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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为，“德”是人修养的至高境界。“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只有崇尚其道德，才能成就其大业。
《周易》与西方宗教哲学相比，它没有建立独立于人格之外而主宰一切的上帝概念，其中所谓的“天”，或表示“道”，或表示自然界，或与地相对应，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的矛盾统一，研究的对象是天、地、人三才，而以人为根本。
西方宗教哲学则将人与“上帝”永远地割裂开来，人始终成为上帝的“奴仆”。
三、“易学”的兴起和影响
《易传》的问世，仿佛一下子打开了“易学”神秘殿堂的大门，研究者接踵而来，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派六宗、互相攻驳”的现象。
西汉初年，“天下但有《易》，未有它书”。将《周易》推上显赫的位置，并冠以儒家经典之首，促成了汉代“易学”的勃兴。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注重“象数”，强调卦的形象与数字。“象”指卦象和爻象，即卦、爻所象征的事物及位置关系，“数”指阴阳数和爻数。这种以“象数”解说《周易》并推测宇宙或人生变化的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
魏晋时期，王弼力矫汉儒“以象求理”的弊端，提出“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观点。他认为，“象”只是用来“存意”的手段，人们不必拘泥于具体的“象”。他专讲《周易》的思想，力废象数。
然而，唐代陆德明的《经点释文&；#8226；周易音义》、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和孔颖达的《周易正义》等，则特别多的保留了汉代“易学”成果，成为后人研究“汉易学”的重要资料。
宋代把“易学”研究推到历史的顶峰。据《宋史&；#8226；艺文志》统计，“易类三百十三部，一千七百四十卷”。其显著特点是对《易》图的研究。《易》图指“河图”、“洛书”和“先天图”、“后天图”。
他们在理学思想影响下，以“义理”释《易》，强调从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卦名涵义来解释卦爻象与卦辞、爻辞。主要著作有程颐的《易传》和朱熹的《周易本义》。
元明时期，不但笃守程、朱遗说，而且进一步阐发其“图”、“书”与“性”、“理”。胡广“奉敕”编撰《周易大全》，主要采用了程、朱注本。这是一部作为科举取士用的标准读本，是明代儒生的必读之书。
到了清代，古老的“汉易”复又得到学者们的重视，一度出现“汉易”、“宋易”百家争鸣的局面。
为了调和两派“关系”，康熙命李光地等人“采摭群言”，编撰成《周易折中》，乾隆命傅恒等人编撰成《周易述义》，使“象数”、“义理”齐头并进，一起发展，把“易学”推向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同时，清儒还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历代“易学”著作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评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后人了解“易学”的发展源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进入20世纪，“易学”研究越发火热，除了继续从“象数”、“义理”等方面进行研究外，还出现了大量的运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行探讨的著述，使《周易》在历史、文学、宗教、科技等方面，都得到广泛而深刻的阐述，拓宽了“易学”的研究视野。
这一时期，以传统方法研究《周易》的著作主要有注释与考证两大类。前者有黄焕钊的《周易辅注》、沈竹祁的《周易易解》、杨树达的《周易古义》等；后者有闻一多的《周易义证类纂》、白寿彝的《周易本义考》、王明的《周易参同契考证》等。
民国期间，拈辛斋是最具影响的易学大家之一。他著有《易楔》、《学易笔谈》、《易数偶得》、《愚一斋易说订》、《读易杂识》、《改正揲蓍法》等七种，其学说贯通古今，集儒、道、释、耶稣为一体，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易学”体系。
尚秉和则是以专门研究象数之学而闻名海内的易学大家，他著有《焦氏易林注》、《焦氏易诂》、《周易尚氏学》等，对《易》象有独到的见解，深受学界的推祟。
三、四十年代，出现了运用西方思想和理论阐述《周易》的新思潮，“科学易”流派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版了一大批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研究《周易》的论著。如沈仲涛的《易卦与科学》、《易卦与代数之定律》、薛学潜的《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及《超相对论》、丁超五的《科学的易》、周永暮的《孔子数理哲学初稿》等。这些论著的问世，给传统“易学”注入了清新的空气，拓宽了《周易》研究新领域。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中华大地悄然兴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周易》热，各类研究著作相继问世，各级学术团体相继成立。上海、济南、武汉、福州、长春等地，相继成立了《周易》研究学会，山东大学创办了学术刊物《周易研究》。
