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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在那里跟哥哥道别，然后走回家。到家后，我的双脚就像着了火，汗水迷糊了双眼和双耳，头发似一块抹了油的垫子盖在头上。我一把甩掉蒙面长袍，跑向卧室，心里很难受，悲痛得号啕大哭。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痛失亲人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最难忍受的痛苦之一。
但是，失去所爱的人是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成长路上的一部分，没有人能够例外。或许，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遇害死去，你们已经失去了我。我们都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发生，我们还曾经讨论过这个话题，我也希望你们对这一必然性有所准备。
失去一个家庭，就像战争时期我们多次经历过的一样，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对孩子来说，失去家庭是最痛苦的。但是，阿富汗成千上万的孩子就曾经饱尝这样的痛苦。你们有房子住，有火取暖，有柔软舒适的床可以睡，有台灯可以看书，有书桌可以做作业，所以不要忘了你们是多么幸运。我知道这虽然算不了什么，但并非所有的孩子都有这么好的条件。
对一个女人来说，或许最糟糕的莫过于迷失了自己。如果不能清楚地认识自己，没有任何梦想，那么这才是女人最大的损失。这本来不是无法避免的，而是那些阻止我们去追求梦想、去追求成功的人强加给我们的。我祈求上苍，你们千万不要失去梦想。
挚爱你们的妈妈
黑暗蔓延
1997年
那一晚我几乎没睡，因为担惊受怕，人几乎要疯掉了，脑子飞快地运转，拼命地在想到底谁能帮我出主意。早上，站在镜子前刷牙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
我记得有一个朋友曾跟我说，她曾经给一名塔利班官员的妻子教刺绣。我马上穿上蒙面长袍，朝那朋友家奔去。听完哈米德的遭遇之后，她眼睛瞪得大大的，又是震惊又是同情。成不成我们都没有把握，但她答应带我去官员的家中，给我引荐。
我们是走着去的，一度喧嚣的城市道路此刻竟出奇的安静。几辆汽车和出租车经过，总算让人看到了一丝生气。空荡荡的街边小摊和木板隔成的商店里，晨光照了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尘土在飞扬。我看见一个面容沮丧的女人，塌着双肩，穿着蓝色蒙面长袍，我几乎认不出来那就是我自己。原来，我在一家空荡荡的摄影店的玻璃窗前看到了自己的影像。蒙面长袍几乎完全掩饰了我的身份，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来了。
我被这样的陌生感吓了一大跳，于是就朝店内张望。摄影店早就废弃了，褪色的照片却还贴在墙壁上。在瀑布背景下，年轻男子摆出了宝莱坞演员般的姿势；婴儿们手中拿着升腾的气球，对着镜头咧嘴在笑，嘴里还没长牙，很显然镜头后面的父母正想尽办法逗他们笑；穿着花边衣服和及踝短袜的小女孩羞涩地笑着；穿着白色婚纱的新娘自豪地站在西装笔挺的丈夫身边。
看着这些照片，我心里在想，这些面带笑容的人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如今安在？自从塔利班上台执政以来，阿富汗的1800万人口有三分之一死于战火，还有另外三分之一流亡海外，只有大约600万人口还留在本土。照片上的这些人都没了吗？摄影店的老板呢？所有的摄影活动均被塔利班勒令停止，既然这个生计没了，老板就只好关门，另谋出路了。或许他也可以违背塔利班的律法，偷偷地干着老本行；或许他入狱了，和哈米德关在一起。一想到素不相识的摄影店主躺在牢房里的哈米德身旁，我回过神来。朋友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臂，于是我们接着赶路，一直来到一个带大门的公寓大楼，也就是要找的那个塔利布的房子。门外有个小男孩在玩耍，煮羊肉散发的香味扑鼻而来。
塔利布男子和妻子在家。妻子有着一双碧眼，看上去似乎和她丈夫一样对我们的悲惨处境很同情。他们把我们迎进屋，给我们斟上热茶。男人年轻，三十来岁的样子。他表示不一定能帮得了，但一定会尽量帮忙解决。一旦官员的办公室开了，他就会尽早去打听。我有点沮丧，但并非不感激。我惊讶地发现，一个塔利布，随便一个塔利布也都有可能表现出人道主义精神。他跟我素昧平生，但他居然打算帮我，本来他完全没必要这么做，他改变了我对许多塔利班分子的看法。那一刻，我意识到，虽然他的理想和政治观点不能和我一致，但并不等于他是个可怕的人。
