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历史产生的影响绝对不同凡响。
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管大学堂。由于袁大头把教育经费挪作他用，大学堂数月领不到经费，“几至不名一钱”。严复不得已想办法借债应付。当年5月1日，教育部下令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废除总监督，设校长，各科监督改称学长。5月3日，严复被任命为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兼文科学长。5月13日，北大正式重新开学。
1912年10月7日，严复请辞北大校长之职。严复掌校仅数月，因与教育部矛盾太深，即呈请去职。此后，北大校长走马灯般换了三人，先是章士钊，后又以马良代理。1912年11月底，马良因经费无着，拟向外国银行抵押校产借款引起学生风潮，被学生冠以“盗卖校产”的罪名，不得不请求辞职。章士钊也引咎辞职。12月27日何燏时被任命为北大校长。1913年11月5日，何燏时请辞，当即获准。1914年1月8日，北大工科学长胡仁源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
胡仁源任校长期间，对北大各学科进行了整顿，还聘请了一批著名人物入校任教，如陈黻宸、黄侃、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辜鸿铭、朱希祖、陈汉章、冯祖苟、俞同奎、胡溶济、张大椿、陶孟和、温宗禹、夏元瑮、马叙伦、张辉曾等。他们中有的是声名显赫的前清遗老遗少，有的则是刚从国外留学归来的饱学之士。新教员的引入，使北大的学风，尤其是文科学风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由于北大学生日增，教学生活用房困难。1916年6月，经胡仁源与比利时仪品公司商洽，借款20万元，在原操场兴建红楼一栋。这就是后来的北大第一院，著名的沙滩红楼，中国新文化的发源地。 txt小说上传分享
1。臭名远扬的京师大学堂（3）
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它虽然在孙家鼐、严复和胡仁源等人的悉心呵护辛苦支撑之下，多次免遭胎死腹中、难产和停办之虞，但不过差强人意而已。辛亥革命前，京师大学堂办了10余年，并没有培养出多少人才，清廷当局都自认其水平太低，更不用说外国人视之为蒙养学堂了。辛亥革命后，学校的名称改了，但本质上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由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不良风气的影响，北大的名声臭到了极点，几近于不可救药。
首先是封建衙门习气浓重。按照1903年的癸卯学制规定，京师大学堂毕业生可以授予进士头衔并奖励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职。因此，大学堂便在当时成了各种失意官员、举贡生监寻求出身的好地方。仕学馆、进士馆的学生，均带有听差。每到上课时间，各房中便响起一片听差“请大人上课”的声音，然后由听差把纸墨笔砚及茶水、烟具送到讲堂。下课了，听差又来“请大人回寓”，学生大人拍拍屁股便走，听差收拾杂物在后。上起体育课来就更热闹了，操场上时不时传来“大人，向左转”、“大人，向右转”的喊声。浙江象山人陈汉章，是一名老举人，以博学闻名于世。京师大学堂因他名头很响，便聘请他做大学堂的教习。但老先生到校以后，得知大学堂毕业可以授进士、奖励翰林头衔，于是甘愿做学生而不做教习，以取一翰林慰平生。他在马神庙公主府梳妆楼上的大学藏书室里苦苦用功6年后，眼看就要毕业，辛亥革命却爆发了，翰林自然也泡了汤。不过这6年也没有白费，陈老先生学问大进，成为朴学大家。可以说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培养的就是封建官僚，因而官场习气在学生和教师中蔓延，学堂更像是衙门。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仍然是衙门气十足，没有多少学术氛围。有的教师不学无术，进大学教书只不过为做官准备；有的教师干脆就是清末旧官僚或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派头却不小。如沈尹默记述的，他初入北大任教时，有一预科教地理的桂蔚丞老先生，每上课时，均有一听差挟一地图、捧一壶茶和一只水烟袋跟随上讲堂，置之于讲台上，然后退出，下课照送如仪。这位老先生还经常在上课时对学生留一手，教科书、参考书和讲义对学生是保密的，绝对不允借阅。
学生也以读书求功名利禄为目的，仍然是“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思想。虽然取消了科举，一般学生认为学校毕业相当于科举的举人、进士资格，以毕业后做官为目标。由于有做官发财思想，学生从预科毕业后，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更少，因为最后总是做官，不如入法科，学一点政治、法律，比较吃香。据统计，1917年底，北大法科的本科和预科在校学生841人，文科学生418人，理科学生422人，工科学生只有80人。读法科的学生是文、理科的总和，是工科的10倍多。以至于北大为招收文科学生，不得不降格以求，报考文科可以不要预科毕业文凭，只要有同等学力即可。学生入北大后，从法科改文科，随便；从文科改法科，对不起，不准。