台湾、香港地区的《周易》研究也呈现出繁荣景象。台湾成立了“易经学会”、“河图洛书学会”等，出版了《中华易学月刊》。
在台湾众多的《易》类著作中，高明、徐芹庭合编的《六十年来之易学》和陈立夫、周鼎珩主编的《易学应用之研究》最具代表性。
《周易》作为儒家的主要经典，不仅在中国备受历代学者重视，在国际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十七世纪起，《周易》就到西方学者的关注与喜爱，尤其十八世纪初，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根据法国传教士白晋寄给他的《易》图资料，发现了六十四卦的二进制奥秘，使《周易》在世界科学史上显示了出诱人的魁力。
国外“易学”研究组织如雨后春笋，相继问世。如美国的“国际《易经》学会”、“《易经》研究会”、“东方文哲精华学会”、“《易经》考古学会”等，并出版了《周易网罗报》等。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上古祖先的声音《尚书》
《尚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史书。
古人“尚”与“上”通用。“尚”即上古，“书”即记录在竹帛上的历史。“尚书”即“上古的史书”，也有“君上之书”的意思，因为这部书的内容多是臣下对君上言论的记载。
东汉哲学家王充在《论衡&；#8226；正说篇》中说：“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
《尚书》所记始于尧、虞、舜，中历夏、商、周，终于春秋中前期的秦穆公，跨度1500多年。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天文、地理、哲学、教育、刑法和典章制度等，是来自上古祖先的声音，也是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珍贵史料。
一、扑朔迷离话古今
《尚书》成书于春秋末年，由孔子编纂而成。
其时，正是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史记&；#8226；孔子世家》）孔子深感不安，他一边搜集整理古藉，编订《诗》、《书》、《礼》、《乐》、《易》、《春秋》，一边讲学授课，把上述六种典籍作为教材向弟子传授。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统一思想、令行禁止，他在李斯建议下，大举焚书坑儒。除医药、占卜之类的书藉外，凡不是秦国史官所写、不是官家所藏之书，统统在三十天内焚毁。
《尚书》自然难得幸免。
当时，济南有个姓伏、人称伏生的人，曾在秦朝做过博士，有一部私藏的《尚书》。秦始皇下令焚书时，他偷偷将《尚书》藏在了家中的墙壁内。
过了七八年，待刘邦、项羽的楚汉之争结束，“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史记&；#8226；儒林传》），其余数十篇朽折散绝，成了残文断简。
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伏生就用这部不全的《尚书》讲学于齐、鲁之间。
汉文帝刘恒即位后，十分注重搜集整理古籍。他听说伏生有一部《尚书》，就派掌故官晁错前去搜集。
此时的伏生，已经九十多岁，不能进京，而《尚书》也早已破烂残缺。晁错只好住在伏生家中，由他口授讲解，自己一一记录。
伏生所藏《尚书》是用什么文字写成，已不得而知，但晁错记录时所用文字却是当时通行的隶书，于是被称为今文《尚书》，成为官方定本，并通行于世。
后来，一些传经者为使大家尊信，竟将今文《尚书》说成原本就是二十九篇。因为二十九取法于天象，即北斗星加二十八宿之数。
武帝末年，分封在曲阜的鲁恭王刘余，因扩建宫殿拆除孔子旧居，在墙壁中发现了几部古书，其中一部即是《尚书》。由于这部《尚书》是用先秦字体书写，故称为古文《尚书》。
所谓“古文”，其实就是晚周民间的别体字。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赶紧将这些古书交还于孔子的后人孔安国。
孔安国将古文《尚书》和通行的今文《尚书》比对，结果多出十六篇。顿时如获至宝，毕恭毕敬地献给了皇上。
由于古文《尚书》语言佶屈聱牙、字体奇异难辨，一时无人通读，朝庭只好封压起来。
直到成帝时，经学家刘歆领校皇家藏书，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尚书》，校出今文《尚书》脱简及异文若干，便向皇上建议推行古文《尚书》，可是立即引起众人不满，并由此暴发了一场今、古《尚书》之争。
今文派继承了先秦诸子遗风，思以其道易天下，主张通经致用，他们解经只重微言大义，研究其历史、政治；古文派不重哲学而重历史，他们要负起保存和传布文献的责任，留心在章句、训诂、典礼、名物之间。
其间，古文《尚书》还出现了“河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