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不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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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不识字- 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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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科学的工业管理和智商测验,在它们的激励下,加利福尼亚大学学生约翰?拉尔森发明了测谎仪。它测量几种与说谎并因为说谎而感到心虚的身体特征。因为它同时测量好几种数据,故又被叫做多功能波动扫描器。嫌疑人身上被接上导线之后,会被问上十来个问题。当被问到调查型问题时,嫌疑人的呼吸频率和血压会突然升高。第三个测试项目皮肤电反应记录的是正常的干燥的皮肤的导电性。皮肤有大约200万个汗腺,当嫌疑人感到压力的时候汗腺会出汗,皮肤的导电性就会升高。
  问题是有人说谎的时候并没有负罪感,因此当他们说谎时测谎仪的指针不会剧烈地摆动。一些无辜的人因为紧张反而会被显示为有罪。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曾使用测谎仪招聘工作人员,结果一位名叫阿姆斯的苏联间谍通过了测谎并成为他们的雇员,他的活动导致10名在苏联工作的美国间谍被处决。2002年10月,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的一个专家小组说:“不能把国家安全这样重要的事情丢给测谎仪这样一个粗糙的东西。”他们还说:“还没人用测谎仪抓到过间谍。”
  美国“生活科学”网站上出售一种便携式测谎仪,“使用非常方便,这可不是谎话。虽然只能用于娱乐,但它是理想的测谎工具。其工作原理是测试声音压力,当人们撒谎时声音压力会升高。下次参加派对的时候带上它,你就可以知道谁说的是真的、谁在撒谎了。当主人说那瓶酒50美元一瓶,你就知道其实它的售价只是2美元”。
  可是很多人不会满足于只能用于娱乐的测谎仪。《连线》杂志说:“我们能够把人送上月球,为什么不能测出一个人是否在说谎呢?就像太空计划在冷战期间被认为是能够击败共产主义的东西一样,测谎仪好像是我们击败恐怖主义所需要的东西。”
  传统的测谎仪显然担任不了如此重任,科学家们说现在有了比波动扫描器更可靠的手段: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它测试的是大脑中的氧气,氧气又跟血液流动有关。血液流动增加说明神经的活动增多。而在1996年有研究人员发现,人们撒谎时大脑有14个区域处于活跃状态,而讲真话时活跃的大脑区域只有7个,因为讲真话不费脑子。
  遗憾的是这种方法也没有它初看上去那样神奇。原因之一是大脑中跟说谎有关的部位是因人而异的,文化、语言、个性、习惯用左手还是右手、性别、用药情况和健康状况都会对结果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fMRI很容易对付,它检测的是大脑消耗的氧气量,被试者只要深呼吸或者憋住呼吸就能使检测无效。
  2月2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McGovern大脑研究所联合主办了主题为“测谎是否有科学依据”的讨论会,与会的教授们认为他们有责任阻止所谓新型测谎仪的应用。一位教授说:“跟法律相关的神经科学首先要关注的应该是行为,而非大脑中血液流动的图像。大脑没有杀人,杀人的是人。”其实早在4个世纪之前,蒙田就已经指出了测谎的困难之所在:“真相的背后有十来万种形式,而且没有固定的范围和限度。”
  

说不尽的脱衣秀
有一则报道曾提到,法国一家久负盛名的内衣店为了确保售出的商品达到最佳的使用效果,请来专业的脱衣舞演员免费向女顾客传授脱衣技巧,因为“女性买内衣是为了穿,更是为了脱。要想在脱长裤的时候不显得滑稽并不容易”。在国外,更有一些健身中心开始教女性跳类似脱衣舞的健美操,据说这样可以让女性坦然接受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自信。给自己心爱的男子来一段表演,已经变得跟写一封情书、唱一段情歌一样自然、普遍。
  成长于上世纪60年代之前的美国人还没那么开放,在自己家里是看不到脱衣舞的,要“晚上跟伙伴们一起从窗户爬出家,赶往新奥尔良看街上舞女上演她们的固定剧目,然后在母亲叫我们起床前钻回被窝,她们敏锐的鼻子往往能闻到我们身上挥之不去的烟味和酒味。我记得我看到了坎迪?巴尔,可那也许是坎蒂?巴尔,或者是坎狄?巴雷,谁知道呢,一个人走红了就有无数人叫一个发音类似的名字。如果当初知道一个时代行将结束,我会看得更多”。《说不尽的脱衣秀》(Striptease:The Untold History of the Girlie Show)的作者是戏剧学女教授雷切尔。她眼中的脱衣舞跟流行的色情表演不可同日而语。在上世纪30年代,多数表演者“在台上走来走去,仿佛是在琢磨浴缸是否放满了水”。也有人跳起来像是“晚餐吃的是炸药”,旋转中裙摆被转到无法超越的高度,当时报纸的戏剧评论说:“她看上去就像一架双引擎轰炸机。”
