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才能理解赵一曼，我们不是记住仇恨，延续仇恨，我们只是记住历史，阿多诺这样说道：“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我想对酷刑失却记忆的宽恕与和解，仍等同于某种意义上的抹杀与否认。酷刑挑战的是人性，是对整个人类的犯罪，奥斯威辛、耶路撒冷的哭墙、南京大屠杀、囚禁赵一曼的牢狱，都铭刻着人类的永恒记忆。利用对人生理结构的认知，把肉体折磨发挥到极至，达到精神上的屈从，这种彻底丢弃了人性的酷刑的设计者和执行者，对他们的称谓只能有一个——魔鬼！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做支撑，彻底否定了医学生理的极限，对英雄的称谓也只能有一个，那就是——神灵！魔鬼终将遭受炼狱之火，神灵一定被人心供奉！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铭记，我想到刘胡兰的妹妹爱兰子的故事，也许记忆是要付出代价的——对胡兰子行刑时，十二岁的爱兰子亲眼看到活生生的姐姐在铡刀下身首异处，热腾腾的鲜血四下迸溅。善良柔弱的爱兰子被惊呆了，从此，她的记忆再也走不出那个血腥而又酷烈的场面，她的意识、她的情感永远留驻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二日的那个现场。人们都说：爱兰子得了“精神病”。
一九四九年夏，战斗剧社从临汾来到北平，为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演出《刘胡兰》，当时应观众要求在演出前请刘胡兰的妹妹爱兰子同志给观众讲几句话，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她才答应下来。可是，当她到台前刚一站定，就情不自禁地饮泣而号啕大哭起来……
哭泣也是有力量的，这种直接袒露心灵深处的情性，是对那酷刑的记忆和控告，爱兰子她以她的记忆，对酷刑的记忆保留了“情感的力量和强度”。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这些文字所挟裹的血腥，使阅读和记忆的人难免心理痉挛，我们不是鼓励喋血，我们是在新的时日，不与遗忘为伍，仿佛立在十字街头电子时代的爱兰子，对来往的过客说——记忆在此！
【附件】
赵一曼牺牲前在火车里写下的那封遗书被存在日本人建立的档案里，那是写给儿子的遗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满洲国）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直到一九五六年，二十六岁的宁儿（陈掖贤）来到母亲赵一曼的殉难处，才亲眼看到了那封写给他的遗书。陈掖贤找来蓝墨水，用钢针在自己的左小臂上重重地刻下了“赵一曼”三个字。
直到陈掖贤去世，这三个字还深深地镌留在他的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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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落的细节（1）
一
对于历史，最不忍看的是细节，耐得住咀嚼的也是细节。就像读唐诗，你记住玩味不已的是细节是意象。其实，如果我们说唐诗是活着的，它作为血液流淌在我们的血管的暗处，我们指的是落日羌笛、浔阳江头秋瑟瑟，也许在我们不经意间，被某种眼前的事物所触动，我们就会把储藏在我们心中的意象释放出来，我指的是你看到平原尽头的落日、空山新雨后鼻翼的清新，你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从唐诗里转移出来的诗境。
我知道在日本宣布投降后的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率参谋、翻译等一行八人，乘坐一架中型双引擎飞机，由南京飞往湖南芷江。此行是奉侵华派遣军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的命令，向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萧毅肃将军请示日军投降事宜。
约九时半，飞机正在烟波浩淼的洞庭湖上空飞行，突然参谋桥岛惊叫起来：“机舱里发现一挺机枪！”
今井命令：“赶快把机枪丢下去！”
机枪丢下去了，几个人从飞机的舷窗往外望，碧波万顷的洞庭湖和一挺丢下的机枪不成比例，那枪划着弧线像断翅的鸟，一头栽进水里，往外只是荡出几个圆圈……
