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过去了，我的迷幻多多少少有些解脱，但并没有完全摆脱。我对第一次面对一个犹太家庭还是有点担心。准备在布鲁克林高地下车之前，我开始想象我行将造访的那个地方的模样，而且——就像看待犹太教堂那样——总把它与黑暗阴沉联系起来。这并不是童年时的那种迷幻。我只不过把它与我读过的二三十年代的犹太人生活环境联系在一起——沿铁路线而修的贫民窑，荒凉，阴暗；我知道，拉普德斯的家一定早已离开了那样的地方，然而这种带有偏见的预感却很强烈，仿佛我已看见那地方一如我所想象的那样阴暗，死气沉沉。我仿佛看见镶着胡桃木板壁的阴暗房间，里面放着几件笨重的栎木家具；有一张桌子一定是祭台，烛台整齐地摆放着，但蜡烛没有点上，旁边的桌子上一定放着犹太教的全部经文或者法典。书页翻开着，拉普德斯家的长者正在认真细读。尽管房间收拾得十分整洁，但门窗紧闭，一股霉味。厨房里飘出一股炸鱼的气味，一个围着围裙的老太太——莱斯丽的奶奶——对自己的烹饪技艺满意地咧开无牙的嘴笑了，不过没说一句话。她不会英语。在起居室里，大部分家具都是镀了络，黄铜色，有些像疗养院。我肯定自己与莱斯丽父母的交流有些困难——她妈妈有犹太妇女典型的肥胖身材，神情忧郁，腼腆谦恭，一言不发；父亲则外向得多，很快乐，但也只能讲讲他的生意经——成型塑料，话音是那种带有含混腭音的犹太民族的母语。我们小口啜着马尼西维兹酒，小口地嚼着哈尔瓦，然而我却急切地盼望来一瓶斯利兹酒。突然，这些毫无头绪的想象——在什么地方，在那个房间，在一张床或沙发上，我和莱斯丽在紧张的清教徒般的环境中如何完成我们辉煌的一幕——被一下子打断了，地铁摇摇晃晃地开进布鲁克林高地的克拉克大街站，停下了。
我不再过多地想象莱斯丽的家，呈现在眼前的与我预先想到的完全不同。事实上，这个形象许多年后仍像一个铜钱那样光亮耀眼。莱斯丽的家是如此漂亮，以致我在那门前来回走了好几次，无法想象那坐落在皮埃尔庞德街上的房子与她给我的地址是同一个地方。当我最终确定后，我站在那儿没动，心里涌起的几乎是一种仰慕的感觉。那幢房子用希腊文艺复兴时期的精致的棕色石头修筑而成，稍稍从街道向后退了一些，留出一片草坪，中间是一条新月状的砾石车道。车道上停着一辆铮亮的卡迪拉克，深栗色的，显然经过精心养护，整洁异常，毫无瑕疵。它真应放到展厅里去。
我在绿树成荫煞是优雅的人行道上停下脚步，尽情呼吸着令人振奋的清香。在傍晚的暮色中，房间里射出柔和的灯光和收音机里传出的旋律，突然让我想起里齐蒙德大道的那些豪华府第。我觉得这情景应该出现在那种精美杂志上，为菲谢尔·杜比埃斯、苏格兰威士忌、珠宝或任何价格不菲的精美物品作广告。但最让我回忆起的是南方联盟首府那种幽静别致的风格。当我走向门廊时，一个半蹲在地上画线的黑人司机张着粉红色的嘴冲着我笑，接着一个活泼有趣的女仆把我让进屋里。那女仆穿着打褶和荷叶边的又黑又亮的制服，她的口音——我能准确地听出是罗阿诺克河和科里塔克县一带的，那是在北卡罗来纳的东北部，刚好在弗吉尼亚南端。我向她询问，她证实了这一点，说她来自南方乡下。“对极了。”当我说着像稀泥一般软和拖沓的地方土语时，她插嘴说道，被我对语言的敏锐能力逗得咯咯直笑，然后把目光移开，说：“来吧！”她努力做出一付礼貌的模样，翘起嘴唇，小声地用北方腔调说：“拉普德斯小姐马上就出来见你。”想着那昂贵的外国啤酒，我已经有些飘飘然了。然后接着，闵尼（我后来知道这就是她的名字）把我领进一间非常大的｜乳白色起居室，里面放着令人想入非非的长沙发、睡榻和休闲椅。地上满着厚厚的地毯，也是白色的，上面没有一点污迹。四周全是书橱，里面放满了书——都是名副其实的真正的书，有新有旧，大多有被读过的痕迹。我在一张奶白色的鹿皮沙发上坐下来。沙发很软，放在有如仙境般的波斯纳尔德和德加的《乐师排练场》之间。德加的那幅画看来十分眼熟，但具体又说不上来——后来我突然想起，在我少年时集的那些邮票中，它被印在法兰西共和国的一张邮票上。“全能的上帝啊，耶稣基督”，这就是我当时能想起的感叹词。
那天，我一直处于一种兴奋状态，但同时又没有完全准备好。我那不安分的眼光曾在《纽约人》杂志和电影中见到过如此豪华富丽的场景，却从未目睹过真正的实境。这种文化休克感——对肮脏而实用的金钱的领悟与性欲突然溶合在一起——使得我坐在那里有一种说不明的复杂感觉：脉搏加快，脸上涌出兴奋的红潮，垂涎欲滴，最后，我那玩艺在汉斯·约克牌内裤里本能地挺了起来，而且整个晚上一直不下去，不管我用什么姿势——坐着，站着，甚至在盖奇托罗饭店的食客中蹒跚地走来走去时也不行。盖奇托罗后来成为莱斯丽经常光顾的地方。当然，这种现象与我的青春年少分不开，后来很少再出现过（30岁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了）。