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为一个添福赐寿的女性神明，有关西王母的崇拜也对中华民众的生活习俗有着重大的影响。因为传说在三月初三这一天，王母在自己生日这一天，还要大规模地往人间进行“降福赐寿”、“添喜添丁”等活动。所以人们也要有所表示，反映在民俗上，就有很多表现方式。如每逢农历三月初三的前几天，要贴上与“蟠桃盛会”有关的带吉祥内容的对联、年画等等；家中有老人的，一定得做上几枚甚至几十枚面制的寿桃，里面要用枣或桂圆等果品做桃核。考究的做法还要在寿桃上用可食用的植物色素写上“王母赐寿”、“王母降福”等字样，以示吉祥。不会生孩子的女人，也要在这一天祈拜王母，以祈求添喜添丁等等。另外家中老人过生日庆寿时，也得做上一些面制的寿桃，以示祝福。
现代社会，有关王母的崇拜已日渐衰微。农历三月初三前几乎没有人贴对联了，为家中老人庆寿也大多改为生日蛋糕插几根蜡了。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氛围下，由于生活压力增大和精神方面的空虚，紊乱和缺失的信仰使人们需要在心目中树立一些神明来寻找精神的寄托，有关王母以及其他神明的崇拜也渐有复苏之势。因与本文的主题相关度有限，这里就不再赘述。
由于拙作《金玉仙缘》人物大多由《封神演义》延续而来，故《金玉仙缘》书中就直接使用了《封神演义》中的“瑶池金母”称谓，没有使用民间常用的“王母娘娘”称谓。并且同时延续了《封神演义》中瑶池金母和昊天上帝为夫妻关系的故事构架。
《西游记》中的须菩提祖师为何方神圣（一）
《金玉仙缘》中的大部分人物，大多是从《封神演义》里克隆来的。与《西游记》牵扯不多。由于《西游记》和《封神演义》同属于中国古代经典的神话小说，又牵扯着大量的宗教内容，所以有很多书友和我探讨或询问《封神演义》中鸿钧道人、《西游记》中须菩提祖师到底是什么人的问题。
按照道教和佛教供奉的神祇来看，道教的最高神明是“三清”，佛教的最高神明是“三佛”。而《封神演义》中鸿钧道人是老子、元始天尊、通天教主的师父，《西游记》中须菩提祖师看上去比如来佛祖（《西游记》中对释迦牟尼佛的常用称呼，相关资料很多，这里就不再解释这个称呼了）似乎要高明些许。所以有很多书友就提出疑问，问这两本书中的两个大神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西游记》和《封神演义》虽然同为神话小说，但作者各一，成书年代不同，有许多人做过考证，主流的说法是《封神演义》的成书年代起码要比《西游记》晚五十年以上，即便是最近的说法，也说《封神演义》的成书年代起码要比《西游记》晚二十年以上。因为《封神演义》的作者就声称创作此书有“欲与《西游记》、《水浒传》鼎立而三”之意，所以，无论是二十年以上或者是五十年以上，《封神演义》的成书年代比《西游记》晚那是肯定的。
在这篇文章里，就先和书友们先探讨一下“菩提祖师”到底是何方神圣的问题。
网上有一篇曾经很有名的文章《孙悟空的师父是谁》，有关“菩提祖师”的结论是：“菩提祖师便是准提道人，是如来佛祖的师弟”。这种以强行捆绑《西游记》、《封神演义》这两部作者各一，成书年代不同的小说内容，而得出的结论不说是荒诞，起码也可以说是不恰当的。《西游记》描述的故事历史背景虽晚（唐代，如果按照第一回里描述的美猴王享乐天真的三五百载，以及孙悟空因大闹天宫被压在五行山中的五百年，再往前极限追溯，最早也就是溯及到西周末期），但是成书年代早。而《封神演义》描述的故事历史背景虽然很早（商、周交替时期），但是成书年代较晚。我们可以想象，《西游记》的作者在塑造书中人物时，要参考到几十年后才出现的《封神演义》一书中“准提道人”之类的相关内容，会是什么样的困难。所以，我们在探讨一下“须菩提祖师”的问题上，可以忽略《封神演义》一书对于《西游记》因素。因为这根本上就是一个滑稽可笑的设定。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就结合《西游记》中对须菩提祖师的描述，从历史、宗教沿革的角度，以及《西游记》和作者吴承恩的相关情况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在《西游记》中“谤道敬佛”的立意和对“三教出一门”之说的认同
《西游记》的立意“谤道敬佛”，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文章，认为与吴承恩的身世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吴承恩幼时勤奋好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但屡试不第，使他开始更加清醒地、深沉地考虑社会人生的问题。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如在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6）时期（嘉靖年间1521——1566年），朝政荒乱，除奸臣严嵩父子乱政外，明世宗朱厚熜沉迷于丹鼎之术，一些方士也参与朝政。如陶仲文、邵元节、王金、陶仿、刘文彬、申世文、高守忠、陶世恩等等。其中陶仲文则是官至礼部尚书，封恭诚伯。在不能直接发泄对朝政看法的情况下，作者只能在书中渲泄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在书中就体现在“敬佛谤道”。
