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动真格的读书，还是在1989年。那年夏天，我立志学英语，日后到美国求学，于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和外界不太交往。可惜学英语天分太差，考托福第一次590，第二次竟得了580，600分死活过不去。幸好后来妻子赴耶鲁读博士，我跟着借光，从以学生家属的资格旁听开始，再读东亚研究的硕士，最后到历史系读博士。一天在校园里骑车，看见一个中国人走路，两人对视，一下子全停了下来。天呀，是张先生！他也记得我！一晃十多年了。久别寒暄，才知道他也是1989年后就出国游学。先是在欧洲，成为获得法兰西学院国际讲座教授的第一位亚洲人。这个职位是法国文化界的最高荣誉之一，凭工作证件可以免费出入各大博物馆，甚至还可以带客人进去。据说此职位刚设立，第一年请的是戈尔巴乔夫；老戈不来，就请了个研究东欧的学者；第三年请到了张先生头上。我们都知道张先生懂得多门外语，但法语他在大学仅学了一年，后来就没有再动。几十年后荣任此职，每周用法文讲课，竟顶了下来，人没有讲少一个。以后他又不停走访世界名校。刚到美国来后，英文明显讲不利落，在一个聚会上碰到我的导师史景迁先生，两人还只能用法语交流。可是没有几个月，英语就十分流畅。周围的教授提起来，都说他英文实在很好。他至少能够用流利的法文、英文和俄文讲课。这在搞“国学”的学者中，有谁还有这个本事？在耶鲁期间，他还坚持学梵文。即使在耶鲁，这种文字的课也就两三个人上，还有位年轻的学生半途放弃。张先生则一直学下来。他到此时可已经是快70的人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八十年代北大文史第一人（2）
顺便还说一下，我36岁开始学日文，功夫花了不少，成果则不足观，于是频频向他抱怨自己阅读还是不行，问他如何。他叹口气说，日文不好是他一个最大的遗憾。日本人学问实在很好，人家要找你商榷起来，还真让人紧张，所幸日本人挑战他的好像至今还没有。（我还听过一位师妹告诉我，国内老一辈的一位权威，一次学术会议上让日本学者猛商榷了一下，下场后把自己关在旅馆房间里直哭。）张先生解释说，日文不好的最大原因还在于自己的民族感情。日本人打进来时，他还在北京的中小学读书。他觉得日文是占领者的语言，心理抵触情绪很大，不愿意好好学。不过，当时看日本人，感情其实也很复杂。比如，日本军队刚开进来，第二年书店就跟进来了。而日本的书店和过去中国的书店不一样，是开架的，井然有序，你可以在那里阅读。几十年后访日，他对日本大学里的同事的敬业精神也很感叹。比如有位日本同事，每天在办公室从早八点干到晚八点，纹丝不动，几十年如一日。日本人一起读会要，老师领着解读到某页时去世了，继承他的徒弟就从那页开始接着带着大家读，多少代下来，就有了传统。人家的学派可不是拍拍脑袋说几句猛话就创造出来的。这么积累的学问你怎么可以小看呢？听张先生这么一说，我对日文就更不敢怠慢了。有一次拿本日文书问他，他用手指跟着竖行字飞快地读下去，随口把中文意思说出来。我马上说：“张先生，您这叫日文不好吗？”他笑笑：“唬人而已，你程度还浅。”
张先生来过耶鲁几次。最后一次来时，头几天没有找到房子，正巧我妻子到日本做研究还没有回来，我就请他在我家委屈几天。当时还有一位武汉大学的徐少华先生，也是刚来正在找房子，我索性也把他请来。我们三人，戏称三个单身汉，过起大学宿舍的生活。我和徐先生一直好奇想看看张先生做学问的神通到底在哪里，这次算是有近观的机会了。每天早晨我们两人起床时，都看到张先生已经端坐在书桌前读书。我们一问，他才说自己年纪大了，睡眠不需要太多，早晨起来干几个小时，这一天就“够本儿”了。后来徐先生向我感叹：“真算是见了大师了。自己这几年为学小有成果，有些飘飘然了。一看张先生，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此话实在不假。有一次闲谈中，我们替张先生鸣不平，说他命运实在太坎坷了，当了那么多年右派，现在在国外生活也颇不稳定。如果命运公平一些，还不知道是什么光景呢！张先生则轻描淡写地说：“我可不这么看。我当右派属于走运了。看看当年的北大，没有当右派的人怎么样呢？他们每次运动都要出来冲锋陷阵。不少最后被搞到梁效里面。哪里还能做学问？我被关在图书馆里，多少还看了几天书。后来恢复正常才有点东西可以教给学生。现在我要是在国内，当然也是会如人所说成为个权威泰斗什么的。可这种大骄子对我有什么意义呢？还不是一天到晚开会吃喝？像现在这样在外面东奔西走，对各国学术有机会观察。特别是在法国那几年，对年鉴学派什么的，有现场学习的机会。”另一次他私下对我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上天如果多给我几年，我也许会把所学归纳总结出来一些。如果不给我那么多时间，所学所知也就跟着我走了。但这又算什么呢？看看历史，许多饱学之识都是这样，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留下东西来的人也许算是偶然。这些我早看开了，能够平淡对之。”
