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非常高的情况下，本土企业往往选择合理的退让。如果不退让，不怕麻烦，法律程序的规则与风险，对双方都一视同仁。若执行力强的话，本土企业背水一战，并不影响战争结果。
双方交战，其中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双方力量的评估，因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单位空间内的战斗力量。以宗庆后三宗罪为例，三宗罪与合资纠纷并不是同一个战场；宗庆后“三宗罪”与达能的战略利益并不直接相关。战争要开辟战场，是紧逼还是突袭，这也取决于对双方实力的基本判断，敌强我弱，用突袭，攻其不备，并保持灵活性；敌弱我强，三倍则歼之，五倍则围之，可以步步紧逼，别让它跑了。
可达能明显采用了一个比较矛盾的战略，既突袭又紧逼。达能一方面寄希望于宗庆后的和解，放话说要和解，并希望宗庆后仍旧管理娃哈哈，还运动萨科奇访华讨论达娃之争；但是达能又在全线进攻，从经营到仲裁，还超额地诉讼了宗庆后的妻子和女儿，一点余地都不留。达能还在国内提起了诉讼，步步紧逼。
衡量战场利益，达能还有待改进。即便已经宣战，也要打击对方薄弱环节，继续实行恐吓，而不要拉长战线，盲目开辟战场。最重要的是，萨科奇还没到中国呢，“三宗罪”的底牌也出了手，中国法院的判决已经下来了——中国的诉讼周期非常短，只要三到六个月，一审就出结果。
达能希望通过“三宗罪”的杀手锏试图扼杀宗庆后。可是，达能何曾想到，这相当于向杭州、浙江，乃至中国政府宣战。
打一个比方，就像英国殖民者在南方被打得很狼狈逃窜，后来瞄准空子来到大清王朝家门口下书，表明态度告诉慈禧与皇帝缴枪不杀。这样，大鸦片商同大地主、大贵族沆瀣一气，形成了一个鸦片输入受益集团，从而得到慈禧的支持。假设英军不去勾结权臣，反而宣告这个满清政府不成，太*，应该立宪或者干脆废除，甚至还想让英国女王来当中国的女皇帝，我们相信，慈禧会立马闭紧城门，武装八旗，要与对方决一雌雄。 。。
大型商业纠纷中的战争思维（5）
相比而言，达能犯下了一个错误，对劳苦功高的宗庆后，不但没有网开一面，反而加紧反攻倒算。置之死地而后生，这种策略激发了宗庆后的斗志，开始全力反击。
战果预测与焦土战略
战果是整个战场的最终清点，最终它要落实到经营利益上。有没有得到地盘，得到赔款，获得利润？无形资产包括商誉是增值了，还是损失了？这都是衡量本企业团队、制度、执行的检验标尺。
达娃之争中，宗庆后的预期战略利益是在逐步调整——逐步膨胀的；达能呢，则拒绝调整，拒绝压低其预期，这就出现了矛盾，最终只能由战争规律决定其胜负。如果战况不佳，不得不弃土逃亡时；或者虽然战绩辉煌，但是战果可能被敌方付之一炬时，我们就遇到了著名的焦土战略。
焦土战略是战争中很重要的战术，作战一方往往以一城一池为诱饵，诱敌深入，并在己方军队撤退时，把一切都毁坏，坚壁清野，断其后援，敌军即便进逼，也无处立足，从而在后勤上拖垮敌人。焦土战略在现代法律战争中也应用广泛。在达娃之争中，宗庆后作为娃哈哈实际控制者，可以从人、财、物方面掏空公司；一些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国有企业的MBO，第一步都是将公司做亏，然后摊薄股权，纳国有资产入自己囊中。
法律战争中，对焦土战略的预防非常重要。通过对法规的运用，对证据的收集，加强实际控制，都是预防“焦土”的重要对策。在经济纠纷中，焦土战略并不道德，也属非法，但是，对之绳之以法有时候非常困难。
法律战争最终都要诉诸仲裁与诉讼。
许多企业家都知道，诉讼与仲裁还有另外一项作用，就是资产转移。从上个世纪开始，许多难以审批的转让项目，通过司法判决的强制执行力，成功得以“转让”，这是一种比较高级的法律技巧，在很多的场合非常有用。
决战战场与终极武器
当然，在法律战争的决战战场，应当确保仲裁与诉讼的胜利。如何取得胜利？这就是一个诉讼与法官决策的问题，必须按照战争规律行动，按照诉讼自身的规律办案。关于这一点，我浸淫多年，有一些心得，并集成《法官决策论》出版。诉讼结果在法官决策、判决中形成，其过程自然非常重要，在此不作展开，只提示几点：
如果诉讼不直接指向利益，诉讼就不是决战的战场，而只是突袭的战略。在分析“达能之失”时，我们不断地强调战略调整的问题，决战战场的实力对比决定战略目标的认定，并根据战果随时作出调整。最好的结果当然是保证决战战场的胜利，获得利益的最大化，而不能像达能那样一再修修补补，直至黔驴技穷。
