到一九四八年的国军是卡在怎样的一个动弹不了、无可奈何的大结构里吧？
看见苏联红军暴行的台湾人许长卿，从沈阳到天津去卖茶，有个姓孙的同学认为他有钱，就来跟他商量做一笔生意：许长卿出钱，孙同学靠关系去跟国防部申请成立一个三万人的兵团。拿国防部三万人的粮饷，事实上只要凑足一万人就可以，其它两万人的空额，国防部来检查时，到街上、火车站去招人头充当临时“兵”点点名就可以。这笔生意，可以净赚两万人的粮饷和军火。至于军火，可以拿去卖。
“军火卖给谁？”许长卿问。
孙同学想都不用想，就说，“卖给八路军。”
34，盛猪肉的碗
十一月，在东北，在华北，都是下雪的天气了。徐州城外一片白气茫茫，城与城之间铺过的路面，被坦克辎重压得爆裂，凹凸不平；炮弹落下之处就是一个大坑洞，一辆吉普车可以整个没入。乡与乡之间的土路，千百万辆马车、牛车、独轮车轧过，路面被木轮犁出一道又一道的深沟；突起的泥块，迅速结冻以后变成尖峭的剃刀片，行军的人，穿着的鞋子被割破，脚肉被切开。
沈阳被攻下之后四天，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徐蚌会战，解放军称为“淮海战役”，全面爆发。八十万国军，六十万解放军，在祖国的土地上，以炮火相轰，以刺刀肉搏。
“徐州战场，”我问林精武，“你最记得什么？”
林精武住在台北市的温州街，那一带，全是浙江的地名：永康街、丽水街、龙泉街、瑞安街、青田街。八十三岁的林精武有时候会走到巷口摊子去买水果，即使只是出去买个水果，他也会穿得整整齐齐，走路时，腰杆挺得很直。
温州街的巷子小小的，有些大树，给巷子添上一种绿荫家园的感觉，林精武走在小巷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家，从他身边走过的人，不会特别看他。
除非你知道他走过什么样的岁月。
林精武，是一个大时代的典型。十八岁，就自作主张离开了福建惠安的家，从军抗日去了，没想到日本人半年后就宣布战败，此后就是来自大江南北各省分的中国人自己的厮杀。讲到那尘封已久的过去，林精武有点激动，然后你看着他一点、一点地调整自己的情绪。
印象最深？他说，哪个印象不深？说是援军马上要到，要你坚守，然后你战到全连死光，援军还是没来，印象深不深？明知往东走是个口袋，全军会被围、被歼，结果最高指令下来，就是要你往东去，印象深不深？粮食断绝，弹药尽空，补给不来，连马的骨头都吃光了，然后空军来空投，稻草包着子弹，一包一千发，直接投下，每天砸死十几个自己的官兵，你说印象深不深？伤兵成千上万的倒在雪地里，没有任何掩护体，然后机关枪像突发暴雨一样叭咑叭咑射过来，血浆喷得满头满脸，糊住了你的眼睛，印象深不深？
如果说哪个事情像恶梦一样在往后的六十年里常常午夜浮现，也许就是那晚没吃的猪肉吧，林精武说。在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的战斗之后，嘴里都是泥土、眼球涨得通红，跟弟兄们坐下来在雪地上开饭——好不容易炊事班煮了一
锅猪肉。正要开动，一颗炮弹打下来，在锅上炸开，耳朵顿时失聪。再回过神来，睁开眼，同伴的头、腿、手和脚，被炸成碎块，模糊的血肉，就掉进盛猪肉的碗里。
另一个难以放下的，是黄石的死。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一枪毙命倒在路旁。林精武背着全身装备就跪在尸体边大哭，却没有时间埋葬他。和很多当年从军的爱国青年一样，黄石报名时也改了名，只知他是广东大埔人，却无法通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