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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着山路上学
我们去之前的9月25日，《中国教育资讯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房县下茅平小学谭荣杰老师的事情：谭老师对政府只发35％的工资不满，带领7位教师上访，被公安人员活活打死。我们见到了谭老师的同事们。杨海德是谭老师的生前好友之一；他向我述说了教师的困难：“政府说财政困难，一直只发35％的工资，而且后来连35％都保证不了；现在也只发到了87％。小学教师每月300多元工资；可上有老下有小；教书之外还要种地；……”下茅平小学属于当地的中心小学，条件还算不错，可危房、桌椅板凳无钱修的现象非常严重，政府不拨款又不能向村民集资，教师生活自然困难，有时只有通过乱收点钱来改善。后来我们去了杜川村了解情况，该村小学共3个年级3个班，一个老师，四年级就要去桥上乡住读。由于是国庆节，我们没有见到学生，周老师与我们聊了起来。她一家3口人，夫妻俩都是教师，由于谭老师的事，她的工资增加了，还算满意，只是一人教所有的科目比较忙。
我向她问了失学儿童的事。现在学生生源越来越少，她建议政府应该合并小学，可山区学生走那么远山路上学又是一个问题。她告诉我们，曾经也有武汉市夏令营的学生来搞过结对帮困活动，政府也有一些减免政策（她说她也为一些学生垫交了几百块的学费，到现在也没还），可还是有失学的。一方面是家长的原因，有的家长虽然得到了帮困资金可仍不让子女上学，他们认为上学没有什么用，还不如打工或者留在身边帮忙干农活（我并不赞同她这样的观点，至少在我调查的失学儿童中都是想上学的，只是没有钱）；另外是孩子自己的原因，他们自己学习不努力，成绩不行，而失学后也只是整天游荡不去想法子，如挖一些草药，虽然挣钱很少，但如果坚持一个暑假，还是可以解决一部分学费的。
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
农村的希望在哪里？这是调查中我一直思考的问题。维权英雄张先忠既懂国家法律政策又懂农业科技，带领农民学习法律政策，维护农民的权利，创办中药公司，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三岔村的张兴带领全体村民实行民主自治，创造了农村干群关系的新气象。这些都是农民的精英，懂政策、懂法律又能正直地站起来为农民说话，我们渴望这些人多一些。但我们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于这些人身上，我们希望的是全体农民的觉醒，农民能够真正意识到自己应有的权利并站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我们希望的是真正的法治。法律是最高准则，像姚老师所说：“可怕的不是文盲而是法盲。”
这也使我又思考到一个问题：我们下乡到底是去做什么？短暂的几天既没能够给农民物质上的帮助，也没有像他们所想像的处理冤假错案，但我想我们去的作用远大于这些。失学儿童袁武波，这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我们在大路上把他拉回家，面对这么多城里来的陌生人，他很腼腆，一句话也不说。我们告诉他其实我们也一样是从农村来的，小时候一见到城里来的生人就害怕，不敢与他们接触，但我们最终还是要走出这个穷山沟，要到城市里去，所以我们要学会与他们交流，现在你也一样，胆再大点，说说话，聊会儿。他流泪了，是一种被理解和认同的眼泪，他哽咽着。我们慢慢聊起来。后来几天他开朗多了，我们每次去别人家总在门口大喊他的名字让他带路，一路上还开开玩笑。我问他：“你是否想过别人为什么那么富而你们却那么穷？是否想过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有。”我们不只问过一次，但都得到相同的答案。但愿我们这次的下乡能让他们思考怎样才会不再重复父母的悲剧。
农村为什么这么穷（4）
我来自农村，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永远不会忘记生我养我的那片黄土地。
农民在现代社会是被遗忘的一群，农民贫穷、农村落后，这不是我们遗弃农民的理由，我们离开农村的大学生责无旁贷！
我的一次下乡经历（1）
南朵
事情已过去很久了，那个500元钱构成的怪圈依然在我心头缠绕，让我须臾不得痛快。我渐渐相信这是一个意义事件，相信它依然普遍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空间，相信有无数跟我一样在反思的朋友也有过类似的心灵焦虑与哀楚。现在，我选择小心翼翼地来面对这个简单又不简单的故事，是因为日甚一日我被一种叫良知的东西追赶的结果。时间到底没法消解压在心底的那份沉重，它没有一天不暗暗冲击我的心壁，目光所及的一切贫苦事件无一不刺激着内心隐忍已久的暗痂。之所以说小心翼翼，是因为我笔力所涉的地方，有自省也有批判，这种批判当然不是针对某个人的，但依然要先由某个生活中我尊敬的人来担当此责……
