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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最新的一个报告也强调，建立各种自由贸易区对于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地位是一种良好的促进，它为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提供了新的契机。
但是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却是艰难的。各方都是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而且每一个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特别的模式可以拷贝。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服务领域的发展相对落后，因此在和其他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时，双方更多的分歧和争论都是停留在这两个方面。
比如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谈判。双方于2005年5月开始谈判，但是由于在这两方面不能达成一致，谈判进程一拖再拖，到现在还没有结束，第11轮谈判于2008年上半年在北京进行。
韩国和中国已经结束中韩自由贸易区可行性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自由贸易区对于双方的经济都是有益的。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双方会在近期展开谈判。一些了解内幕的官员说，农业问题是阻碍谈判开始的最大障碍。
而进展最顺利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常务副秘书长许宁宁说，因为谈判的重点将会是服务领域和投资领域的开放，接下来的两年对于双方而言都将是更加艰难的。
自由贸易区依然不是主流
无论全球各国对于自由贸易区的热情有多高，专家们一致认为自由贸易区不可能取代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自由贸易区：和谐共建未来（3）
比如，中国在考虑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对象时始终优先考虑发展中国家，而不是那些发达国家或者中国的主要贸易对象，如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
不仅中国，世界各国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也大都如此，除了2007年4月美韩自由贸易区的签订。美韩自由贸易区2010年开始实施，届时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有很多的经济问题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可以得到解决，但在自由贸易区的框架下却不能解决”，龙永图说。
“世界贸易组织可以制定全球贸易的各项规则。在这些规则之下，各国能够以平等的方式开展经济活动，而且在这个框架之下也形成了一个成熟的体系来解决各种贸易争端。但是，在自由贸易区的框架下，这些都做不到”，他解释道。
然而，自由贸易区也有它的优势，那就是它能够更快、更有效地开放市场并降低关税；而在世界贸易组织内部，只有在其150多个成员国都同意的前提下，这些才能够得到实施。
不仅如此，掀起自由贸易区谈判热潮的多哈谈判也已于2007年年初得到恢复。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说，现在各方都已经更接近多哈谈判设定的最终目标。2008年1月，美国和欧盟共同发表声明，称它们将共同努力在2008年年底前结束多哈谈判。
“在中国，FTA和WTO这两个轮子将会一起转动。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WTO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龙永图说。
丁清芬/文
附录
与中国相关的主要FTA及其进展状况
中国—东盟FTA
中国—东盟FTA是中国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2004年11月，双方签订《货物贸易协定》，它标志着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开始。《货物贸易协定》于2005年7月正式开始实施，中国和东盟十国商议在2015年前逐步降低或者消除7000种产品的关税。
中国—巴基斯坦FTA
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进展顺利。2005年4月，###总理访问巴基斯坦，双方同意展开自由贸易区谈判。1年多以后，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签订《货物贸易协定》。
中国—韩国FTA
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是2004年11月提出的，双方相关部门持续两年的研究表明，自由贸易区对于双方的经济都是有益的。2007年3月，双方政府部门、行业机构以及相关学者开始进行可行性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农业将会是自由贸易区谈判不能展开的最大障碍；制造业和服务业也会影响到谈判的进程。
中国—日本FTA
尽管中日两国都认识到建立自由贸易区对于双方都是有益的，但是中日自由贸易区的进展却不太顺利。2006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就提出中日自由贸易区的重要性，提议双方尽快展开谈判。但是到现在为止，谈判仍然没有开始。专家说，最大的障碍来自于农业和知识产权问题。
中国—智利FTA
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是中国在拉丁美洲签订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也是继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之后中国签署的第二个自由贸易协定。2005年11月，中智双方签署《货物贸易协定》，该协定于2006年10月正式实施，双方同意在10年之内将97％的产品关税降到零。
