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拜会中，这位中国总理问我谁会成为下届美国总统。“乔治？麦戈文。”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周恩来总理告诉我说，他得到消息是理查德？尼克松会成为总统，我还是坚持了自己的猜测。我是哈佛大学坚定的反战分子，又居住在自由开明的东北部，因此除了麦戈文，我再也想不出其他人选。“你回美国后再给我写信来谈谈看法。”周恩来对我说。我照做了，但仍然坚持麦戈文会当选总统。可见作为学生的我，政治敏锐性还是不够。
尽管如此，我自己的竞选还是很成功的。1976年秋，我返回牛津，开始修一年的研究生课程，同时也开始忙于竞选牛津辩论社主席。虽然我想尽早结束学业投身外交，但父亲坚持认为，作为总理的孩子，工作之前必须练好本领，达到双倍胜任，这样才没有人说闲话。
这时弟弟米尔已经在牛津开始他的第一年学习生活了，我盼着能和他一起多呆些时日。我在牛津这一年的最大收获是担任了牛津辩论社的主席。几年来，我一直是辩论社常务委员会成员，并且担任财务员，但我第一次竞选主席时失败了。这一次我终于成功了！1976年12月，我的胜选把这个“大男孩俱乐部”搅得翻了天：10年前，辩论会的女性还被限制在演讲厅的楼上座位；直到今天，辩论社男女成员的比例仍然是7：1。我的胜选出乎每个人的预料，包括我父亲都没想到。
“在选举中，必然有胜利的一方，也必然有失败的一方。”父亲在1976年美国总统选举前不久写信给我，教导我正确对待成败，就像杰拉尔德？福特也会败在吉米？卡特手下一样。“你必须尽你的最大努力，但不管选举结果如何，你都必须欣然接受。”一个月后，父亲发给我的电报就截然不同了。“喜闻你当选牛津辩论社主席，激动万分，”电报上写道，“你干得漂亮，我们衷心祝贺你的伟大胜利，爸爸。”
我作为主席的三个月任期将从1977年1月开始。当我和米尔趁米迦勒节（英国主要节日之一，9月29日）假期乘飞机回巴基斯坦时，窗外晴空万里，没有一丝阴云。
我们回到巴基斯坦没过几天，便在阿尔—穆尔塔扎为父亲举行生日宴会。“过来见见齐亚？哈克。”父亲的一个助手对我说。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齐亚？哈克见面。就是这个人在六个月后发动政变推翻了父亲并最终将他杀害。
4 阿尔—穆尔塔扎的沉思：负笈牛津（5）
我曾听说过任命陆军参谋长这一要职难度颇大，因而出于好奇，我也想见一见这位侯任将军。对于这个最高军职，已经有六名将军被筛选掉，因为军情机构发现他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品行缺陷：酗酒、通奸或者忠诚度不够。齐亚将军也不是没有缺点，据传他与原教旨主义的宗教组织“###促进会”有联系，这个组织反对人民党，想让宗教领袖而不是世俗领袖来领导国家。据父亲的一位大使讲，他还喜欢贪小便宜。
但齐亚自身也有很多优势。他跟其他许多军官经历不同，内战时期不在国内，因而没有卷入对东巴基斯坦人民的大屠杀。另外据报告称，他在军队中广受尊重。陆军参谋长一职至关重要，父亲为此左挑右选，费尽心思。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标准比挑选陆军参谋长的标准更重要了。不同军事部门提交的报告都对齐亚积极肯定，父亲于是选择了他。“不能让人们认为文官政府在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军队。齐亚不一定是资格最老的将军，但是看来军队都认可他。”父亲说着松了一口气。这样，1977年1月5日，我在阿尔—穆尔塔扎面对面地见了这位后来彻底改变我们家命运的人。
我记得刚见到他时，就吃了一惊。之前我对军人的印象还停留童年时代：不仅高大威武，还具有“007”詹姆士？邦德那样的钢铁意志。然而我面前的这位将军却与此大相径庭，他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还显得局促不安，擦着润发膏的头发从中间分开贴在头皮上。他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能鼓舞士气的将军，倒更像一个英国卡通片中的无赖。他很会奉承人，反复地对我说，能见到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这样伟大人物的女儿，他是多么荣幸。我心里想，父亲肯定能选出一个更像样的陆军参谋长，但我没有对父亲说。
“我将号召进行更深入的土地改革。”父亲生日那天下午，我们在阿尔—穆尔塔扎的花园里散步，他向我透露，“我还将在3月举行大选，宪法没有要求在8月之前举行大选，但我看没有必要再等了。我们根据宪法建立起来的民主机制已经就位，议会和各省政府也都运转正常。我们如果在这次大选中再次得到人民的支持，就可以更容易地实施第二阶段的计划，扩大国家的工业基础，挖掘新的管井，扩大播种面积，增加化肥生产，实现农业现代化……”他一边走一边说，宏伟的构想源源不断。在父亲眼里，一个现代化、具有竞争力的巴基斯坦呼之欲出了。