这是一个极富内涵的细节，如果说我们读到现代历史上法西斯德国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巨大的石碑上用中日英三国文字刻着：遇难者三十万，那样的数字唤不起你的惊悸和震撼，那我们把它还原为细节，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万的数字累积，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里的几个星期之内完成的。据一位历史学家估算，如果让所有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手牵着手，长度可以从南京到达杭州，延展距离约两百英里。他们身上的血共重达一千二百吨。尸体可装满两千五百节火车车厢。如果把这些人一个个叠起来，将达七十四层楼高。
对于这些遗落的细节，我们是有亏欠的，我们把那些苦难和哭声给岁月淤积在冷漠里了。但某时，就是一个细节给了我们一种全身心的唤醒，唤醒骨骼，唤醒山川，唤醒了人的良善和悲悯。
我们说的奥斯威辛，不仅仅指波兰的一个小镇，而是需要记住的氰化氢毒气室和焚尸炉，在这里曾创造过每天毒死六千人的记录。在奥斯威辛，光是被毒气屠杀的就多达二百万人之多。所有被关押到这里的犹太人以及其他无辜平民百姓和战俘的最终命运除了惨遭屠杀之外，他们的随身财物也被劫掠一空，就连死者身上的牙齿、头发及至皮肤都不放过。
纳粹用遇难者的人皮做成手套和灯罩，用头发做成褥垫，把死者假牙上镶的金子熔化后存入德国国家银行。囚犯的衣服、鞋，比较好的他们就拿去给德国兵穿，差一点的就给下一批囚犯用。甚至连有的囚犯身上的脂肪，都被刮下来做成肥皂，尸体烧完后就当做肥料，连头发都被做成人发毛毯。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前苏联红军解放了该集中营，当时集中营内的幸存者仅有七千多人，其中包括一百三十名儿童。这里堆放着七千公斤头发，近一点四万条人发毛毯，三十五万件女装，四万双男鞋和五千双女鞋。
正因为是这样的细节，我们为这样一句话所感动：“这里是地球上最令人伤感的地方。人们抱着种种期望，甚至深深的忏悔，来到此地。”同样使我们感到自己文字苍白的是一个名字叫玛莎的犹太女孩在纳粹集中营所写一首诗歌： 。。
遗落的细节（2）
这些天里我一定要节省
我没有钱可节省
我一定要节省健康和力量
足够支持我很长时间
我一定要节省我的神经和我的思想和我的心灵
和我的精神的火
我一定要节省流下的泪水
我需要它们很长，很长的时间
我一定要节省忍耐，在这些风暴肆虐的日子
在我的生命里我有那么多需要的
情感的温暖和一颗善良的心
这些东西我都缺少
这些我一定要节省
这一切，上帝的礼物，我希望保存
我将多么悲伤倘若我很快失去了它们
这诗歌注定要留下，这文字铭骨了苦难。我记住了这首诗歌里撼人的细节语言“我一定要节省流下的泪水”。是的，从这有质地有骨感的文字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空疏矫情的荒诞，细节为苦难做证，空疏和矫情只能把血的浓烈变得绯红，漂白，把苦难把悲剧转化为了喜剧。
也许，正因为下面的细节，我知道了大和民族的内在的品性是那么坚韧，而毒素也一样顽强，虽然他们作为战败者，虽然他们放下了武器。余秋雨先生曾写到一处新加坡日本人的坟地，一个矮小的方尖碑上面刻着六个汉字：纳骨一万余体。
碑下埋着的，是一万余名侵略东南亚的“皇军”的骨灰。
但是皇军的骨灰虽然挤挤挨挨，但依然保持着等级森严的制度。一般士兵只立集体墓碑。少尉以上均立石碑，到了高级军衔大佐，则立大理石碑。而这里面有一个傲气十足的大墓，俯瞰自己的属下。这人就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后，曾被任命为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寺内寿一，后来被调配南洋，在日本投降之后，吞药自杀。
寺内的死，在英军看守的日军战俘营引起了巨大的震撼。他们暗暗地纠结在一起，密谋着为双手沾满鲜血的寺内筑坟，一座气派，和元帅身前身份相配的坟。
这些战俘商定，寺内寿一的墓碑必须采用柔佛（今属马来西亚）南部的一座石山上的石料，因为这座石山上曾发生过日军和英澳联军的激战，好多石块都浸染了日本军人的鲜血。他们要悄悄派出几个目睹当年激战的人去，确定当年日军流血最多的地方，再从那里开采巨石，躲过人们耳目，拼死长途运来。
这些战俘开始行动了。他们正儿八经向看守他们的英国军官提出申请，说想自己动手修建战俘营的宿舍，需要到外面去采伐，搬运一些木料石料。同时，他们又搜集身边带着的日本小玩意儿来笼络英军及其家属。英军同意了他们的申请，结果他们开始大规模地采运石料，不仅为寺内寿一，而且为其他战死的日军筑坟。柔佛那方染血的巨石完全不像修宿舍的材料，只能在星夜秘密偷运。运到离现在墓地八公里之外一座荒弃的橡胶园里，搭起一个帐篷，用两天时间刻琢碑文，刻好之后又运到墓地，恭恭敬敬竖好，浇上水泥加固。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一个战败国的俘虏们偷偷做成的。他们内心世界我们不好揣测，但他们做这样的事情，一定感到某种神圣。他们是偷偷地完成一件当时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拼却心力，为着心中的某种念想，他们付出了，即使他们没有把纪念碑完成，这种举动也足以令对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