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吉恩已经死去。没有被送入利波斯波恩，而是死于疾病或别的什么——要么就是因为冬天，气候实在太冷了。我没有办法弄清楚吉恩的真实情况，他是死在比克瑙还是在德国的什么地方。”苏菲歇了口气，接着说：“奥斯威辛太大了，很难得到某个人的确切消息。但是，霍斯从来没有像他保证过的那样给我任何消息。我的上帝，我太傻了，居然以为这种人会做这样的事。荣誉！多么肮脏的谎言！他什么都不是，只是内森称为狗屁的小人。而我对他来说，终究不过是一片波兰残渣！”她又停了下来，透过指缝看着我。“斯汀戈，我不知道吉恩后来怎样了。这可能会好些……”她的声音渐渐减弱，最后消失在沉默里。
一片沉寂。可以感到夏天的风。我无力回答苏菲；当然，我也无话可说。这时，她轻轻发出很沉闷的声音，突如其来但发自内心。这是我对苏菲的又一个新发现，就像没完没了的沮丧接踵而至的新的痛苦。“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我的命运将会怎样，但不久便得到了汪娜的最后消息，她因为参加集中营的抵抗组织活动而被囚禁起来。他们把她带到著名的监狱区，拷打她，然后把她挂在铁钩上让她慢慢死去……昨天我说汪娜是个Kvetch。这是我对你说的最后一句谎言。她不是，她是个最勇敢的人。”
坐在惨淡的灯光下，苏菲和我都感觉到我们的神经被拉到一个极限，几乎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我内心极度不安，再也不想听有关奥斯威辛的任何事情，哪怕一个字。然而苏菲却像关不住话闸似的（虽然我发现她已几近精神崩溃的边缘），继续对我讲述她与奥斯威辛司令官最后离别的情景。
“他对我说：”走吧。‘我转身准备离开时对他说：“谢谢您，司令官阁下。谢谢您帮助了我。’他说——你一定要相信，斯汀戈，他真是这样说的——他说：”听见音乐了吗？你喜欢弗朗兹·里哈尔吗？他是我最喜爱的作曲家。‘我被这话吓了一跳，不知该怎么回答。弗朗兹·里哈尔，我心里想着这个名字，然后我说：“不，不怎么喜欢。怎么了？’他显得有些失望，但接着又说：”走吧。‘于是我走了出去。我下楼时经过爱米的房间，那台小收音机仍然开着，这次我本可以把它拿走的，因为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四周，到处看不见爱米，但我说过，我没有勇气再干这事儿了，因为我怀着对吉恩以及一切事情的希望，我也知道这次他们一定会首先怀疑我。于是我没去动它，但内心深处突然很恨自己。不过我仍然没想拿走它，而是让它在那儿继续响着。你能想象收机音里正在播放什么吗？猜猜是什么，斯汀戈？“
在故事里出现这样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插曲似乎不太合适，甚至恰得其反，因为这种方式的讽刺容易变得很乏味，使读者失去兴趣。然而人们心里总是潜伏着这样的冲动。但因为苏菲是我最忠实的见证人，她自己用这个讽刺来作为一段证言的结尾，那么我也没有理由怀疑它。我必须记下她的原话，只需在旁边加上注语，即这句话是从那变了调的，极度虚弱的感情炼狱中（夹杂着狂喜和极度的悲伤）发出来的。以前，我从未从苏菲，也从未从别人身上发现过这种混乱的，带着明显的歇斯底里特征的感情。
“放的是什么？”我问。
“是弗朗兹·里哈尔的一部歌剧的序曲。”她抽泣了一声，“《达兰德拉呈》——微笑的大地。”
我们慢慢往粉红宫走去。时间已过午夜，苏菲也已平静下来。香气宜人的夜幕中空无一人。在栽满枫树的街道两旁的弗兰特布西居民区，一排排房子早已灯熄人寂，沉入梦乡。苏菲走在我身边，一只手臂搂住我的腰，身上的香水味直钻我的鼻孔，令我有些麻木。但我明白这举动仅仅表明姐弟般的感情或朋友之情；此外，她长长的痛苦的倾述也将我的欲望一扫而尽。忧伤、沮丧像这八月漆黑的夜色一样将我紧紧抓住。我想我今夜能否入睡。
齐墨尔曼夫人的城堡已在眼前，远远可见前厅亮着一盏昏暗的灯。我们静静地走在粗糙的人行道上。苏菲说（这是离开酒吧后她说的第一句话）：“你有闹钟吗，斯汀戈？我明天得早起，先把东西搬到新地方，然后去上班。布莱克斯托克医生这几天对我已经十分容忍了，但我必须赶回去上班。星期三你可以来找我，行吗？”我听见她忍住了一个哈欠。
我正要回答她关于闹钟的事，这时，深灰色的夜色中闪出一个人影，出现在房子的前门门廊。我的心猛地一跳，说：“哦，我的上帝。”那是内森。我低声喊出了他的名字。与此同时，苏菲也认出了他，发出一声很轻的呻吟声。那一刻我以为他会过来揍我们，但这时我听见内森轻柔地叫了一声：“苏菲！”她的胳膊一下子从我的腰上松开，匆忙中把我的衬衣从裤腰里拽了出来。我停下脚步，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他们在昏暗的光线中奔向对方。我能听见苏菲猛然扑进他怀里时发出的呜咽声。他们久久地拥抱在一起。最后，我看见内森慢慢矮了下去，双膝跪在坚硬的地上，双臂抱着苏菲的腿。他一动不动，似乎永远凝固在那儿，冻结在挚爱，顺从，忏悔，赎罪——或所有这些姿态中。
