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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警员和我一样，都为眼前十几秒钟所发生的事情大吃一惊。他马上用电话联络：“松山出事，松山出事，军用机坠落，军用机坠落！”我们边跑边向派出所报告情况，当我们接近机身时，机身上的字显得清晰些，同伴大声叫嚷道：“糟糕，好像是‘总统专机’！”
我们也顾不得倒下的电线杆及火花，拼命往机身跑去。指挥中心正发出指示：“快！快！赶紧将里面的人救出来。快！快救人！”
机身仍冒着浓烟，房子的大部分都被石头压着。我们用双手拼命地往里挖，拼命地将大块大块的石头搬开，汽油味、塑料烧焦的臭味刺鼻。我知道一定要争取时间，如果汽油遇上火花，不仅救不了机内与屋里的人，连自己的命都会送上。我用尽全力拼命搬，其他救援人员、消防队员先后赶到，大家同心协力抢救受伤的居民及机员。四处都是血迹，我一把抓住一个全身都是血的人，他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用力地咬着牙。我估计他正强忍着伤痛，二话不说就想把他抱起，没想到他一把将我的手抢过去，往嘴里一咬，锋利的牙齿紧紧地咬着我的手腕。我尖叫一声，赶来支持的警员赶紧跑过来帮忙，才将我的手从他的口中拔出来。鲜血淋漓，我来不及包扎，赶快和同伴们将这位痛不欲生的伤者抬离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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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官学校生涯（2）
我用布将手腕上的伤口包扎一下后，马上赶回去帮忙维持事故现场。尽管当时没有记者知道，但是附近的民众都赶来，有的好意想帮忙，有的好奇来看热闹，尤其是当大家知道坠落的飞机可能是“总统专机”时，围观的民众越来越多。警校的教官一直强调第一位赶到现场的警员要保持现场，我连忙加入维护现场的行列，隔离围观的人群。真没想到第一个赶到现场的警员除了要救人之外，还要维护秩序。
在情况稳定后，我才了解到，虽然这是“总统军用专机”，但当天他并不在机上，咬我一口的伤者是一位少将的儿子。由于我们及时抢救，居民与机员全部生还。
这次实习的经历让我受益良多，我对警察工作也更加崇敬。他们在随时可能爆炸的现场，维持秩序，冒着生命危险去抢救他人的性命，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此外，还要替世人除暴安良，替社会大众打抱不平。经过这次实习，我发现自己渐渐爱上这个工作。一向教育我们与人为善的母亲观察了我在警校的表现后，也逐渐改变当初反对我进入警界的立场。
在随后两年的警校生活中，我都十分盼望暑假的来临。我非常喜欢和正式警员一起执勤巡逻，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不少东西。警校学习的3年中，我也结识了许多终生好友。我们一同生活，一起学习，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教育长梅可望，师长李兴唐、程盘铭、徐远龄等，他们除了向我们传授警政专业知识外，还以身作则，教育人生哲理，影响到我的一生……3年警校训练，为我的人生观奠定根基，尤其是校训——诚——更成为我的座右铭。
1960年，我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分到台北警察局服务。记得我负责的第一宗凶案是杀人碎尸案。被害者的尸体被剁成无数碎块，分别装在6个大瓦缸内。当我走近时，已闻到一阵臭味，看到缸内发黑的尸块，目睹凶手留下来的现场，真可谓惨不忍睹。我开始感到胸口好像被什么东西压得紧紧的，一股恶心的冲动升起。我强忍着呕吐，快步走出房外，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再到现场继续侦查。
后来的几个月里，我眼前总是会浮出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尸块，好几个月都不敢吃肉。不过，后来想一想，被害者的家属看到亲人遇害，且死无全尸，他们一定比任何人都悲恸。一想到受害者家属的处境，我意识到自己身为探员，有替天行道、替受害者讨回公道的责任，那种呕吐的感觉就逐渐消失了。
在以后的40多年刑事侦查及鉴识生涯中，我处理了8000多宗案件，目睹过上万具尸体，正是这种社会正义感和对受害者及其亲人的责任感，给予我巨大的勇气，我要用科学的方法让被害者的尸体说话，来替自己伸冤，协助刑警找出凶手。1995年底，我应联合国之邀，前往波斯尼亚调查当地灭族屠杀的真相。埋葬无辜死者的现场到处都埋有地雷，不远处，游击队出没无踪，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但是，我想到了当年日本军队在南京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感到责任重大，我不要让这种已经残害过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屠杀继续下去。就是凭着这个想法，我一头钻入了这些臭味刺鼻、怵目惊心的死人堆里，寻找替这些无辜者伸冤的证据。
