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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在哪儿？”我初到拉德克利夫时，新同学们经常这样问我。那时我的回答比较简单。
“巴基斯坦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我回答说，就像在读一份大使馆的宣传稿，“巴基斯坦被印度隔开，分为两部分。”
“噢，印度，”他们明白了，“你们和印度相邻。”
每当听到“印度”这两个字，我心头就隐隐作痛，我们曾两次兵戎相见。巴基斯坦被认为是美国最得力的盟友之一，是抵御苏联在印度影响的缓冲地带，我们还同共产主义中国，阿富汗和伊朗接壤。美国使用巴基斯坦北部的空军基地起降U…2侦察机，其中还包括1960年加里？鲍尔斯的那次不幸飞行。1971年亨利？基辛格从###堡秘密飞往北京，这次倒非常成功，为尼克松总统在第二年的历史性访华铺平了道路。然而，美国人对巴基斯坦的存在似乎一无所知。
他们当然也不知道布托家族，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听到竟然还有人不知道布托家族。在巴基斯坦，布托这个名字总是使我备受关注，有时弄得我很尴尬。我始终不明白人们接近我是因为我自身的价值，还是因为我家族的名望。而在哈佛大学，我生平第一次完全就是我自己。
到了哈佛，母亲陪我呆了刚开始的几星期。她把我安顿在艾略特大楼的房间里，测算了圣城麦加的位置，以便让我知道该朝哪个方向祈祷。母亲走的时候，给我留下了暖和的毛料卡米兹和沙勒瓦尔。为了做这套衣服，母亲跑了很远的路，衣服内衬是真丝的，这样外面的毛料就不会扎人了。
我当时只留心母亲祈祷的方向，没在意她为我准备的衣服，这些传统衣袍在雨天和雪天很不适用，并明显地把我和同学们区分开了。我很快就脱下了这身民族服装，穿上了在哈佛大学校园商店买的T—恤衫和牛仔裤；我把头发留得长长的，直直地垂下来，住在艾略特大楼的朋友们都夸赞我看上去像美国民乐歌手琼？贝丝。我畅快地喝着苹果汁，悠闲地吃着薄荷冰淇淋蛋筒，时常去波士顿听摇滚音乐会，参加“干爸干妈”加尔布雷思教授夫妇举行的花园聚会——我的确很喜欢美国的新鲜奇特。
当时反对越战运动正值高潮，我也和哈佛成千上万名学生一起，去波士顿广场参加反战示威。一天我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宏大反战游行，结果第一次尝到了催泪弹的滋味。当我第一次别上“让参战的孩子们回家”的徽章时，心情特别紧张。我是一个外国人，如果因为参加政治游行被捕，就很可能被驱逐出境。但是我在国内就反对越战，而美国国内的反战热潮使我变得更加坚定。示威者的观点跟我惊人地相似：美国不应该卷入一个亚洲国家的内战。
我在巴基斯坦上过4所学校的6个分校，在哈佛的4年中，我继续汲取着各种知识。那时，新鲜前卫的事情很多。妇女运动方兴未艾，哈佛大学的书店内满是关于妇女的书籍和杂志，包括校园圣经凯特？米利特写的《性别政治》和刚开始发行的《女性杂志》。我和朋友们晚上经常聚在一起讨论远大志向，谈论如果我们今后选择结婚，那么将用什么方式来处理夫妻关系。在巴基斯坦，我属于少数不把婚姻家庭作为优先考虑的人。在哈佛，我跟其他广大女性一样，并没有觉得性别差异对自身产生任何妨碍。我在大学里增强了自信，克服了少年时困扰多年的羞怯。
在巴基斯坦，我和弟妹们总在朋友、亲戚的小圈子里活动，每当我碰到陌生人，总感到很拘束。初到哈佛，我只认识彼得？加尔布雷思，而且也仅仅是开学前在他父母家里认识的。在我这个思想保守的人看来，彼得？加尔布雷思简直不可思议。他留着长发，穿着一身脏兮兮的旧衣服，在父母面前叼着烟。他看上去不像是一位高级外交官和德高望重的教授的儿子，倒像这位前美国驻印度大使带回家的一个流浪汉。我那时根本没想到后来和我成为好朋友的彼得，会在15年后为我重获自由帮上大忙。
3 阿尔—穆尔塔扎的沉思：初尝民主（3）
除了彼得，哈佛校园里还有其他成千上万名学生，我不得不走向陌生人，向他们询问去图书馆、演讲厅和学生宿舍的路。我不能不说话，我已经被抛进外国陌生的深水潭，如果想要浮出水面不被淹死，必须靠自己奋斗。
很快我就适应了。第一年我成为艾略特学生宿舍的社交秘 书，后来我又到校报《深红》工作，并在“深红钥匙协会”担任校园导游。“这座建筑的正式名称叫国际事务中心，缩写为CIA，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CIA真正代表什么（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缩写也是CIA）。”我带新生们游览校园时故意压低声调逗他们。我第一次游览校园时，学长也这么逗我，我觉得很好玩，如今我也试着把这种校园精神传承下去。哈佛的视觉艺术大楼是一幢颇具争议的建筑，由法国建筑师勒？科尔比西埃设计，它同样也被拿来开玩笑。经典的玩笑话是：“大家都以为建筑人员把设计师的图纸看倒了。”