第十四章 重修旧好
内森轻而易举地再次俘虏了我们，总共不过几分钟。
我们在友好和睦的气氛中重又和解——苏菲、内森和斯汀戈。此后发生的第一件事便是，我接受了内森给我的二百美元。他们破镜重圆，在我的楼上重修旧好；而我又一头扎进那间玫瑰红的斗室。两天之后，内森从苏菲口中知道了我被盗的事。（不巧的是，莫里斯·芬克并非这件事的“真凶”。内森注意到我的浴室窗户被弄坏了——莫里斯没有必要这样干。我为我的无端猜疑而脸红。）第二天下午，从海洋大道用过午餐后返回粉红宫，我在书桌上发现一张支票，是内森开给我的，二百美元。在1947年，这个数目足以一个穷光蛋变成皇帝。上面还附有一张字条：“献给南方文学的伟大光荣。”这一切令我目瞪口呆。当然，这笔钱对于当时正为前途而忧心忡忡的我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拒绝它简直是不可能的。但我的家教及传统观念又使我顾虑重重，不愿把它作为礼物接受下来。
于是，在经过一番友好的争执之后我妥协了。我和内森达成一项协议，即只要我的作品尚未出版，这二百美元就一直是一份礼物；一旦我的小说找到出版商，挣回了足够的钱，不再有经济压力之后——也只有在那时，内森才会接受我的还款（不付利息）。一个细小卑微的声音在心里对我说，这一慷慨憎予是内森式忏悔，以弥补几天前他对我的作品的恶意攻击，那天晚上他戏剧般地从我和苏菲的生活里消失了。但我马上抛弃了这一荒唐的想法，尤其是当苏菲告诉我，吸毒所引起的精神错乱是那些可恶的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的罪魁祸首时。毫无疑问，那些话他已经记不得了，与他那疯狂、粗暴的行为一起，早已从他的记忆中滑掉。此外，我对内森无比忠心，至少对那个令人愉快、慷慨大方、极富生命活力的内森非常迷恋，尽管他曾使身边的人饱受恶魔般的折磨。当同一个内森，这个苍白憔悴，消除了那天晚上缠绕着他的凶恶的内森重新回到我们身边时，我感觉到了再生的温暖与兄弟般的情谊。这感觉太美妙了。不过与苏菲相比，我的欣喜不过是小巫见小巫。她欣喜若狂，难以自持。她对内森一如既往、坚定不移的爱情令我敬畏。她要么忘了他对她的侮辱，要么彻底原谅了他。我相信，即使他犯下奸淫儿童杀人越祸之类十恶不赦的罪恶，她也会照样敞开胸怀接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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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内森这几天是在哪儿度过的。从苏菲断断续续的述说中，我想他一定是到森林山他哥哥那里去了。但他的缺席以及他到了哪里都不重要。与他那带有足以催枯拉朽的富有破坏力的魅力相比，他对我和苏菲的切齿辱骂显得微不足道，尽管那些话让我俩痛彻心扉。从某种意义来讲，苏菲那些生动的骇人听闻的描述使我对内森的了解有所加深。他那魔鬼般的一面，那攫取灵魂，毁灭心灵的海德先生的再现，现在似乎成了他奇异精神的一部分。现在他又回来了，我渴望能更接近他。我以一种浪漫主义的态度对待内森的重新出现，并完全接受了他，只是对他今后是否会复发感到轻微的忧心忡忡。显而易见的是，苏菲和我都是容易被打动的人。他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把他那高昂的情绪，慷慨，生气勃勃，迷人，快活以及爱，又重新带给我们。这就足够了。我们曾以为这一切永远成为了过去。而事实却是，他又回到了粉红宫，重新在楼上筑起爱巢，似乎一切自然而然，以至于我到现在仍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将那些家俱、衣服、随身物品搬回来的，就像它们从未离开过粉红宫。
一切恢复了原样，仿佛什么也没发生，我们的友情和幸福仿佛从未被他的疯狂破坏过。时间已进入九月，夏日的暑热仍盘旋在大街小巷的上空。每天早上，苏菲和内森都在教堂大街的BMT车站搭乘不同的地铁上班——他到普费泽的实验室，而她则到布鲁克林商业区的布莱克斯托克诊所。我呢，幸福地回到那张小小的橡木桌前。我不再让自己迷恋苏菲，心甘情愿地再次将她放回到她本该属于且正属于的那个男人身边，心里再次承认自己对她的爱是微不足道的。没有了这些胡思乱想，我又怀着满腔热情回到被打断的小说创作中。当然，完全投入也是做不到的。苏菲的过去偶尔会钻进我的脑子里，但总的来说，我可以将她的故事从脑子中赶跑。生活仍在继续。我突然热血沸腾，强烈地感受着属于我的悲剧故事，这足以把我的时间排得满满的。此外，内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