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或卡片，两手空空上讲台，坐下就讲，旁征博引，侃侃而谈，头头是道。他记忆力之好，还可从另一件事得到佐证。据称，刘在北大上课时，因书籍不在身边，又需参考典籍，便写信到扬州仪征家里，说明在何橱何格、何排何册，家人一查即得，从无误记。刘师培文笔也非常出色，做起文章来，下笔千言，立马可待。这样的才情，自然深得师生钦佩，以至于狂傲不可一世、向来目中无人的黄侃在他面前也只能老老实实，最后干脆拜他为师。这时刘的另一弟子刘文典也在北大任教授，年轻有为，也可作为刘申叔有学问的有力证据。从不好的方面说，则是刘师培不思进取，仍站在新事物的反面，以病弱之躯，强作北大守旧营垒的中坚，在林纾与蔡元培的大战中瞎掺乎，得到社会上守旧人物的喝彩，当然在新派人物中也就知名了。
作为一代经学大师，刘师培在继承《左氏》家学的同时，善于吸收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成果并运用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开拓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例如，他运用进化论思想研究古代社会生活的《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读书随笔》、《国学发微》、《小学发微补》等，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关于《左传》的研究成果有《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征》、《春秋左氏传例略》、《春秋左氏传答问》、《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读左札记》等；他研究《周礼》所著的《周礼古注集疏》、《礼经旧说考略》、《逸礼考》以及《古书疑义举例补》、《论文札记》等，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鲁迅先生在1928年时说：“我看过的已刊的书（指中国文学史一类），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太多。”
关于刘申叔的字，的确叫人啼笑皆非，那是写得又丑又怪，毫无章法。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几乎与小孩描红相似，而且不讲笔顺——北方书房里学童写字，辄叫口号，例如‘永’字，叫‘点、横，竖、钩，挑，劈，剔，捺’。他却是全不管这些个，只看方便有可以连写之处，就一直连起来，所以简直不成字样。当时北大文科教员里，以恶札而论，申叔要算第一，我（即周作人）就是第二名了。”其实周作人也得不了第二，辜鸿铭应是第二，因辜的字缺笔少点，正与刘师培写字妄加连笔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妙的是刘师培写字丑不说，他自己还认为挺美，有时候他夫人何震讥笑他，他还不服，说：“我书之佳趣，惟章太炎知之。”一度他还有卖字的想法，征询于黄侃，黄侃想笑不敢笑，只得说：“你只要写刘师培三个字去卖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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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八部书外皆狗屁”——黄侃（1）
民国学人中有三个出名的“大疯子”，一个是被称为“章疯子”的章太炎，一个即前述“刘疯子”刘师培，还有一个“黄疯子”就是黄侃。这三人不仅都是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而且章太炎、刘师培与黄侃还是师生关系。学问大、脾气怪又是这三个疯子的共同特点。其中黄侃的脾气之大、性格之怪更是学界闻名。周作人是这样评价他的：“要讲北大名人的故事，这似乎断不可缺少黄季刚，因为他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乃是我们的大师兄，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能恭维。”
黄侃，1886年4月3日生于成都，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他祖籍湖北蕲州，父亲为黄云鹄，字翔云，进士出身，曾做过四川盐茶道、成都知府，后官至四川按察使，为清二品大员和著名学者，—生著述甚多。黄侃幼而聪颖好学，才气过人，3岁开始背诵唐诗宋词，4岁就延师诵读。
1903年，17岁的黄侃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新式中学——武汉文华普通中学堂，与宋教仁、董必武等是同窗，因宣传反清思想被开除。后因其父与张之洞之友谊，1905年张之洞以官费送他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黄侃到日本后加入同盟会，结识了章太炎。关于他和章的结识，坊间还流传一段笑料。相传当时黄侃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黄侃偶因内急，竟随手宽带解裤从楼窗往下天水直泻。章太炎此时夜读正酣，蓦地一股腥臊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高声怒骂。黄侃本系贵公子出身，且正年轻性躁，自然也投桃报李。真是不骂不相识，待双方大骂中互通姓名，彼此竟然都有如雷贯耳之惊。章太炎年齿稍长于黄侃，且是渊博绝伦的朴学大师，黄侃便立马折节口称弟子。
