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读书，全是为了自己的兴趣！可是，读了一年多，发现即使在北大也并非如此，必须对付许多自己觉得很无聊的课。而自己真正想学的东西，又没有机会去学。为什么“自由教育”并不自由呢？我开始对这种教育背后的哲学进行思索。
我的发现是：即使在最开明的北大，教育还是追求专业的目标。各系老师对教育都有一套见解，许多见解在当时还是很与众不同的。但是，他们的这些见解，基本是以本专业为中心。再往深一想，追求这种专业目标就不可避免地使教育偏离了人的目标。我渐渐发展出这么一套理论：专业教育就是对人的奴役。比如，政府中的官僚决定国家需要100名计算机人才，50名笔杆子，于是就在计算机系招100人，在文学专业招50人。这些人的培养目标，全是官僚机器中的螺丝钉，只懂得上面让你做的那点事情，甚至只对上面需要你感兴趣的事情感兴趣。你越接受这样的教育，就越丧失了自我。最后，“理想”的计算机人才，几乎就变成了一台计算机，别人给他输入什么程序他就按什么运行，不懂得喜悦，不懂得哭泣。搞文学的本质上也是一样的。上面需要表达某种情感，他们就被训练出来去书写这种情感。最可笑的事情还是指导我毕业论文的陈贻煟淌诟嫠呶业摹Ｋ担晃桓愎诺湮难У闹д撸涫蹈径敛怀瞿氖坠攀美础Ｎ椅仕阍趺此的呈资谩Ｋ碇逼车鼗卮穑骸拔也欢馐呛纹浞纪靖嫠呶业摹！彼鸭甘资玫健昂纹浞纪尽蹦抢锴胧竟竦檬卓希约夯乩淳退枷胄浴⒁帐跣缘匦闯鲂矶嗦畚睦矗衷谝菜闶钦庑欣锏娜ㄍ恕６饣故窍嗟逼毡榈南窒蟆？杉难д庵肿罡鋈恕⒆钚枰杂傻亩鳎尤灰脖惶自诩苹奶逯浦卸侨诵曰恕�
我自以为看透了这些，发誓要做一个活生生的人。自己拥有着唯一一次生命，绝不能接受这种计划体制的教育的切割。上大学就是追寻我心灵的声音，而非国家意志。我必须先建立自己不属于任何专业的自我认同，然后根据自己的精神需要，超越系和学科的限制，在全北大自由选课。后来还读了一本翻译过来的《教育哲学》，上面赫然写道：“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自己。”我当时兴奋得几乎叫出来：这不就是我的教育目标吗？！“成为自己”，实在是我最大的教育启蒙。后来到了美国，看到这里人们从小就教育孩子在面临各种人生选择或考验时要be yourself，即“成为自己”。甚至大选的总统候选人辩论，选民们也要看候选人们是否有be yourself的能力。反省自己的经验，“成为自己”实在是说说容易、做起来难。比如前面讲的，在毛泽东、周恩来逝世时，大家都哭，你哭不出来就心理害怕、自卑，于是真心诚意地努力去哭。在这种压力下，你不知道什么是自己。我现在48岁，生活在自由社会，但回顾38岁时的许多情感，也经常会发现那些情感有时不是自己的，而是顺应社会、同伴的压力去感受。我们的社会和教育把人给异化了，让人迷失了什么是自己。教育的功能则是要把这种丧失的自我找回来。
应该说，松松散散的北大，在当时为我追寻这样的教育目标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通才教育可能吗？（1）
还是继续上节的话题。我读大学时期怀抱着通才教育理念。对我来说，本科教育的第一使命是人格的完成，而非具体技能的培养。人要首先成为人，而不是个专业工具。当时中国还非常闭塞，很少有外面的东西可以参照，我更不知道所谓“well…rounded person”（饱满的人或全面发展的人）这样的说法。达到这样的理念，自然经历了长期的独立思考。从今天的角度回顾，当时的这些理念，和现在我所了解的西方大学的主流教育理念也颇为相合。为此，我还是很自豪的。不过，把这种理念运用在自己身上，则会产生种种问题。
通才教育并非兴之所致地读书，自由之上还必须有一个架构。在美国的大学，一般选专业到了三年级也不晚，而且选了还可以换，确实非常灵活。不过，这种教育还是有严格的要求的。在大部分大学，选课也不能乱选。比如文科的学生必须修一定的理科课程，理科则需要修基本的文科课程。外语上也有相当的要求。哈佛的本科生核心课程的改革，在几年前就被前校长萨默斯当作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之一，但到他辞职时仍无结果，现在虽然已经经过了许多教授和学生代表的审核，仍没有达成共识。可见自由的框架是多么难建立。