一般来讲，诉讼具有非常特殊的程序，企业除了提供事实，听取法律意见，进行进一步的咨询与磋商外，不宜直接参与诉讼过程。但是，如果形势复杂，企业家自主挂帅的话——因为缺乏足以信托的律师，有的企业家隐瞒部分事实，不向律师交底，这样做当然很危险，企业家必须负责“协调”整个法律战争，切不可打自己的嘴巴，不能为了蝇头小利而丢城失地；更不能顾头不顾尾，使得某处战场事实的认定成为新战役的导火索，从而恶化战局，陷入泥潭不能自拔。
在法律战争中，对方可能操纵程序，造成周期拖长，打持久战。面对这种情况，企业家或者主管人员，一定要避免律师或者法务人员被“拖疲”。这是企业法务管理，与律师团队管理很重要的一部分，当事人当然也要注意这一点，因为程序越到后来越关键，而人心越到后来越松散。打起持久战，民营企业对阵跨国公司或者其他大型企业，可能倒有好处：由于监督机制不到位，跨国公司与大型企业的法务部门或者律师，往往非常容易被拖疲，而人事变动等其他因素也会影响其办案质量。
若要获得胜利，需要在整个法律战争中（包括和平环境），一直保持清醒头脑，干劲十足，提高警觉性，抓住主要矛盾，通过制度建设保证战争结果。
资本逐利新兴市场的大搏弈时代（1）
资本逐利而来
国际资本带着光环与盛装，手持武器与权杖，来到消费品市场——类似中国与印度这种崛起的，拥有大量人口和稳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富有潜力的市场。
资本远涉重洋，来到第三世界国家，逐的是“超额利润”。全世界的企业逐利的本质都旗鼓相当，采取的手段如同一辙，出现的问题也大同小异。
逐利的方法有几种，可以低价采购、来料加工，压低发展中国家获取的制造业（或者说是代工、出卖劳动力）微薄利润，一般压在5％以下。或者是获取优惠条件直接投资，直接经营，整合资源，设立外资企业，发展自有品牌，扩大自有市场。如我国一些世界级金矿由外资控股，股份比例高达百分之*十，在股份比例的计算中，有些地区根本没有将矿权计算在内。再一种是并购，利用资本撬动利润的杠杆并购，这就对被并购企业本来的规模、品牌、渠道、客户、利润有要求了。事实上，一家以并购为扩张手段的跨国公司，其最核心的竞争力包括三部分：品牌、资本和人。并购的鼻祖是GE的韦尔奇，韦尔奇的CEO生涯就是并购生涯。韦尔奇之后，再也没人能够创造他那样的神话，而且他所创造的神话也渐渐幻灭了。
在发展中国家，并购的合资方式却方兴未艾。跨国公司用钱购买到一个企业的控制权，借以占有原有的销售渠道和市场、吞噬掉非控制方的利益，最终得到垄断利润。由于发展中国家政府与企业缺乏经验或错误的引导，聪明有钱的跨国公司来到中国，除了获得利润之外，还有许多大便宜唾手可得。中央电视台曾经报道，中国的多数金矿竟然都由外资开采，而矿权竟没有作价，而开矿还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由于没有直接法律禁止，国外资本在“合法”地进行不公平交易；还有人主动地找到跨国公司，串谋分取巨大的国有资产……
然而，虽然外资经营战果辉煌，但60％在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却自称亏损，2004年自报亏损额高达1200亿元。这就是行业内心照不宣的秘密——“转移价格”。这给中国的税收带来巨大的损失。
当然，跨国公司并购“做亏”的目的绝不仅仅为了避税。如果只是“亏”掉税收，还称不上是“原罪”。事实上，这里隐含着“合资—做亏—独资”的三部曲，最终亏掉的可能是东道国拿来合资的资产，还有不断贴进去的资源、环境、国计民生的基本物资和设施。
国资委曾专门出了一个文件，把吸引外资作为促进经济发展、推进国企改制的主要途径。在这之后，跨国公司竞相并购各地行业排头兵企业，廉价收购我国骨干企业的优质资产、独有品牌、核心技术和制造能力，将其纳入合资企业，控制企业经营权，最后逐步迫使中方退出，最终达到消除潜在竞争对手、垄断市场的目的。
行业龙头企业身不由己，大多已被跨国公司盯住。等到并购成功，巨大的市场份额落入外方手中，外方要是嫌利润太薄，可能停止生产这种产品；要生产也可以，再并购两家，形成垄断，利润提高到300％。如果是被统一品牌而非多元品牌的企业盯住，那么淡化品牌，损失品牌的状况马上就出来了。这时，“合资—拖垮—独资”就导向了“控制—吞并—垄断”。
外商一旦控制了经营权和购销渠道，而企业连年“亏损”，这意味着巨额隐蔽收入流失境外。企业做亏，外方即可收购中方全部股权，一举两得。而合资中芳不仅没有达到国企解困的初衷，还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