当时越战刚刚开始，台湾成为美军过境及后勤补给的基地，警察局要处理的涉外案件越来越多。有一天，一个美国大兵酒醉后在街上调戏台湾妇女，路人群起追打，后来他被追进了警察局。我当时正好值班，见到门外成群怒气冲冲的民众，我知道如果不让这位大兵留在警察局内，很可能会闹出人命来。
我马上通知美国宪兵队来领人。谁知道这个大兵见到我们警察仍破口大骂，向警察的制服吐口水，侮辱在场的警察。我上前劝阻，他不但不领情，反过来骂我，我不理会他的叫骂，没想到他得寸进尺，当着我的脸骂道：“你们中国人都是蠢猪……”
他骂警察，骂我本人，我都可以忍受。但是听到他骂起我们中国人及我的国家，我再也忍耐不住，双手握成拳头，气愤地指着他说：“住口，否则我就让你尝尝拳头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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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官学校生涯（3）
他瞟了我一眼，用挑衅的语调说：“我就要骂你们这些中国人，怎么样？想打我？你敢！”
他上前向我挑战，我在警校学的功夫马上就派上用场，几招就将这位高出我半截的美国大兵制伏。我告诉他：“你可以侮辱我个人，但是如果你侮辱我的民族和国格，我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现在，我虽然入了美国国籍，但是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总是以身为中国人为荣。在许多国际性会议上及与其他族裔人士共事时，我都处处谨慎，替我们中国人的形象着想。每遇到有人歧视中国人或贬低中国人时，我都会义不容辞地反驳，为中国人据理力争。
金门服役
没多久，我就被派往金门服预官役。我被派驻金门的田埔第一线，在第二十九师的一个连内担任政工官。金门的气氛与台北的不一样，刚到金门，我便马上感受到前线备战的紧张气氛。那时“9·3”炮战刚过不久，隔日发炮，气氛相当紧张。每天天还未亮，我就和几百名军中弟兄一起挑石块建工事，晚上，站岗放哨。夜间巡逻时，独自一个人孤单单地在沙滩上行走，夜风习习，天高月明，注视着对岸隐约可见的灰黑色山形轮廓，波涛拍打着脚下的岩石，有时还传来阵阵低沉的炮声，我感慨万千。在这样一个宁静却又紧张的环境中，我悟出了许多人生哲理。
在警官学校读书时，我就喜欢写文章，投稿刊出后，还收到一大笔稿费。当时的生活很拮据，我一直想吃上一大串香蕉。第一次收到稿费时，我就到街上买了一大串香蕉，吃得痛快极了。随后，我投稿上瘾了，从散文到评论文章，我都有兴趣。渐渐的，写作从业余爱好变成了副业，我用稿费买了双皮鞋，几套衣服。在金门前线时，我将自己体悟到的人生哲理写散文，继续投稿。
虽然我是连队的政工官，但是我和战友们都打成一片。不过，也常碰到一些令人头痛的琐碎事情。例如，连队过节时杀猪加菜，一头猪只有4条腿，但是连队里有5个排，怎么分才公平？每个人都想要猪肝和猪腰，连长吩咐要将猪肝和猪腰留给干部，我转将这些猪肝猪腰分给没有拿到猪腿的那一排吃，才平息分猪肉的风波。从这些细微的事情，我就意识到要做一个公正的人往往吃力不讨好，但是一定要有公正心，久而久之，士兵或属下才会信服你。
取得了信任，做起事情来就很容易，一旦连队里出现一些状况，处理起来就比较顺利。有一次，有个老班长想不开，手里挥舞着一颗手榴弹，口里嚷着自己有家归不得，年纪又大，后半辈子的生活没有指望，等等，要炸死所有人，与连队同归于尽。连队的长官就叫我前去劝说。这位老哥平时对我的印象很好，对我很信服。我冷静地应付，耐心地分析当时的局势，鼓励他重振生活下去的勇气。听了我的劝说，他终于放下手榴弹，大家也松了一口气。
又有一次，连队的一个战友发现房间里的钱包被偷了，战友相互猜疑。有一名战友向长官说，李昌钰是警官，为何不让他来查案，弄个水落石出。长官觉得不妨试一试。我马上将被害人的房间封锁起来，细心地将存放钱包的地方周围的指纹取下。然后，我请长官要求所有可能到过房间的士兵都按指纹留下纪录。经过仔细的比对，果然发现有一名士兵的指纹相符。“嫌犯”起初还抵赖死不承认，但当我拿出指纹来对照，他不得不供说是他偷的，而且还供出他将偷来的钱包藏在地雷区中。为了证实其说法，我们来到了地雷区，小心翼翼地越过地雷，才找到了这个钱包。自此之后，弟兄们都知道了指纹鉴定的神奇。
1年多的前线从军生涯，就这样在紧凑的节奏中过去了。1年以来，我目睹了不少战友受伤或身亡，我常常在想，人的生死是否命中注定，匆匆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了什么？有些人为了利，整天做钱的奴隶；有些人为了名，整天奔波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