  脱衣舞让女性在台上展示自己的妩媚,让乡下姑娘也得以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脱衣舞娘都是德艺双馨的。罗西塔?罗伊斯训练了7只鸽子,表演时它们振翅飞翔,衔走她晚礼服上七七八八的零碎,后来这7只鸽子被人用气枪打成了筛子,众人的目光都对准了“美酒姑娘”Tirza,因为她曾为自己用酒洗澡不及罗伊斯驯鸽子那么有创意而发愁。这位姑娘到底是被冤枉了还是就是真凶已无从查考,但妒火中烧的伊万杰琳确曾用斧子砍碎了德文娜能容550加仑水的水槽———表演时她像美人鱼一样在里面裸泳。
  脱衣舞是美国上世纪20年代的爵士时代到上世纪60年代性解放时期盛极一时的娱乐,刚开始它更接近于歌舞杂耍而不是色情表演,后来有了裸体芭蕾,演员遮遮掩掩地拿着羽毛扇,舞台上放起气球充当肥皂泡。1907年,歌舞大王、百老汇顶级的制作人佛罗伦兹?齐格飞对法国的舞台表演加以美国化,率先推出“富丽秀”(Follies)。他还抛出“让美国姑娘光艳照人”的口号,安排男歌手对着姑娘们唱“可爱的姑娘像动听的歌”。
  1936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歌舞大王齐格飞》讲的便是齐格飞的故事。同年,罗斯?李在一场富丽秀中唱道:“要想当好脱衣舞娘,先读几年圣贤文章。”这一唱让脱衣舞变得很有文化、很高深,她本人身体力行,孜孜不倦地研究艺术史、古典芭蕾和人类学,到40年代她开始为《纽约客》创作短篇小说。
  作者说美国人跟欧洲人对待裸体有着不同的态度。1868年英国“金发女郎”表演团让美国观众一怔,英国姑娘个个体形丰满,而且是越丰满的跳起来越震撼、越性感。1899年,另一个表演团的经理吹嘘说他手下的姑娘个个体重超过200磅。在法国,裸女会摆出各种造型,丽都俱乐部的特色就是歌舞女郎精心摆出舞台造型。就在几年前,丽都的姑娘们光着身子摆出了兴登堡空难的场景。各种艺术表现形式里都有莎乐美的身影,最初是《圣经》里的记载:希律王被莎乐美的七重纱舞给迷住了,愿意满足她任何要求,结果她提出的要求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为了给母亲复仇,她要施洗约翰的头颅。后来又有了王尔德的剧作、理查德?斯特劳斯的歌剧、埃拉?内吉姆瓦出演的电影。莎乐美以脱衣舞的形式在美国上演时,连很有身份的主妇都被打动了,人人都想看复仇女神如何摘掉她的七重纱。
  到20世纪50年代,脱衣舞成了男性知识分子最喜欢的研究对象,尤其是在法国。罗兰?巴特分析脱衣舞的神话内涵说:“女人脱到全身赤裸时,就失去了性感。性感只有在冲突与矛盾中才能成立,它永远只能是引而不发的。”又说,“赤裸是女人一种自然的衣装,它到最后会累积成重获一种肉体完美纯洁的状态”。当日的盛赞如今成了悼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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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亦有道
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彼得?利森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海盗组织的法律和经济学》,他的结论是,虽然海盗是残忍、凶暴的罪犯,但海盗船却不是一般人想像的漂浮着的暴政机构。相反,由于海盗们很清楚船长独裁的危险,因而海盗船发展出了后来西方民主的雏形。
  跟黑手党不同,海盗不受种族和家庭纽带的约束,成员来自不同的国家和种族。他们也不靠暴力挟持别人加入,很多都是自愿的。1630…1730年间是海盗的黄金时期,他们占领了当时主要的航道。在海盗船上的船员有一两百人,同时期的商船却只有一二十人。有些海盗组织大到一只船装不下,他们会用若干条甚至数十条船组成一支舰队。
  海盗主要来自海军和商船。这两种合法的船只按照严格的等级秩序加以组织,船长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威,比如决定在哪里停泊、何时发起攻击。一旦船长犯错误或者脾气不好,无法忍受的船员就会被迫去做海盗。在船员得不到充足的水和食物的情况下,船长仍能得到充足的供应。船长和少数官员拥有单独的住处,船员的居住情况却很糟糕。海盗们都是霸道的海军和商船船长的受害者,因此当他们自己组建队伍时,就想办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海盗船由很简单的规则所统治,规定船员的权利和义务,处理纠纷的规则,保证船员英勇作战的激励和保险赔付方案。但仅有规则是不够的,海盗们需要防止首领把他的个人利益置于全船利益之上。
  首先,海盗采取了分权和限制权力的制度。作战时船长是至高权威,因为争辩和不同意见会降低效率,带来危险。作战之外的时间里的负责人则是司务长,负责纪律、食物和战利品分配。通常分配规则是明文规定的,且相对平等,船长所得只是普通船员的两倍。船长和司务长是船员选举出来的,船长如果不够勇敢、判断失误或者超越其权力范围,就会立刻遭到罢免。船员们经常在罢免掉船长后,让英勇、热心的司务长取而代之。这样在官员之间存在着竞争,会阻止他们滥用权力、鼓励他们为船员的利益服务。在海盗船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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