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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罗热就对科学很感兴趣。1793年，他母亲把他带到了爱丁堡大学学习古典学和医学，他喜欢他上的所有课程，但交不到朋友，这显然是由于他非常害羞，以及他的忧郁气质。他更喜欢跟词语而不是跟人打交道。但对于词语的喜欢，他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彼得从没表现出对文学的感受力，那些热爱文学的人喜欢的是故事和对故事的讲述。但罗热的心灵不是按这种模式运作的，他是一个很实际的人，没有生动地想像的能力。自童年起，词语对他来说就是实现某种目标的手段。他所有的学术著作，包括类语词典，都是为了传播有实用价值的科学知识”。
渴求秩序的罗热换过好多次工作。1802年，他陪两个堂弟去欧洲旅游。罗热发现巴黎异常脏乱，但他敬佩拿破仑的军队行进时整齐的步伐。后来在曼彻斯特皇家医院做医生时，他帮助这个到处都是工厂、疾病肆虐的城市启用了公共卫生规程。曼彻斯特的脏乱让罗热难以忍受，晚上他就埋头编写类语清单，40多年后这些清单终于汇集成了《类语词典》一书。
罗热想编的并不是一部同义词词典（他认为根本没有同义词，每个词都有自己独特的含义），《类语词典》以抽象的概念为纲，其中1000个词条的每一个都会让读者一个个地看下去，从“确定性”延伸到“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又延伸到“推理”和“诡辩”。这本词典在1852年一面世就在英国风行一时，两年后在美国出现了删改本。罗热于90岁去世之前仍在修订和更新该书，整整一个世纪，他的后人把这本书做成了家族事业。自1852年起，《罗热类语词典》删减了10个概念，但增加了几十万个新词。
阅读的生物基础与社会意义
玛丽安？伍尔芙在她研究阅读生理学的《普鲁斯特和鱿鱼》一书中说，阅读行为不是自然而然的，人类到比较晚近的时候才开始阅读，所以尚未进化出专门适于阅读的基因。大脑要将原本为完成辨认出扁豆秧上的束带蛇等任务而进化出来的神经回路重新定位之后，我们才能阅读。
《纽约客》的文章解释说：“《普鲁斯特和鱿鱼》这一书名表明作者研究阅读使用的是神经生物学方法。细胞越大科学家拿来做实验时越容易，有些鱿鱼的视觉神经细胞比哺乳动物的神经元厚100倍，能有10厘米长，是生物学家们最喜欢用的。关于阅读人文的一面，伍尔芙选择了论述过阅读的普鲁斯特。”
伍尔芙考察了阅读的历史。从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5000年，美索不达米亚人在黏土上刻记号来记录牲畜等物品的数量。她说，一旦黏土上简单的记号不是被理解为乱画的痕迹而是代表10头羊之类的意义时，人就得让大脑更多的区域活动起来。公元前4000年埃及等地出现了图形文字，那时的读者必须记住数百个符号代表什么。到公元前750年，发生了一场重大突破，古希腊人发明了只有24个字母的书写系统，古希腊字母表是第一个每一个字母都对应口语里一个主要音素的字母表，知道一个词的读音就能将它拼写出来，看到每一个词都能读出来。儿童在3年左右的时间内就能够学会读、写希腊语，比现在的孩子学英语要快一些。文字易于学习，文学就民主化了，普通人也能掌握读写能力。诵读困难也就是这时候开始出现的，因为有人无法把字母和声音匹配起来。很多文字学家认为，这种字母的发明大大提高了人脑的抽象思维能力。
扫描显示，儿童在开始阅读时，要比成人使用更多的大脑区域，左右脑的广大区域都要动员起来。当儿童的神经细胞对识别字母更专门、更高效时，动员起来的区域就会变小，将只限于左脑。也就是说，效率高的阅读者能省下更多时间和脑力，因此能够更多地将自己的思考和情感整合到他的阅读体验中去。
阅读时大脑要创造新的神经回路，把用于观看的部分和用于聆听的部分连接起来，这样大脑的主人才能意识到纸上的符号代表着声音。有些大脑干不成这件事，或干得不够好，他们的主人以前被认为是傻子，但现在我们知道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天才。患有诵读困难症的名人包括达？芬奇、爱因斯坦、毕加索、爱迪生和贝尔。
