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的穷兵黩武是出了名的。朝鲜人士兵很有战斗力。他们不怕打仗，而且随时可以为领袖牺牲。我和朝鲜驻北京大使馆的一个三秘是朋友。他每次回国路过丹东都和我联系。他汉语流利，因不用翻译，话题就广泛一些。他说朝鲜的潜艇经常到韩国水域侦察，如果一旦被对方发现，就可能遭到深水炸弹的袭击。潜艇受创以後，如果浮出水面，就可能被俘。在这种情况下，全艇的士兵就会选择集体自杀而决不当俘虏。
韩国人在心理上也十分惧怕朝鲜人。我曾接待了一个韩国的客户。他的祖籍就在北朝鲜。他来丹东後，站在鸭绿江边，十分感慨。说我活了50多岁了才第一次看见家乡的土地。我看他这个样子就说，那我带你坐游江船吧，可以更近距离的看看你的故乡。他连忙後退摆手连声说：不，不，不。我很奇怪他为什麽不敢坐游江船。我说没关系，可以穿上救生衣，很安全的。他解释说：不是怕掉进水里去，我是怕离他们的岸边太近了，被朝鲜特务给抓去。他说，朝鲜小学生做算术题都是：一个手榴弹加一个手榴弹等於两个手榴弹。这说明韩国当局平时把北朝鲜宣传的挺恐怖，加重了韩国人的惧怕心理。另外韩国人害怕打仗，因为他们生活比较富裕，希望安定，而北朝鲜人反正什麽都没有，打仗说不定还能好一点，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经济滞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体制问题。朝鲜是高度的公有化国家。计划经济一统到底。这种吃大锅饭的弊端我们都十分清楚，不用赘述。按说金日成在世的时候，也在努力抓经济建设。早在1956年，金日成就提出以跨上千里马的气势奔腾，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在执行下一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中发挥出革命的热忱，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掀起新的**。这就是着名的千里马运动。据有关资料说，金日成在执政期间，从1948年到1994年共视察了20600个单位，用了8650天到基层。相当於23年的时间。行程57万多公里。就是临死的几天前他还到农村视察。《金日成猝死》一文有这样一段文字：
近几年来，朝鲜的农业形势一直不好，据说有的地方饿死了人，可各级领导不敢上报。现在正当夏收季节，虚报产量之风又可能刮起来，金日成实在信不过，这样的大问题他必须事必躬亲。
金日成亲自下到田间检查作物生产情况，放眼望去，只见遍地杂草，庄稼长得稀稀落落。金日成的眉头紧紧皱了起来。刚才在道委员会听取汇报时，他得知此地没有完成粮食收购计画，他已经发了一通脾气，如今亲眼看到这副景象，反倒默不作声了。
离开农田，他又到村中访问，一家农舍的主人连声说托金主席的福，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了。但金日成环顾四周，又看见一些破破烂烂的家当，大人小孩都是面黄肌瘦的模样，心头不禁一阵酸楚，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当年参加革命时，农村的生活也不过如此，革命了这麽多年，没想到农村还是这麽穷，这是为什麽？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让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过好日子，看来都是我没有领导好，我对不起你们！”
说到这里，金日成不由得落下泪来。领袖一动感情，陪同他视察的官员，警卫人员以及村中的百姓也受到了感染，全都掉下了眼泪。道委书记见状，急忙跪倒在地请求处分，金日成将他扶起来，安慰道：“责任在我，在中央，不在你们。”
我无从考证这段记载的真实性。但由於吃大锅饭，农民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这是事实。农民养猪可以，但不能自己宰，要交给国家。这样农民就没有养猪的积极性了。在插秧的季节，我们会看到城市里的工人，人民军战士都到农村去支援农业。这种情况和我们以前是一样的。再加上那三年的旱涝灾害，生产资料短缺，造成基本上颗粒无收。基层干部虚报产量，仅有的一点粮食都上缴了，人民肯定就要饿肚皮。这些在我们国家也都曾发生过。
从历史的角度看，金日成执政後朝鲜人民的生活和旧社会相比显然是有进步的。可高度公有制带来的一系列弊病，以及官员的**等等**，再加上天灾，造
金正日掌权以後，曾先後三次到中国访问，学习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2002年朝鲜取消了供给制，大幅度提高了工人工资，从平均工资110元提高到2000元。同时开放物价，取消粮食等生活用品的国家补贴。初露了改革的端倪。工厂实行独立核算制，合作农场实行分组核算制。在开城建立了工业园区，吸引韩国客商投资。在新义州拟建立特区，任命荷兰籍华人杨斌为特首，後来因杨斌被中国警方逮捕，新义州建特区计画搁浅。现在朝鲜的经济比前几年有了好转，老百姓基本上可以吃饱饭了。市场经济开始露头，单位团体也可以从事一些商业活动。但总体上看，朝鲜改革的步伐还不是很大，成效也不是很显着。