20世纪80年代的北大，和当时中国大学的普遍情况差不多。大学恢复高考招生不久，教授们陆续恢复正常教学。但是，什么是正常教学呢？实际上就是“*”前受苏联影响的那一套。也就是说，20世纪80年代的教学用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框架；只不过一些“思想解放”的老师，试图在这些旧框架中装一些新内容而已。特别是“*”刚过，老师们都觉得自己在专业上“被耽误了十年”，一恢复正常就更强调专业了。所谓通才教育，根本不可能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大家最多说一说交叉学科的优势。我基本上是“*”中上的中小学，上了高中后才算是开始用功读书。而那时候的读书，与其说是求知，不如说是准备高考。这样进了大学，很少有先期的教育准备。在这种情况下能自己意识到专业教育的缺失，立志用大学来追求个人的自我实现，按说已经不容易了。可是，具体怎么往前走？我毕竟是个20岁上下无甚学养和经验的青年，需要过来人指导。可惜能够提供这种指导的老师，当时是很难找到的。
另外，当时的文科教育非常意识形态化。北大在文史方面有些老底子，中文系、历史系的古典训练，还是实实在在的学问。但社会科学几乎不存在。哲学、经济学、法律等，都镶嵌在“*”前的社会和教育结构中，和政治课差别不大。政治学、社会学等还未建立。这些学科的许多教授，除了政治教条外，没有什么靠得住的知识。如果追求通才教育、跨出专业选课，可选的东西实际上非常之少。用鲁迅的话来说，我反叛了专业教育，却遇到“娜拉走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
除了一个大的架构和内容外，通才教育还必须有具体的手段。其中一个核心就是师生互动的讨论班，多元性的观点的撞击。比如美国大学招生，追求各种阶层、种族、文化、国家的学生的融合，上课也是各专业的人都有；因为选课也不受年级的限制，一般的课常常是四个年级的学生，甚至研究生聚集一堂。这样，大家看问题的角度各有不同，阅历不同，术业亦有专攻，讨论起来兴味盎然。再有，美国大学生上课除了讨论外还有两大件：课堂报告（presentation），学期读书报告或论文。两者强调的都是表达，要让学生发出自己的声音。可惜，我们那时在北大上课，文学专业的学生最多和汉语专业一起上些系内的公共课，如古代汉语；偶尔也和外系同学一起上几节政治课，好像是大家一起*。年级之间的界线更是森严，很少有不同年级的学生坐在一起的事情，除非是讲座和非常少的几门选修课。即使像张广达先生的课，也是阶梯教室爆满，面对五六十人，也只好满堂灌地讲大课了。课堂提问是非常罕见的，更不用说是讨论、辩驳了。同学的自我表达能力也相对比较低。记得有一次有位台湾出身的外籍教授来做讲座。他虽然通场都用中文，但带来了外面的习惯，要留时间回答问题。一位同学站起来提问，因为过度紧张，竟说不出个完整的句子，乃至谁也没有搞清楚他究竟想问什么。可见我们在这方面的训练是多么欠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通才教育可能吗？（2）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特别要为大学生涯感谢我的几位室友。那时六个人一间宿舍，非常拥挤。学生生活也很单纯，没有什么校外活动。宿舍就是生活和学习的中心。我们六个人，32岁的老吴来自上海，下过农村，属于老反革命，给了我许多人生的教训；28岁的“二老吴”来自广州，口口声声“我们广州人把广东以北的人都叫北方人”，今天看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又听古典音乐，又听邓丽君，学过许多年油画，是班里西方艺术史的权威，还曾经“乘机离开北京”（就是乘飞机回过一次广州。那时坐飞机实在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把新闻中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时用的千篇一律的话“乘机离开北京”来开他的玩笑），是很洋派的；剩下三个基本同龄，其中高远东来自山西城乡之间（好像他父亲属于城里的户口，母亲是农村户口），王达敏来自河南农村，郭东胜来自内蒙，我则来自北京，可以说是五湖四海，比起现在北京人主宰校园的景象也许略有不同，虽然当时北京学生的比例还是太高。因为背景、年龄、经历不同，大家聊起来就比较有意思，互相能学到的东西也很多。当时上课没有讨论班，但在宿舍几乎每天都开“讨论班”，特别是晚上9点半下了自习到11点熄灯那段时间，宿舍里异常兴奋。记得有一次大家晚上本来该出去自习或者在宿舍看书，但因聊得投机而欲罢不能，一直聊到9点。我表示我们是否浪费了太多学习的时间，高远东则说这样聊聊实在难得。他本来就比我用功，学得也好。既然他都觉得聊天好，我心里就更踏实了。只可惜，我们六个人全是文学专业的，天天上同样的课，在学术上所谈的内容就未免狭隘了一些。
在这样的环境下，自己单枪匹马地追求通才教育自然会有营养不良的危机。当然，摆脱了系里的专业课程自己去闯，总是比在系里当个乖学生要好。我一逃课，系里一些课的成绩就有所下降。不过我振振有词，称“一个全优的学生，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