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的作用巨大”这点上已达成共识，但在“东西之间的权力关系维持着世界和平”的情况下，站在“为了本国的利益和安全保障”的现实主义立场，努力维持“为维护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最为现实的政策”依然是日美安保体制。在这点上，椎名外相解释说，有了与美国签订的安保条约，“才能使国民对国家的安全不抱有任何不安，才能取得经济的稳定与繁荣”，“在现阶段，还不能把国家的安全完全寄托于联合国”。
在国际形势逐步开始走向缓和的1970年，佐藤首相再次提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外交（“重视国际信义，依靠自主的和平努力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外交发挥重要的作用”）。历史证明，由于随后的国际形势日益多元化，日本国内经济也取得增长，日本不仅通过在联合国发挥作用，回归并为国际社会作贡献，而且扩大了自己的外交领域，“与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或努力推进多边外交。
坚持“亚洲一员”的立场
通过《旧金山和约》恢复了主权的日本，是否能够真正回归国际社会，取决于如何解决与在战争中受到伤害的亚洲各国之间的赔偿谈判，并在此基础上实现邦交正常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外交的主要任务仍然是与亚洲国家的赔偿谈判和实现关系正常化。而在这些工作完成之后，亚洲仍然是日本以经济合作为支柱展开自主外交的重要地域。由于认识到亚洲的和平与稳定“直接促进日本的国家利益”、“有助于推动日本的和平与繁荣”，日本以“亚洲的一员”或“亚洲的一国”以及从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发展为象征的“亚洲太平洋的一员”或“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一国”为立场，展开积极的外交，力所能及地为本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作出贡献。作为作出贡献的具体形态，历届内阁都非常重视支援以东南亚为主的亚洲国家开发与发展的ODA，并以此作为重要的外交途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战前、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11）
让我们回顾一下日本领导人的亚洲外交观。吉田茂首相试图通过解决战争赔偿问题和经济援助，“为东南亚的繁荣作出贡献”。岸信介首相追求“以技术和资金两个方面支援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开发”。池田首相为“诚实实施赔偿，充实经济合作”作出努力。佐藤首相提出，“尽可能为东南亚的复兴与建设提供支持和援助”，并强调“援助的大部分都投向亚洲国家”。日本对亚洲的重视突出地体现在越南战争后的对越外交上。日本外务省所公开的1978年的文件指出，“不把越南视为苏联阵营的国家，甚至把越南将走向独立自主路线当做前提，为了维持东南亚政治局势的稳定，为了使越南走向自主独立的路线更为可能”，有必要进一步推进经济支援。
通过一系列的努力，“日本的ODA为东盟各国国家重建做出了不少贡献”，特别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际，日本向东南亚各国提供巨额援助，最终“获得了关键时刻的真正朋友之好评”。日本提供的ODA、贸易、直接投资等帮助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实现了被称为“东亚奇迹”的经济增长。现在回过头来看，日本在亚洲的外交取得了丰硕成果，也确实使得日本实现了安全与繁荣这一国家利益。
国际贡献
战后日本在“国际协调”的框架内，本着“三原则”展开的外交，始终把“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定位为对外政策的目标。1971年的《日本外交蓝皮书》是一份探讨国家利益的指针性文件，该蓝皮书指出：“我们应该明确地认识到，日本的安全与繁荣背后依靠着亚洲及世界整体的和平与发展”，提倡“不仅不要追求短期利益，而且要加强与各国之间和谐的相互合作关系，寻找彼此利益的综合均衡点，扩大长期、大局的国家利益”。时隔10年后，1982年的《日本外交蓝皮书》也同样指出，“既然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跟日本有关系，那么如何承担任务，是需要我们思考并落到实处的”，认为“我们应该这样理解，短期看也许有可能受到痛苦或牺牲，但这是为确保长期性的国家利益所付出的必要代价”，理解“分担国际责任和日本社会的国际化”之间的联系是日本外交的基本课题。
回顾战后日本走过的轨迹，在实现奇迹般的复兴，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过程中，日本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社会对日本成为亚洲先进工业国家的期待持续高涨”的情况下，日本人的“国际主义”意识也在逐步提升。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已经不允许日本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拉开距离，享受“一国繁荣主义”了。