中国—新西兰FTA
在经历了长达15轮的谈判之后，中国和新西兰于2008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该协议比其他的自由贸易协定更全面，包括《货物贸易协定》、《服务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新西兰是第一个和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发达国家。双方于2004年11月展开谈判。
中国—澳大利亚FTA
中国和澳大利亚于2005年5月展开谈判，现在谈判还在进行之中，双方于2008年年初进行了第11论谈判。
中国—冰岛FTA
冰岛是第一个和中国展开FTA谈判的欧洲国家，双方于2006年10月在北京举行了第三轮谈判。第四轮谈判于2008年3月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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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兮
北京的美国驻华使馆坐落于喧闹的秀水街旁边，使馆门前总是有着长长的等待签证的队伍，站满了焦灼的人群。但是53岁的王波明依然记得1980年他申请赴美签证的时候，受到的简直是贵宾的待遇。
“当时，大陆去美国的人很少，使馆领事几乎是把我请进屋内，意思像求着我似的”，现在已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SEEC）总干事的王波明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的采访时说。他的话并没有夸张。虽然中美现在是彼此主要的贸易伙伴，但是直到1979年——也就是王波明赴美1年前——两国才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1978年，时任副总理、上个世纪20年代曾在法国留学的邓小平建议国家应该派更多的学生出国。同年，中国和美国达成协议互相派学生和访问学者。
中国在文革期间几乎中断了向海外派遣留学生。而此前，政府只是送学生到苏联以及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因此，王波明这一代在1978年至80年代初赴海外留学然后回国的群体就被人们称为第一代海归。
1980年，王波明被纽约城市大学录取，之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国际金融。几乎在同一时期，刘二飞被布兰戴斯大学录取，然后进入哈佛大学攻读MBA学位。后来，他成为著名的投资银行家，以美林中国的前董事局主席而为人知。也是在同一时期，万钢获得了一个世界银行的奖学金到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学习工程学，并获得了博士学位；如今他已担任中国科技部部长。
在之后的30年中，更多的中国学生走出国门。###的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6年年底，有100多万中国学生到海外学习。但是从1847年第一名中国赴美留学生容闳抵达美国时起到1978年，仅有13万中国学生在海外学习。
欧美同学会的副会长王辉耀认为海归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他们连接了中国和世界。他们是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最好的沟通者”，他说。王辉耀也是中国最早在海外接受MBA教育的留学生之一，80年代在加拿大读书，90年代初回国。
对于王波明来说，美国的经历让他有机会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国际金融的硕士学位后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工作。当时他认识了高西庆，一个从杜克大学毕业的华尔街律师。
这群年轻人在闲聊的过程中谈论的不仅是华尔街富足的生活，还有祖国的发展。他们在聊天中意识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缺少资本市场。当时建立股票交易所在国内已经被摆上改革日程，但是实际作为却很少，资本市场仍然属于敏感词，股票交易在人们的印象中和投机倒把无异。但是，高和王都相信资本市场会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大有裨益。
1988年，高和王相继回国。他们找到了当时的上海市市长###，然后和其他一群志同道合的学者及年轻的经济学家一起努力，终于在1989年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股票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市场。今天，这里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最活跃的一部分。
此后，自认不适合在政府部门工作又有媒体情结的王波明创建了财讯传媒集团。而他的朋友高西庆现在已成为中国投资公司的总经理，负责中国近2000亿美金的外汇储备投资。
其他一些海归也在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例如，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已经成为跨国公司的高层。根据王辉耀的统计，海归参与了几乎所有世界500强公司在中国的业务。例如，刘二飞作为美林亚太区的董事局主席参与了著名的联想收购IBM PC业务；中国的神华在香港上市的过程中，刘也是重要的参与者。
2007年，万钢被任命为中国科技部部长。他能够流利地讲英语和德语，曾任奥迪的高级工程师、上海同济大学的校长。作为民主党派人士、同时又是海归的万钢被视为新一代中国政府官员的代表之一。而在教育机构担任领导职务也是海归回国后比较普遍的选择。根据###的统计，中国78％的大学校长以及63％的博士生导师都是海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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