我以前决不会在性以外发生这种情况。（最难忘的是那一次，我十六岁，参加学校的年会，有一个很会卖弄风情的小女人——我曾提到过她，莱斯丽与她相比简直有如天人——对我极尽挑逗之能事：向我的脖子吹气，用手指头挠我汗湿的手心，用她那光滑的腹股沟紧贴着我。尽管是假装的但却很卖力。这样过了几小时后，圣徒般的意志力才将我从这小荡妇身边拉开，一头扎进夜色中逃之夭夭。）但在莱斯丽家中，并不需要这种肉体的激发，只需将莱斯丽的即将登场与一种——我毫不羞耻地承认——对大量财富的躁动的意识加在一起就足够了。如果不承认我把那醉人的交媾与闪电般的婚姻的念头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我就是在撒谎。
很快我就在无意之中了解到——从莱斯丽和她父母的一位中年朋友本·费尔德先生及夫人那儿，那天傍晚，他们与我前后脚来到莱斯丽家——拉普德斯的财富最初来源于一块不起眼的塑料，那东西还不及小孩子的手指头或成｜人的阑尾大，其实就只有那么一点大。费尔德先生一边抚弄着他的王牌烟斗一边说，拉普德斯在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成功地生产出一种凹雕的塑料烟缸。这种烟缸（莱斯丽后来对我详细说过）是人人都熟悉的那种：黑色，圆形，上面压有诸如“斯托克21俱乐部”、“埃尔·莫罗克”，或是“贝特之家”、“指头酒吧”之类的字样。许多人都把这种烟缸偷回家去，所以订货便永无休止。那几年，拉普德斯先生生产了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烟缸，在长岛的那个极不起眼的小工厂的产值使得他和他的家人舒舒服服地在皇冠高地街住了下来，然后是位于弗兰特布西的豪华地段的豪宅。而最近的那场战争又把这个家庭从繁华带入到奢侈，带到位于皮埃尔庞德大街上这所整修一新的棕色宅第和德加绘画浓墨重彩的豪华之中（还有一幅我即将看到的景致，一幅十九世纪巴黎郊外已经消失的迷人的乡村图景，它的美丽使我的喉头如同哽住了一般。）
费尔德先生继续用相当权威的口吻说，珍珠港事件之前，联邦政府在塑料制品生产商中招标生产一种小型元件，它大约两英寸长，外形不规则，但尺寸要求十分精确，凹出的一端必须准确地套入同样形状的小孔之中。拉普德斯先生中了标。它的成本只需一便士，但需求量大得惊人。这小东西是整个二次大战期间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所发射的七十五毫米炮弹的导火装置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元件，也就是拉德普斯走上致富之路的宝贝。后来，在宫殿式的浴室里——这是我后来需要造访的地方，有一个这种聚脂做的小玩意的复制品，被嵌在一块玻璃镜框中挂在墙上。我长时间惊奇地盯着它，心想，在皇后大桥下的阴影中，这个从肮脏污秽的废料中诞生出来的小东西将无数的日本人和德国佬带入到极乐世界。那个复制品是用十八克拉金做的，是这所房子惟一刺眼的饰品，但在那个年月是可以原谅的，因为那时的美国仍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莱斯丽后来把它叫做“蛆”，还问我是否能联想起“某种肥肥的精虫”。我们探讨了“蛆”那令人恶心但相当实用的矛盾形象，最终她采取了最不得罪人的方式，对这个家中财富的来源渠道持之以一种漠然的态度。她用一种取笑的口吻说：“正是那些‘蛆’赢得了法国印象主义的心。”
莱斯丽终于出来了。她穿着一件漆黑的紧身上衣，丰满的身体被勾勒得迷人而性感。她用她那湿漉漉的嘴在我脸上轻吻一下，浑身散发着一种沐浴液的清香，鲜艳得像一支刚刚盛开的黄水仙。她比我在家乡潮汐镇所了解的那些喜欢在土耳其熏鼻的麝香中弄得湿漉漉的Chu女们要动人得多。这就是阶级，我想，真正的犹太阶级。一个能心安理得地穿上亚德里内衣的女孩子才真正明白什么是性。不一会儿，她的父母也出来了。父亲是一位优雅精明的人，刚过五十岁，皮肤晒得黝黑。母亲则是一位长着一头琥珀色头发的女人。她的外表看上去相当年轻，很容易被看成是莱斯丽的姐姐。当莱斯丽告诉我说她母亲是1922年的巴纳毕业生时，几乎令我难以置信。
拉普德斯夫妇并没和我们呆多久，我对他们仅有一点短暂的印象。但那印象——那种学者般的不经意的优雅风度——使我对我在地铁上不着边际地胡乱猜想感到惭愧。毕竟，我对波多马克之外的世界以及种族文化的奥秘了解太少，它们对我来说是一团解不开的谜。我居然还错误地以为会遇上老一套的粗俗行为和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