为了实现如此转换，在具体政策上，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采取了“振兴出口，开拓海外市场”（岸信介）、“加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佐藤荣作）。而到了７０年代，这些政策进一步持续，明确表示日本应“从扩大自由贸易的立场，与保护主义作斗争”（佐藤荣作），“积极推进GATT”（田中角荣），并采取“自律而主动扩大进口，开放市场”（福田赳夫）的措施。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进一步开放市场”（铃木善幸），在“把开放的市场提供给世界，从国际贡献的角度上讲是必要的”（中曾根康弘）的认识下，实行结构改革或规制缓和等政策。日本著名国际政治学者高坂正尧也曾经提出，“维持发展自由贸易体制”、“增加进口”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
战前、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12）
于是，已经达到一定发展水准的日本，改善并扩充“既是世界的要求，也是日本的国际责任”—— ODA成为20世纪70年代后的国际义务。日本政府认识到，ＯＤＡ必须是“有助于加强受益国真正经济社会基础的，而不是为了简单的贸易振兴”。到了９０年代，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ＯＤＡ供应国。
“协调”与“自主”
一方面是对战前一意孤行的单边政策的深刻反省，另一方面是战后向日本国民鼓吹 “自立”原则的当然结果，“协调”与“自主”的调和始终是日本历任首相必须面对的政治命题。
对于这个问题，佐藤首相给出了一个答案。在1965年，他提出“增进自主外交，充分追求日本的安全和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一定要与世界和平联系在一起，把国际协调作为基础。希望日本在国际社会上正面主张日本正确的利益，并承担起与自己国际地位相应的责任”。这一论述的内涵是，国家利益并不与“协调”相对立，而是存在于“协调”之中。同时，“协调”也不意味着“追随”，通过主张“正确的利益”，能够同时实现“自主”与“协调”，并获得国家利益。
在特定的情况下，需要准确辨析究竟什么是“正确的利益”，而日本如何率先提倡这些利益，取决于政治和外交的质量。佐藤首相提倡的“正确的利益”指的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以国际协调为基础的利益”，那是与国际社会中被广泛接受的国际利益相吻合的利益。要实现如此崇高的利益，对内日本要抑制狭隘的民族主义，并以与不同的民族、国家和谐共处为前提，追求开放的国家利益；对外，要展开以协调为手段的外交。只有如此，才能推进“自主外交”，并“充分追求国家利益”。
总而言之，区别“协调”与“追随”，弄清“自主”与“协调”之间关系的基准有两个。首先是利益是否“正确”，其次是如何“自主”地判断“协调”。把“协调”等同于“追随”的判断是过于简单而肤浅的。作为理性的主体，主动判断“协调”这一行为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它完全可以是“自主”的。“协调”和“自主”不是相互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当然，倘若忽视“自主”和“协调”的关系，“自主”就只好变成独断、自私、孤立的产物，甚至可能再一次造成类似战前退出国际联盟或陆军失控那样的严重危机。三木首相指出：“此时此刻，日本需要自主外交。但它绝对不是把反对等同于自主，把协调等同于追随。自主地决定协调性政策也是自主的外交（１９７６年）。”此外，福田首相也曾经明确提出“协调与团结才是国际社会的行动原理”，并发出警告“狭隘的民族主义将导致世界性混乱”（1978年）。
由此可见，国家利益必须在“协调”和“自主”之间寻求平衡，把二者割裂开来是片面的。
展开多元性、自主性外交
战后的国际协调外交归根结底是“作为自由主义阵营的成员，与美国以及其他民主国家进行协调、合作”。根据岸信介政府提出的“外交三原则”，除与“自由民主国家协调”以外，还强调日本是“亚洲的一员”，从中也能够看出，所谓“协调”主要是在“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展开的。面对社会主义阵营，如潜在的重要贸易伙伴中国，日本虽然提出“改善中日关系很重要，欢迎促进贸易”，但它毕竟是“在东西关系的大局下调整并处理”的，因此不得不“在有限的条件下尽量建立友好关系”，在“考虑到自由民主阵营成员的立场的前提下，以自主的判断落实”。因此，战后日本的外交任务，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协调为基调，以“亚洲成员”身份展开的“自主外交”，并试图避免受到“对美追随”的指责。 。。
战前、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13）
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日本不得不与西方国家保持团结一致，从而确保和平与安全的国家利益。如果影响了“欧美日三大支柱”之间的关系，自主外交肯定没有可行性，更不会得到西方的允许。因此，日本对亚洲外交方针的转折，是在亚洲政治蓝图出现巨变的情况下才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