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呢，这些舶来的法律在全国几千个法院、十万名律师中的运用情况，也差强人意——法规太多了，大家都来不及学习。这个现象说明我们缺少法律行业内的八级工。
各行各业都是如此：经验的积累需要一个过程，我们需要时时留意经济与社会活动中的每一个标志性的、拐点性的事件，深入研究，获得教益。
《生死之战》之后记（1）
2007年到2008年，达能在中国遭遇了“娃哈哈滑铁卢”，这场纷争震惊了全世界：各种商场内幕、行业潜规则、经营陷阱甚至家族隐私被揭露出来，在企业间“口水战”中被争相曝光。
“达娃之争”是跨国公司倾尽全力打倒本土企业家的一场战争：跨国公司抱着必胜的信心。争端之初，娃哈哈老总宗庆后以个人治理公司的风格（熟人社会的管理风格）去处理公众舆论（生人社会的价值判断），试图用情绪感染全国人民，但是事与愿违，孤军奋战的宗庆后心力交瘁，没有得到公众的理解，在战争中也陷入被动。达能占尽先机后，并没有给宗庆后台阶下的意思，而是逼迫宗庆后在公众面前举旗投降：这使宗庆后陷入了两难境地。达能胜券在握，说动了法国总统给娃哈哈最后一击：这几乎是致命的。
我们介入达娃之争，带来了一个理念：在国际竞争中，法律是唯一可以摆在桌面上的武器和筹码。面对强大的对手，如果娃哈哈有法律风险，就要正视这个风险，通过谈判和解解决问题；反之，就强硬到底，让达能屈服。经过研究，我们认为达能有巨大的法律风险；同时，从各个部门反馈回来的信息让我们发现，总统牌也不是那么可怕。
我们用心做事、谨慎发言，努力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动用所有的资源，逐渐操控了整个战局，扭转了战争形势。
转眼间，达娃之争业已一年有余，大局初定，我也能够腾出手来作一番总结了。在此之前，我在清华、北大的总裁班讲课时，企业家学员对达娃之争也是兴味盎然。于是，我着手写作这本《娃哈哈战争》，揭密交战双方的战略、战术体系。
由于出版物容量有限，许多有价值的资料不能囊括进来；而包括企业家、高级管理人员、财经记者、咨询专家、律师等在内的专业人士可能需要大量的原始资料，因此在出版社和我的企业培训课程经纪公司的帮助下，我们建立了网站“中国商事参考”（），设达娃之争的专题栏目。我的助手整理了非常丰富的资料，包括图片、视频等，供读者参考；我本人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中心跨国商事法律研究所的所长，研究所主页（China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Institute； ）也收录了关于跨国经营、合作与跨国争议的许多资讯性内容，希望能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在处理达娃之争的过程中，我逐渐实现了多年的夙愿：用战争的思维，来分析、处理、解决法律纠纷；
这，与我的个人经历密切有关。
我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在部队大院长大。1949年，父亲参加南下部队剿匪，曾只身抓捕四名国民党残匪，荣立一等战功。我从小立志当兵，愿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
1978年底，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即将打响，我报名参军。入伍一个多月，我如愿以偿，得以奔赴前线，光荣地参加了战争。
当时，中越交恶，国内开始宣传，不断造势，年轻人热血沸腾，立誓保家卫国，为国家贡献自己的青春和鲜血。临上战场，我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钱也花光，东西也扔的扔，送人的送人，就开拔上了战场。——没有一点恐惧，有的只是战死沙场的豪情和壮志。
1979年2月17日凌晨，我军发起攻击，用“地炮”炮轰敌方阵地一两个小时，然后全面进攻。我所在的高炮部队集中对敌炮轰，电光闪闪，炮声隆隆……我所在的高炮部队是保卫天空，敌军的飞机飞过来，我们负责把它打下来。一旦开炮，我们的阵地就马上暴露了。但是越南的飞机根本不敢起飞，所以到最后我们也是一直没有开炮——我记忆中甚少战争苦难的痕迹。 txt小说上传分享
《生死之战》之后记（2）
战争与军纪对人的影响深入骨髓。军人要遵守纪律，不能偷懒投机；遇事要反应灵敏，果敢快速。当时，为了反偷袭，部队发明一条军规，叫“打死不许动”。越军光着脚偷偷摸摸前来偷袭，如果我方士兵从睡梦里醒来乱跑，那是完全没有战斗力的；但如果大家都能够“打死也不动”，敌人就陷入完全被动，我方则能保全自己。
临到打仗了，我们新兵还没有摸过枪呢。一天晚上，我们作为先遣部队进入崇左县一个村落，刚入住便有老乡报告此地越南特工神出鬼没，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大家商议持枪轮流站岗。
我们两个新兵跟一老兵值班，三个人围坐在桌子旁。另一个新兵蛋子摸着枪，很兴奋，讨好地向老兵请教怎么用枪。他们摆弄着枪，我在一旁边聚精会神地看，不知怎么搞的，一团火突然向我冲过来，耳朵里只听见“嘭”的一声。我想这下完蛋了！愣在那里，连动一下都忘了。好一阵子，我才回过神来，原来是枪走火，子弹穿过我的衣服，所幸人却毫发无伤。
这时，外头一片响动，有人嚷起来：“哪里开枪？哪里开枪？！”
如果被抓到开枪走火，干部是要受处分的，也许就撤职了。于是，我们赶紧把枪收起来，连说：“没有！没有！是别的响声，不是开枪！”三个人装着没事的样子，把事情瞒了过去。
战争结束，我又回到了法院。战友是南昌人，转业后分到南昌青云谱区政府工作。后来我们还常碰在一起，我跟他开玩笑说，这一枪之仇，可迟早要报啊。
战争是暴力的，幸运的是我对战争的苦难体会不深——对越自卫反击战主战场只打了三个多月，绝少平民杀伤，没有相持，没有民间敌对，也没招来国际社会的报复，没有疾病与瘟疫，没有弃离家园，接下来的是小规模的边境冲突，而后是长期的和平。
随着和平的持续，转业的军人们渗入到各政府、经济部门，战争理论开始从国家暴力对抗领域，逐渐引入到企业间、国家间经济斗争等领域。大家惊奇地发现，在所有的竞争领域，战争思想与战争技巧放之四海而皆准。
在部队生活期间，我阅读了大量军事书籍，满怀热情地研习战争理论。回到法院工作后，二十年间从地方法院到最高法院，又下海做了律师，从“观战”到“作战”，我意识到法律领域介入*裸的利益争夺，而经济纷争与法律斗争中的许多元素，包括合法与不合法的，体制内与体制外的，都可以用战争的分析框架去分析。情报战、信息战、谍报与反谍报战、军备战……。我有意无意地在工作中贯彻战争思维和战争思想。
法律战争与战争最大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是非常*裸的利益争夺。所以法律工作者对“利益”的敏感是非常“全方位”的，算成本，算利润的本事很高，但是这个职业对中国式的个人修养不一定有什么好处。
作为一个律师，我入行并不早，因此这个职业本身、职业环境的一些负面作用，对我的品质、行为等没有特别的影响。至今，工作之余，我还浸淫在书法艺术之中，以寻求心灵的庇护。
从事法律三十年：法官20年、律师10年。将来，我力争在法律工作中树立专业化专家化的目标，在生活中追求艺术家的生活。我希望用艺术家的气质、军人的素养、律师的专业与智慧，去打赢每一场法律战争，赢得人生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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