研究发现，默读电视新闻、广告和科学节目的文稿的人比观看电视节目本身的人能记住和回想起更多信息。观众要感到舒适自在才会观看节目，不然就会换台。这导致不同意见之间很难谈判。“你鄙视某本杂志的价值原则，仍可以津津有味地读它，但如果电视节目出现这种情况你就看不下去。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不愿意把时间花在我们不同意的观点上。自我怀疑就变得不太可能了，实际上对一切东西的质疑都将更为稀少。把两个书面记录摆在一起看，很容易就能发现不一致之处。对文本来说，甚至能很容易地辨别每一份信息的权威程度的差别，比如读者对《纽约时报》的信任程度可能会因每一个句子而异。比较两个视频报道就比较麻烦了，在被要求从电视上两个互相冲突的报道中加以选择时，观众要么依靠直觉，要么依靠他在观看之前相信的东西。经常看书的人比不太看书的人更有可能去投票，参加体育和戏剧、音乐、摄影等文化活动。爱读书的人如此乐于走出去，也许是因为他们孤单一人时看的书给了他们信心。阅读某种程度上能赋予我们行动的勇气，对民主社会来说失去这一习惯将非常危险。”
伍尔芙认为，小孩在5岁前父母是否经常读故事给他们听将决定他以后的阅读技巧。读故事的方式也有讲究，坐在父母的双膝上听故事意味着孩子会把阅读和受宠爱联系在一起。她担心年轻人经常上网就不会深入思考词语、思想、现实和美德。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凯里说：“确实，电脑没有可供小孩坐的双膝，但是网上知识和经典作品的数量是前所未有的，让青年人触手可及。如果孩子们不推崇读书，那可能是因为我们教他们珍重名利，这不是电脑有某种内在缺陷。”
无行的文人
牛津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了新版的文坛轶事集，此前有过詹姆斯？萨瑟兰（1975年）和唐纳德？霍尔（1981年）编选的版本。新版的编选者约翰？格罗斯说新版里跟旧版重叠的部分占10％，其他内容都是新的。萨瑟兰的版本开始得更早，始于7世纪的基督教诗人凯德蒙，结束于迪伦？托马斯，格罗斯的版本的跨度是从乔叟到罗琳。
《洛杉矶时报》的书评说：“牛津大学出版社永远都不会出版一本军事轶事，或者工程师轶事。那些说话直来直去的职业，其从业者不会互相攻击、恶语中伤敌手。这种事只有作家们才做得出，虽然这伙专横的人对此并不自知。”需要纠正的是，牛津大学出版过一本军事轶事，此外还有王室轶事、政坛轶事。有些职业确实比别的职业更容易发生轶事，我们可以想像出一本哲学家或者医生的轶事集，但没人会去买一本银行业的轶事集。
同理，一些作家比另一些作家发生过更多的轶事。有些作家其有趣的言行本身就可以写成一套全集，比如王尔德、康拉德、詹姆斯、伊夫林？沃和奥登，还有一些伟大的作家则没有什么令人难忘的轶事，比如狄更斯。在西方，直到18世纪初期，作家轶事才有了比较丰富的来源，那时开始有回忆录出版，谈话被记录下来。
约翰？格罗斯说：“轶事一词最初指没被发表过的东西，因为内容很轻率。拜占庭帝国的史官普罗柯比用它的复数形式指查士丁尼皇帝的秘史、宫廷内的丑闻。轶事一词至今仍有隐秘、丑闻的一面。我们认为这样的故事有助于揭露人物的性格。”
只有比较奇异或者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才会被作为轶事记录下来。詹姆斯？乔伊斯的美国朋友哈利和克里斯出版了《芬尼根守灵夜》。他们让康斯坦丁？布朗库西画一幅漫画放在标题页，画好之后他们觉得不够现代，要求他画得再抽象些，布朗库西重新画了一次，只画了几条线和一个螺旋。书出版之后有人送了乔伊斯他父亲一本，老人家端详了一会儿漫画后说：“吉姆的变化比我想像得要大。”
书中充满名人会面的故事：当惠特曼遇到王尔德，当韦尔斯把萧伯纳介绍给康拉德。会面过程很少有一帆风顺的。二战期间丘吉尔很长时间里对作家以？伯林的身份都感到很疑惑。其实他指的是牛津的老师以赛亚？伯林，他驻扎在英国驻华盛顿特区的使馆，负责报道美国人的战时情绪。丘吉尔对他的报道大加赞赏，因而当伯林回到英格兰之后，首相的工作人员就安排二人共进午餐。当丘吉尔问他的客人最引以为傲的作品是什么时，这次打一开始就令人感到不安的会面跌到了最低点，欧文？柏林回答说：“是《白色圣诞》。”
轶事都是口耳相传，因而会跟听觉有关。约翰？莫蒂默说，金斯利？艾米斯有一天说他“用锤子砸了他儿子”（hit his son with a hammer），实际上艾米斯说的是“锤子砸到了他的拇指”（hit his thumb with a hammer，thumb和son谐音）。
通常作家都一副高高在上、脱离大众的样子，轶事可以让人们感到文人也有普通人的一面。晚年的时候“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对弗斯特已经没什么益处了：因为近视，在他的朋友、女王的表弟哈尔伍德勋爵的婚礼上，他错把蛋糕当成了女王，郑重地向结婚蛋糕鞠躬。
哲学家赖尔是奥斯丁小说迷，当有人问他是否看小说时，他回答说：“看，所有六部，每年都看。”托马斯？莫尔爵士向一位出身名门的求婚者展示他正在裸着身子熟睡的两位女儿的裸体，好让他决定娶其中的哪位。因为他在《乌托邦》中对婚姻的设计是“结婚之前，新娘和新郎彼此裸体对看；马不先除下鞍鞯辔头没有人要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