第二，学风不正。由于师生满脑子当官发财思想，不思学术，学风极坏。学生中官僚、富豪子弟不少，很多学生一年花钱上千大洋，有的甚至一年要花5千上下。一些有钱的学生，在学校里带听差、吃花酒、打麻将、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当时北大还流行一种坏风气，一些无聊师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直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妓院集中的地方），以至当时“八大胡同”有“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之说。此语指去逛“八大胡同”的嫖客，当以国会议员和北大学生为最多。“两院”指当时北京政府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一堂”指北京大学。北大此时虽已改名，社会上仍有许多人习惯称之为大学堂。为了将来毕业能做官，许多学生在校期间不学习，整天拉帮结伙，往来应酬。当时在北大还流行“结十兄弟”，即10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做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余9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买官，那么花的钻营费由10人分摊。如此学校，不乌烟瘴气才怪。
第三，教学内容陈旧，因循守旧。在清政府高压之下，京师大学堂时期课堂讲授的多陈腐无聊之论，一些有志学生对之非常不满。有个姓叶的教习给预科学生讲“人伦道德”课，学生对他的空谈不满，他仍赖着不走。当此课考试时，有个叫孙炳文的学生就在考卷上大书“叶公好龙，尸位素餐”八字。结果孙炳文被学校挂牌开除。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所教的已不是科举时代的东西，但由于沿袭清末大学堂风气，从教学方法到教材，基本上还是封建的一套，尤其在文科更为严重。1913年夏季沈雁冰入学时，预科第一类教中国历史的是陈汉章老先生。他教本国历史，自编讲义，从先秦诸子讲起，把外国声、光、化、电之学考证为我先秦诸子书中早已有之，以至当时沈雁冰于下课后作“发思古之幽情，扬大汉之天声”对联冷嘲之。当时教本国地理的老师是扬州人，也是自编讲义，主要参考书是《大清一统志》，有时还参考各省、府、县的地方志，乃至几百年前的《水经注》，可见内容之古老。冯友兰上本科时，哲学系陈介石先生讲中国哲学史。从先三皇、后五帝讲起，每周4小时，讲了一个学期才讲到周公。学生问他如此讲法，何时能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要讲完一句话就可以讲完。要讲不完就是讲不完。”果然课没讲完，他就去世了。陈汉章接着讲，讲的是《宋元学案》、《明儒学案》那一套。其实，这些老先生连中国哲学史这门学问的性质，都还不大清楚。后来胡适来北大也开哲学史课后，有一天陈老先生一上课就拿着胡适的讲义笑不可抑，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现在又有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为大纲的大纲？不通之至。”如此教师，教出来的学生自然也高明不到哪里去。
正当北大不死不活之时，历史选择了蔡元培当北大校长。蔡元培上任后，锐意革新，办了许多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新鲜事，化腐朽为神奇，北大从颓唐萎靡之中一下子变得生机勃勃。通过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北大的文化学术、道德文章、革命精神，一时成为全国教育之楷模、文化之领袖，成为全国高等教育的精神代表。
2。独开一代风气之先（1）
梁漱溟说过，蔡先生的一生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运会来临，许多人都参与其间的合力。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也就是说，蔡元培一生最大的功绩，是通过改革北大而开创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他的成功，当然不止于他一人的努力，还有历史“运会”，即社会需要的因素。但各种原因归结起来，蔡元培起的作用是首要的，因为单有历史机运，没有蔡元培本身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内在资质，换了另一个人，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这么大的成功的。他的经历、品格、器局、识见、性格、气度，均是不可缺少的。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1868年1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早年受旧学教育，曾极力崇拜宋明儒学，言行拘谨，近于迂腐，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恪守古训。如母亲生病，曾刮臂和药以进；母亲病故，又坚持要学古人的“寝苫枕块”。他1883年15岁中秀才，1889年21岁中举人，翌年赴京会试告捷，两年后补殿试进士及第，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授翰林院编修。此时蔡元培才26岁，可谓春风得意，青云直上了。
其实蔡元培天生是一个不喜守旧的人。比如他作八股时，就不是老老实实恪守八股老套，而是喜用古书通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