许多阿富汗人和塔利班站在一道是因为属于共同的民族，拥有共同的文化，出于共同的地域和经济需要。当时如此，今天也还是这样。在一个没有工作可做的村子里，如果塔利班给人工资，那么一个穷苦人会怎么做？许多阿富汗人，尤其是南部的坎大哈和赫尔曼德等省份，倾向于接受伊斯兰文化中的强硬元素。这与我所信奉的观点相左，但是，我对许多不同的观点、民族、语言、文化怀有深刻的理解和尊敬，因为正是这些不同才构成阿富汗。在西方国家，真正知道阿富汗同时在用三十多种语言的人不多。于我而言，正是这种多样性显示了我们的强大——至少在和平时期是如此。战争时期，民族的多样性却成了阿富汗最大的弱点，也是许多无谓的杀戮的根源。
离开塔利布的家时，他友好地送我们到公寓大楼门口，并再次表明他也没把握能帮上多大的忙。回家的路上，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哈米德被处决或者被随便加个罪名，判处终身监禁。我不愿去想这件事，但知道必须面对很可能发生的坏情况。我尽量不去想哈米德双手被捆绑着拖到监狱的院子里，接受处决。我也不敢去想他躺在肮脏冰冷的牢房里，日渐憔悴，在饥寒交迫之下渐渐发疯。这些想法足以将我逼疯。
到家后我脑子里还全是这些恐怖的想法，突然，从浴室里走出一个熟悉的面孔。
竟然是哈米德，瘦削的脸颊上，水珠子泛着亮光，胡子上还挂着小水滴。
我以为自己在做梦，要不就是眼睛出问题了。
我丈夫站在门厅里，朝我微笑，好像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他朝我走过来，叫了我的名字，瘦弱的双腿蹒跚着。我跑过去，趁他没摔倒前给他一个紧紧的拥抱，他昔日的雄风在狱卒的暴力摧残下所剩无几。他的突然出现是我始料不及的，一时难以承受，所以，我们只是高兴得啜泣，心中的那块石头也终于落了地。哈米德，我的哈米德，我的爱人，终于回家了。
离他被拘捕不到24小时，但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他们又把他给放了。我给哈米德煮了几个鸡蛋，泡了甜茶当早餐。吃完后他躺下来休息。心情上的大起大落让我筋疲力尽，可我却没时间休息。既然哈米德回来了，他们肯定会想办法再去找我哥哥。我们得尽快找间房子供他藏匿，时间紧迫。
我想起了一个女人，她很坚强，曾经来听过我的英语课，就住在附近几个街区之外。她有一条腿不好使，走路不方便。自从丈夫死后，她就独自一人抚养两个女儿。他们不是政治家庭，跟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一样，他们只不过是想在疯狂的喀布尔市苟延残喘。米尔沙卡伊住在他们那里应该不会有人去找，所以我觉得他们家对我哥哥来说最合适了，然后我们再想办法把他送到国外去。
我穿上蒙面长袍，跑着到这寡妇家去。房子很朴素，由于战争时期物资短缺，更是显得简陋。客厅地板上铺了几块磨旧的小地毯，屋内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猜测其他值钱的都已经拿去卖了，用来换大米、油、煤气。女主人在客厅里蹒跚着走来走去，一边劝我坐下，一边命令大女儿给我泡茶。我直奔主题，说想让我哥哥在她家留宿一段时间，但是，如果被塔利班发现，对她来说有危险。她的语调马上显露出受了冒犯的意味，她并不是因为我来到她家，提出这样的请求而生气，而是以阿富汗独有的方式表明我根本没必要因为这样的小事而特意请求。我哥哥留下来当然没问题，这是问都不需要问的！喝完茶我马上去叫米尔沙卡伊。我们收拾了几件衣服，多备了一些吃的。我知道，那女主人看我带了食物过去，也一定会生气，但不管怎么说，她收留我哥哥已经给她带来了很大的风险。多了一张嘴，就会给她本来就少的资源增添了短缺的压力。我陪着哥哥回到那寡妇的屋子，我必须这么做，不是因为我哥哥不认得路，而是让一个陌生男子单独去一个寡妇的家必定引起怀疑。一个男人和一个穿了蒙面长袍的女子前往就像是一次平常的社交走访；一个男人单独去，就像是在犯道德罪，必定引起邻居的闲言碎语，到时候塔利班必来无疑。
寡妇和她的家人对米尔沙卡伊很友善，我想他也能够稍微放松一会儿了。他在那里待了10天。这之后，我们断定事情已经平静下来了，他也可以出来到我家住，但让他和家人一起搬家还是太危险。和往常一样，塔利班还是不断地去骚扰我嫂子，常常不请自来，从来不会事先打招呼。他们常常用威胁的口吻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