在《西游记》一书中，“敬佛谤道”的内容可以说比比皆是。如面对孙悟空大闹天宫，道教的神明百般无奈，而佛祖如来则是只手定乾坤；作者在书中多处渲染佛法无边，如其在《西游记》第十二回借观音菩萨之口说道“……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修无量寿身，能作无来无去”。而道教则成了作者贬损的对象，如“银角大王”就装做年纪高大的跛脚道士（书中的“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本身就是太上老君看金炉和银炉的童子）；侵占乌鸡国王位的青毛狮子冒充的则是全真道士；车迟国里的三个被国王奉为国师的虎、鹿、羊道士；占住解阳山破儿洞落胎泉的牛魔王的兄弟；给唐僧师徒下毒的蜈蚣精，比丘国撺掇国王用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的心肝做长生不老药引子的国丈等等，在书中这些做坏事的妖怪都是以道士的面目出现。而道教的重量级神明玉皇大帝在孙悟空大闹天宫时则是一付孱头作派。代表性神明太上老君和在书中被称为全真宗师的镇元子也被孙悟空笑为“小家子样”。这还在其次，在第四十四回《法身元运逢车力心正妖邪度脊关》里，作者假猪八戒之手，将三清圣像扔进“五谷轮回之所”（茅厕），还让猪八戒唱个颂子戏谑道：“三清三清，我说你听：远方到此，惯灭妖精，欲享供养，无处安宁。借你坐位，略略少停。你等坐久，也且暂下毛坑。你平日家受用无穷，做个清净道士；今日里不免享些秽物，也做个受臭气的天尊！”
在第四十六回《外道弄强欺正法心猿显圣灭诸邪》里，作者则借车迟国国王之口，对道教（特别是“丹鼎”类教派）更是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抨击，如：只见“那国王满眼垂泪，手扑着御案，放声大哭道：‘人身难得果然难，不遇真传莫炼丹。空有驱神咒水术，却无延寿保生丸。圆明混，怎涅槃，徒用心机命不安。早觉这般轻折挫，何如秘食稳居山！’这正是：点金炼汞成何济，唤雨呼风总是空”。而做为道教代表性神明的太上老君在书中则成了为玉帝炼制丹药之类的角色，还常被孙悟空这只猴子叱为“老官”，如在第三十五回《外道施威欺正性心猿获宝伏邪魔》里，孙悟空就指责太上老君：“你这老官儿，着实无礼，纵放家属为邪，该问个钤束不严的罪名”。而这个在书中被描述为当年拿着金钢琢过函关化胡为佛的道祖，不仅不愠不怒，反而以一种局促地口气解释道“不干我事，不可错怪了人。此乃海上菩萨问我借了三次，送他在此托化妖魔，看你师徒可有真心往西去也”。
作者在书中对道教进行了大量的贬损，依理而论，是不会认同“三教出一门”之说的，因为“三教出一门”之说是道教信徒贬损佛教的产物。在佛、道两教争夺信徒的斗争中，道教信徒们利用《史记》中对老子“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的记载和老子过函谷关西去点化胡人的传说，巧妙的续出老子过函谷关西行，是为了去天竺国，点（教）化胡人为佛的故事，并依此编篡出颇有影响的道教典籍《老子化胡经》，在此基础上演变出的“三教出一门”之说，一直是道教信徒攻讦、贬损佛教的理论武器。而立意“谤道敬佛”的作者吴承恩怎么又认可“老子过函关化胡”和“三教出一门”之说呢？这看上去似乎是有些矛盾，但仔细斟酌还是可以理解的，恩格斯在《布鲁诺&；#8226；鲍威尔和原始宗教》一文中说“民族神是能够容忍别的一些民族神同他们在一起的，……但决不能让他们高居在自己之上”。尽管吴承恩为了发泄对朝政的不满，而在书中渲泄着一种“敬佛谤道”的情结，但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一个文化人，吴承恩对于佛教这个根自异域的宗教，具有如恩格斯说的这种民族自尊心理，是很正常的事情，再加上吴承恩生活的年代，“老子过函关化胡”和“三教出一门”之说在中华大地已经流传一千多年，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所以，在《西游记》一书中，作者吴承恩对此不仅没有任何置疑，并借此素材在书中点缀其描述的神话故事。在《第六回观音赴会问原因小圣施威降大圣》里，道祖太上老君为了助二郎神擒拿孙悟空，使出了自己的法器金钢琢。并向观音菩萨介绍说，“这件兵器，乃锟钢抟炼的，被我将还丹点成，养就一身灵气，善能变化，水火不侵，又能套诸物；一名金钢琢，又名金钢套。当年过函关，化胡为佛，甚是亏他……”，直接就向观音菩萨点明了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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