上篇：山民的苦，山里娃的学费
（一）
2003年5月底，非典尚未完全退隐，我与单位同事一行6人就匆匆踏上征程，奔赴三峡库区四县一区搞现场调研。
在车上颠簸10多个小时才到达巫溪这个藏在大山峡谷深处的县，感受到这里山美水美的胜景后，更多的体会却是尚未摆脱贫困的山里人的苦处以及文化的贫瘠。据介绍这是重庆市目前最贫困的一个县。记得进入巫溪县城的那天下午，首先映入眼帘的景象，就是这个县城像一个乡场。全城的主干道就像一般城里的那种窄而简陋的僻巷，且高低不平。刚好我们进城就遇塞车，我们在车上困了一个多小时还是动弹不了，找交警也没用，县公安局的同志帮助排堵也没辙。最后我们只好穿街走巷步行去住宿地，留一人在原地看车。据说当晚7点多钟路才疏通，车才开回来。塞车的时候还意外地接到关天一朋友的电话，称当天的《南方周末》有篇他的文章，叫我有空买一张看。好啊，可我一路上愣没看见卖报纸的。走了老远好不容易看见一个报摊，看样子也不像卖大报的样子，好歹问问，得，人家像没听懂一样望着我。接着两天到了巫山，在这个近年旅游业相当发达的县城，依然找不到这种稀罕之物。问报贩，答曰：《南方周末》抵达本县至少要两三天后。
顺着大宁河走过巫溪、巫山后，乘船沿长江到了奉节县。此乃唐代李白诗“朝辞白帝彩云间”之白帝城所在地。因为很近，同行的人都去寻访了那个旧址，只有我无缘此幸，原因主要是那几天跑得太累，脚不幸扭伤，实在畏惧那登临白帝城必经的长达数百级的石阶，遂在闷热的囤船里看书坐等。奇怪，没有造访诗仙旧址的我好像也没啥遗憾的感觉。
我知道，尽管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以及享誉世界的特产“脐橙”，奉节依然没有脱贫，依然还是国家级贫困县。那天一早，我们便赶赴有着一道道盘山公路的兴隆镇——一个自古有着“天坑地缝”著名景区的乡镇。随行的当地干部告诉我们，这里虽然有绝美的景色，但人们依然很穷。一路上看见的风景确实诱人，酷似一座天然氧吧。天然瀑布从天而降，山洞怪石巧夺天工。可山民们为什么没有走出贫困？我们没有得到答案。
（二）
当天下午，我们来到这个镇最偏远的一个村，因紧邻湖北，故名蜀鄂村。汽车停下，我们看见一群10来岁的山里娃在道边睁着惊疑的眼睛驻足张望。3女4男共7个孩子。他们的衣衫以及头上、脸上、身上沾满了泥土，红黑而暗淡的脸上，窥视人的眼睛里，看不见那种洋溢着的少年的欢乐。大家看见孩子，很热情地招呼他们过来。出来之前，同行中有心人专门买了一大把彩色的铅笔、签字笔备着，现在把孩子叫住后一一发给他们。我看见孩子们局促地排成一排，无声地接过笔握在手心，脸上没有表情地僵直地站着。只有一个女孩子肯说话，有一句答一句。我们问他们的年纪，上几年级，为什么没去上学。这个女孩说因为非典学校放假。她又指了指最大的那个大约15岁的女孩，说只有她没上学。她应该读初中了，可已经失学几年了，因为家里特别贫困，父亲已逝，母亲是瞎子，家里还有一个弟弟（那排孩子中最小的一个男孩）。所以家里的农活、生活全靠她一个人，15岁的她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听了这些，大家唏嘘不已。我看那个女孩个头高高的，站在那里低着头更局促了，没说一句话。这时有两个同事掏出钱来往那女孩手上塞。我看着这群满面泥土的山里孩子，心里酸涩，连忙摸出包里的钱分发给每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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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次下乡经历（2）
与真正的山里孩子近距离接触，对我来说并不多。平时我们从书上了解“三农”，关注中国的乡村思考中国的贫困，可又有什么样的阅读比阅读这些孩子的心灵来得更真实、直接、酷烈与揪心？就像我面前的这7个孩子，我想，他们不谛是中国农村一个苦难的缩影……
随后我们在路边与7个孩子合影。照片冲出来后，我曾仔细端详过这些孩子，他们的脸上除了个个现出惊疑和对照相这种东西的不适外，7个少年人的脸上，我竟然找不到哪怕一个人、哪怕一丝的笑容。这一发现顿时令我惊悚！如果我没记错，这一天是6月2日。我不知道对于刚刚过去的属于他们的节日，这群山里娃脑子里会是怎样的概念，他们知道同一片蓝天下的这个国度，同一块版图上的这个城市的其他孩子都拥有怎样的节日吗？……
我们开始进山了，在山路上疾走，穿树林趟草地过小溪。那3个女孩很可爱，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