1910年黄侃回国，在湖北、河南等地从事反清活动。1911年夏，他在汉口詹大悲主办的《大江报》上写了著名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社论，文中写道：“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激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见人人欢然自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可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文章登出，轰动一时，大涨了革命党人的气势。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亦回乡组织武装，失败后转往上海，退出政治活动，一心为学。袁世凯夺权后，因黄侃名气大，便想拉拢他，并准备授予他嘉禾勋章，黄鄙视袁的为人，因而拒绝接受，并写诗嘲讽此事，说：“二十饼金真可惜，且招双妓醉春风。”
1914年2月，章太炎从日本回国，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到软禁，先囚于北京本司胡同，后囚于东城钱粮胡同。此时黄侃接受北大之邀来京担任教授之职，辗转打听到章氏下落，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探视。黄侃见章寂寞一人，便以请章讲文学史为由，留下来伴宿，直到数月后，遭警察驱逐。
3。“八部书外皆狗屁”——黄侃（2）
为生计所迫，黄侃经常四处奔波，教徒授学。1914年后，他曾在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北京师范大学、山西大学、东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金陵大学等学校任教授。他每换一个去处，随行都会带着一口棺材。此等怪异举动，一时成为时人谈资。黄侃却依然我行我素。这口棺材是黄父当年在四川做官时自制的，后因棺材太小留给了田夫人。田夫人系黄父正室，黄侃对田夫人视若生母。黄侃不仅才华出众，而且还是有名的孝子。其生母周孺人去世后，因思念母亲，黄侃特地请老友苏曼殊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自撰了一篇沉痛的悼文。黄侃专门在日记中撰写了慈母生平事略。文末云：“孤苦苍天，哀痛苍天！孤黄侃泣血谨述。”1922年夏，田夫人去世。每逢两母生日、忌日，黄侃必率家人设供祭祀，伤恸不已。
黄侃治学行事，趣事颇多。他少年时好学用功，13岁时父亲去世，他在学塾中日夜诵读，废寝忘食。族人刁难他，常把大门关上不让他出入，他便常在深更半夜绕到后山从后门进屋。他一生读书极多，每书都从头到尾读完，重要的书还反复诵读，“所治经史小学诸书，皆反复数十过，精博熟习，能举其篇页行数，十九无差忒者”，尤其对于《广韵》一书，“最所精究，日必数检，韦编三绝。”在平常行事上他虽是个急性子，周作人曾说他“遇小事，牟急不能忍晷刻，然其为学，严定日程，贯彻条理”，对于读书却能不急不躁，慢条斯理，真是一奇。
黄侃治学除自己用功之外，还擅拜名师。前述黄侃因恶作剧得拜第一个老师章太炎，不过是一则无可考稽的笑话。1905年黄侃到日本留学，第二年章太炎因“《苏报》案”出狱后也到日本东京主持《民报》，同时还创办“国学讲习会”和“国学振起会”，系统讲授经史、小学等。当时章太炎讲学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在东京神田地方的大成中学，这里听课的留学生很多，另一处是在民报社，听课的仅有鲁迅兄弟、许寿裳、钱玄同、朱希祖等8人。章太炎当时讲学的情形，可从周作人回忆中窥得一斑：“一间8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下去，有的延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经运用说来，很有趣味。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他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地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哈喇菩萨。”黄侃大概是在大成中学跟着章太炎听课，一起学了3年，得了章的真传后又正式拜章为师，一有机会就随侍请教，深得章的喜爱。章太炎在东京讲学，培养出来的有名弟子不少，但他对黄格外垂青。他曾自述说：“弟子成就者，蕲春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后来黄侃中年早逝，章太炎亲书墓志铭曰“季刚始从余学，年逾冠耳，所为文已渊懿异凡俗，因授以小学、经说，时亦赋诗相唱和”，赞扬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3。“八部书外皆狗屁”——黄侃（3）
黄拜的第二个老师是刘师培。这已是黄侃进入北大时的事了。一天黄造访刘，见刘正与一学生谈话，刘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敷衍搪塞，随意对付。学生离开后，黄便问刘为何不认真解答学生提问。刘说：“此子不可教也。”说完，刘大发感慨，说他感到对不起列祖列宗，他家“四世传经，不意及身而斩”，语多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