【赚钱不容易】
初次踏上朝鲜的国土，是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和朝鲜朋友打交道的。因为我是军人的後代。我的父辈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流过血，负过伤。他们经常会提起在朝鲜战争期间和朝鲜人民形成的那种用鲜血凝成的友谊。这些东西从我小的时候就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我，使我从骨子里就把朝鲜人看做是我们的朋友和兄弟的关系。因此，同朝鲜人做生意在感情上与同日本人做生意是不一样的，因为朝鲜人是我们的朋友。因此和朝鲜朋友做生意讲信誉讲信用是我的基本信条。
与我们打交道的朝鲜商社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国家级的大商社，这些商社出来洽谈贸易的人员一般都有很高的政治素养和业务水准。各个训练有素，很多人会讲汉语和英语。精通外贸业务，对中国的情况也非常熟悉。这些人应该是他们国家的精英。另外一部分是一些行业以及地方成立的商社，这些商社是朝鲜经济不景气以後，中央批准成立的。这里面出来的人的素质就良莠不齐了。
在贸易形式上，90年代初主要是易货贸易。当时朝鲜能出口的大多是资源。比如矿产品和有色金属以及水产品等等。他们通常是把商品运到口岸，我们过去看货後，谈好相互的价格，然後交换商品。
朝鲜人对我们国家的物价了若指掌。我国对朝鲜人入境後的管理比较松，他们过了中国海关以後哪都可以去，不受限制。因此他们有大量的人在中国搞经济情报。对我们各种商品的出厂价、批发价、零售价都摸的一清二楚。这些情报汇总到他们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然後制定出他们国家进口中国商品的统一计画价格。出口商品的价格政府也规定的很死，谁也没权更改。各商社必须执行。他们进口的计画价格往往就是我们产品的出厂价，已经把我们中间商的利润挤的一点都没有了。因此在价格上很难赚到朝鲜人的便宜。
可做生意就要赚钱，不能做赔本的生意呀。易货贸易赚钱的诀窍是从数量上找。比如我们进他们的废钢材。汽车过去的时候就把香烟食品带足。先和商社的人员达成默契，再和现场所有的工人都搞好关系。给他们饭吃，供他们烟抽。在每台车检斤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多给一些。货物运回去以後，也要靠同样的方法，海关、商检层层打点。少算点重量，少收点费。这样下来等到货物出手，能有少许利润也就不错了。赚钱不容易呀。
尽管如此，咱不胡弄人，以诚相待。给人家发商品既保证时间又保质保量，再加上人事关系搞的好，做生意不黑，有钱大家赚，出手大方。认可自己少赚点，多给对方让利，多给一点回扣。方方面面的人都不亏待。交的朋友多了，接触的商社也逐渐增多，贸易量不断增加，开始做一些额度大一点的现汇贸易。
边境贸易属於民间贸易，并不是国家政府之间的贸易。我们国家不接受朝鲜银行的信用证。我们和朝鲜商社只能易货或现汇贸易来进行。朝鲜没参加国际仲裁组织，也没参加世贸组织，如果双方发生了贸易纠纷，没有仲裁机构来受理这些案件。只能双方交涉。zgzf也没有相应的机构来保护边贸企业的经济利益。这就构成了中朝之间边境贸易的风险性。
在中朝开展边境贸易的初期，中国的公司就有落马的了。9２年２月１６日是金正日的生日，朝鲜的一家商社按朝鲜每户居民一台的数量和丹东的一家公司定购了价值上亿元人民币的石英钟。T/T付款（既货到付款）。在银行的支持下，货物按期发出了，可货款却迟迟不支付。从此这家公司就走上了漫长的讨债之路。几年下来，朝鲜各商社欠中国公司的货款就高达几亿美圆。
我是个小公司，扛不起欠款，因此从做朝鲜生意开始就战战兢兢谨小慎微，生怕一不小心掉进陷阱。认可少赚钱也要一把一搂，做一单清一单。每每还庆幸一下自己，向同行炫耀一下，我的公司一没有银行贷款，二没有朝鲜欠款，诸葛一生惟谨慎呀。
93年，我认识了朝鲜国家安全部所属商社的姜社长。此人36岁，中校军衔。他不是专业的外贸人员，做生意也象个军人，和他谈判没有其他商社的那些繁文缛节。做事情干练痛快，说了就做。有时候连合同都不签，有什麽货你拉去就是了，卖了钱再回货。我也是诚心诚意地和他做，彼此合作的很愉快。後来我邀请他到丹东访问，高规格接待，回国时我送了他价值5万多人民币的礼品，拉了一卡车，家用电器，吃的用的一应俱全。临行前，他握着我的手说，以後我们就是兄弟了。你就是我亲哥哥的一样。
我这个朝鲜弟弟在新义州确实是个有能量的人，因为他在国家安全部的特殊身份，使得一般的朝鲜人都很怕他。有个华侨告诉我，姜在我们这里是个他想让谁死就能让谁死的人物。朝鲜老百姓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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