他的很多改革措施已经付诸实施。人民党已经开始向穷人兑现竞选承诺，重新分配被少数地主占有的土地。父亲还开始推行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把“二十二大家族”垄断的许多工业收归国有，将经济效益转还给国家。政府还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保护那些为部落头人和工业主干活却得不到报酬的雇工；鼓励工人们成立工会，赋予他们在管理上的发言权和掌握自身命运的主动权。所有这些在巴基斯坦历史上都是第一次。
农村地区的很多村子通上了电，男女同胞有了扫盲项目，穷人们有了新的学校，满是尘土的城市中有了公园和花园，崭新的公路连接起各省各市，代替了原来泥泞的小道。政府还同中国签订了协议，建设一条跨越喀喇昆仑山脉、贯通巴中边界的新公路。父亲决心要给巴基斯坦人民带来现代的繁荣。
“在新公路上我的毛驴总是打滑失蹄。”一位俾路支的农民向父亲抱怨。“我将让你看看一种更好的‘驴’，用它把你的蔬菜运到市场，要比现在快三倍。”父亲向他保证。第二个星期，父亲就给那位农民送去了一辆吉普车。
当然，也有反对父亲的人。工业家们肯定不喜欢父亲，因为他们的私有财产被收归国有了。大地主们也不喜欢父亲，因为他们的大量土地被分给了农民。以前农民们世世代代种田，但只能得到收成的一半。“###促进会”的成员中很多是商店的老板，他们也拼命抵制父亲的社会改革，尤其反对政府公开支持妇女外出工作和禁止性别歧视的新法律。父亲巩固国家统一的政策也触犯了分裂主义者的既得利益：俾路支省和西北边境省的分离主义者要求独立；部落头人想拒绝中央政府的权威，继续对成千上万的追随者推行自己的统治。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4 阿尔—穆尔塔扎的沉思：负笈牛津（6）
事实上，这些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利益阶层从1947年巴基斯坦诞生时起就存在，一直到1977年都没变：地方主义者反对中央政府；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封建贵族反对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贫困省份的人民反对旁遮普省的富户；原教旨主义者反对主张现代化的人士。然而，在所有这些利益集团之上是势力强大的军队。在动荡不稳的巴基斯坦，它是唯一一个最有组织性、最具执行力的机构。
西方政治分析家和巴基斯坦军方人士曾辩称，巴基斯坦民众内部充满纷争与躁动，识字率和年收入极为低下，要在这样一个国家实行民主是不可能的。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语言和习俗，国人之间甚至不能相互交谈。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军队才能把国家保持为一个整体。但是，父亲否定了这种理论，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民主政府。这里，不是由军队来决定谁领导国家，而是由选举说了算。1977年初，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父亲的政府将在3月份连选连任。
当父亲积极筹备大选时，我返回了牛津，组织辩论社的活动。“资本主义终将胜利”，这是我当主席后的第一个辩题。我邀请了一位受人尊敬、伶牙俐齿的巴基斯坦同胞塔里克？阿里来做我的辩论对手，他是辩论社前主席，一位左派人士。“西方国家再也不能靠损害第三世界的利益活下去了”是另一个辩题，目的在于引起大家对南北差距的关注。
在巴基斯坦，###正结成同盟来对抗人民党。这个由地方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和工业家阶层组成的九党联盟叫做“巴基斯坦全国联盟”（以下简称“巴盟”）。这时候，我正在牛津辩论社组织第五次辩论。这是一次有趣的辩论，主题是“宁要房子摇，也不让它滚”。摇滚乐第一次在庄严的辩论大厅里回响，两个来自牛津莫德林学院的朋友按“耶稣基督超级巨星”的曲调高声演唱辩论社社歌的二重唱，并把我架在肩膀上，走出了大厅。
在牛津，我正忙于用蓝油漆粉刷辩论社主席办公室，用绿、白两种颜色（巴基斯坦国旗颜色）印制辩论节目单，这时在巴基斯坦，“巴盟”领导人、前空军总司令阿斯噶尔？汗宣布反对党联盟将不会接受3月份的选举结果，指责政府必将操纵大选。我对这些并没有在意，因为我知道父亲在依照民主国家的选举程序办事，他还成立了独立的选举委员会和选举法庭，并制定了由高等法院实施的选举法，确保选举公正公平。然而，阿斯噶尔？汗却要抵制大选结果，不准备承认人民党在大选中的必然胜利，这看来是一种不一般的策略。
竞选活动开始变得更加复杂，1月18日是候选人登记的最后期限，在父亲和他的首席部长们的选区，“巴盟”没有提出一个自己的候选人。当我在英国知道这个情况时，感到十分纳闷，他们为什么要让总理和四省首席部长处于没有对手的地位呢？或许是“巴盟”已经看到，他们不可能击败我父亲，因而给自己留些面子。然而，我的想法太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