所谓宠辱不惊，说的就是张先生这样的人。这也是我心目中的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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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如何逃课作弊（1）
我如今在大学当老师，对逃课、作弊的事情非常不能容忍，有一次监考，甚至跳到讲台上面，居高临下地观察是否有人偷看，弄得底下的学生面面相觑、互相吐舌头。可是，四分之一多世纪以前我在北大时，却是个逃课大王、作弊大师。不过对这两点，我的内疚都十分有限，甚至还挺得意。
我并非行为不端的学生。相反，在一些老师和同学眼里，我恐怕还属于严肃向学的。甚至有同学预测我未来会成为学者。可是，大家都知道我逃课。室友们也知道我考试偶尔作弊，他们有时还给我一些配合。
为什么要逃课？道理很简单。第一，当时的课不如现在，大多数都是必修，只有到高年级才开始选修。前两年，全班如同一条流水线上的产品。我那时志向不同，希望转学历史，中文系的课就成了紧箍咒，非逃不可。第二，当时的政治课实在太多了。比如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这三大件，全校都必须学，而且内容有许多中学就学了不止一遍，高考也死记硬背过。现在又来一遍，没有人不烦的。记得当时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到办公楼礼堂做讲座，他说了一句“建议大学取消政治课”，顿时全场掌声雷动。可见民心所向了。我还必须加上一点：中文系外面看着时髦，大家张口闭口“纯文学”，但课程设置其实有许多还是政治课性质的。比如“文学理论”，“马列文论”，一天到晚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政治课在文学领域的具体演绎。还有门“民间文学”，滔滔不绝地讲的是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和文学的大道理。把这些加在一起算算，全上下来会消耗多少时间和精力？这么读实在让人有一种“入土”的感觉。
不过，当时的一个好处就是班级大。仅文学专业就53人，而且大部分时间还和三十几人的汉语班一起上，几十人挤一个阶梯教室，老师也不知道谁来谁不来。另外，当时“*”刚刚结束，考进来的都是天之骄子，非常知道珍惜读书机会，上课很少不来的。几个人溜走，一般无伤大雅。特别是政治课，因为是最大的公共课，规模也是最大的。不仅不同专业的学生一起上，有时还和外系学生到大礼堂上过。这时逃课就更方便了。在逃课的全过程中，心理状态会逐渐发生变化。比如刚逃课时，逃一次就觉得自己赚一次。但逃到后来，就觉得不去是自己的天赋权利，去一次就觉得自己亏一次。所以，逃课总是越逃越凶，甚至有些每周上两次的课，我一学期就去过两三次（包括考试）。最初考试前的总复习还去，后来连这种课也懒得听了。
一个学期不上课，考试蒙混过关按说比较困难。其实未必。第一，政治课千篇一律，而且不知道已经是几进宫了，你不可能完全不会。只要不图得优，一般都能安然过关。第二，实在不行，同学还可以帮忙。关键是要坐在努力学习的同学边上。在阶梯教室里几十人考试，老师只长了两只眼睛，盯不过来，下手很容易。
我考试作弊并非没有基本的道德准则。我只是政治课作弊，其他课不管怎么不喜欢，从来是只逃课不作弊。记得中学最好的朋友同年考到浙江大学建筑系，考试作弊被抓住，挨了处分，记入档案，我还写信骂他怎么这么糊涂。我认为那是很不道德的事情。毕竟他正经学的是建筑学。我这里则要背政治课本。在我看来，强迫我们这样的青年用人生最好的时光背政治教条那才是不道德。这样作弊就属于正当防卫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在北大如何逃课作弊（2）
我逃课的最大优胜记略是*党史。那堂课我基本没有去过，考试前有些慌张，最后决定盯着同屋老吴。他是我们班最大的一位，进校时32岁，虽然对政治课总是嘲弄，但上课大体还是去的。何况他不仅年纪大、稳重一些，对我这位小老弟有责任，而且马列确实读过不少，水平一定是有的。我在去考场的路上一直缠着他，嘴里念念叨叨：“老吴，关键时刻拉兄弟一把呀！”他不停地摇头：“你可别连累我呀！你坐我边上可以，我把卷子摆在那里，要看随你的便。被抓住是你自己的。我可不是要故意给你看的呀！”我赶紧千恩万谢，依计而行。真考起来，比想象的容易得多。中学的历史和政治课里都讲了不少。用大家事先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