然而，我仍感受到强烈的文化冲突，几乎难以克服。我适应不了和年轻的男同学住得如此邻近，尤其是读三年级时艾略特大楼成为男女生混合宿舍，我感觉很不舒服。一看到有男生在洗衣房里，我就得等他们走了以后再进去洗衣服。我搬到艾略特会馆后，这个问题才解决。我和室友约兰达？科德茨基合住一个套间，有我们自己的浴室，还有很大的公共洗衣房。
我最开始想攻读心理学，但是一发现心理学专业要上医学和动物解剖的课程，就觉得恶心。于是我选了比较政治学。这下父亲可高兴坏了，他悄悄地给拉德克利夫校长玛丽？邦廷写信，请她多加引导，教我学好政治学课程。邦廷女士曾和蔼地问我，将来准备做什么。但她从没跟我提过父亲的信。后来的事实证明，攻读比较政治学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通过在哈佛的政治学学习，我对巴基斯坦的认识比我之前置身其中时还要深刻。“当一个警察在大街上举起手来对人们说‘停’，所有的人都停住了。而当你或我对别人这样做时，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这是为什么？”约翰？沃马克教授在以“革命”为题的新生讨论会上向我们发问。“因为宪法和政府授予警察执行法律的权力。他有权对行人说‘停’，这是合法的，而你我却没有这种权力。”
我对沃马克教授的课很着迷。我大概是唯一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学生。沃马克教授仅用一个例子便点出了巴基斯坦在阿尤布、叶海亚？汗以及后来在齐亚？哈克统治下法律缺位和藐视法律的状况。那些独裁者实施统治的权力是他们自封的，而不是人民赋予的。我第一次弄明白，巴基斯坦人民为什么没有应声而“停”，为什么要反对这种统治。哪里没有合法的政府，哪里就是无政府状态。
在我读大学二年级时，一个合法的政府就要在巴基斯坦诞生。1970年12月7日，叶海亚？汗终于举行了巴基斯坦13年来的首次大选。而在世界的另一端，在坎布里奇，我彻夜苦读，身边守着电话。当母亲打电话告诉我说父亲和人民党在西巴基斯坦获得压倒性胜利，一举拿下国民议会128席中的82席时，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在东巴基斯坦，人民联盟领导人谢赫？穆吉布？拉赫曼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赢得了绝对多数。“祝贺你！”第二天很多素不相识的人向我道贺，他们是从《纽约时报》上得知我父亲胜利的消息的。
但是欢欣喜悦没有持续多长时间。穆吉布不但没有同我父亲及西巴的代表们合作，一起制定东、西巴都能接受的新宪法，反而策动东巴完全脱离西巴联邦政府闹独立。我父亲一次次地呼吁穆吉布维持巴基斯坦的完整统一，愿意和他共同努力，取代叶海亚的军事政权。但是穆吉布顽固不化，拒绝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分歧。他这种一意孤行的做法，我至今仍然坚决反对。东巴的反叛者响应了他要求独立的号召，夺取了机场。孟加拉的居民拒绝缴税，在联邦机构任职的孟加拉族职员开始罢工。到了3月份，内战一触即发。
3 阿尔—穆尔塔扎的沉思：初尝民主（4）
父亲仍然没有放弃努力，继续试图同穆吉布谈判，希望维护巴基斯坦的完整统一，希望避免东巴遭到军事镇压，这是军事当局很容易做到的事情。1971年3月27日，他正在东巴首府达卡同穆吉布举行新一轮会谈，最让他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叶海亚？汗派兵来镇压叛乱。父亲独自呆在宾馆里，看到达卡火光冲天，硝烟弥漫。他对将军们最终诉诸武力痛心疾首。在6000英里以外的坎布里奇，我也感受到悲痛的一幕。
抢劫，强奸、绑架、暗杀不断发生。我刚到哈佛的时候，没人在意巴基斯坦，而现在人人都开始议论她，而且大家都在谴责我的祖国。刚开始，我不相信西方报刊上有关巴基斯坦军队在叛乱的东孟加拉暴行虐施的报道。根据父母每周寄来的巴基斯坦官方报纸，一时的叛乱已被平息下去。那么，这些谴责——达卡被烧为平地，军队开进大学处决学生、教师，杀害诗人、作家、医生和律师——都是真的吗？我摇头不信。据报道，成千上万的难民四处逃亡，其中死于巴基斯坦战机低空扫射的人不计其数，他们的尸体被堆起来当作路障。
这些描述骇人听闻，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在拉德克利夫的新生入学教育课上，我曾听过有关校园强奸案的讲座，起初我对此简直不敢相信。在我来美国之前，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强奸。但既然有这种潜在的危险存在，我四年中从来不敢一个人晚上外出。当时听了讲座，我感到在哈佛校园发生强奸案是有可能的。而现在说在东孟加拉发生种种暴行却让我无法相信。从我们的官方新闻里，我觉得祖国是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