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待这些投诚人员的态度上，意见十分不统一，最后对鱼龙混杂的伪军政人员不信任的意见占了上风，不久又开展了一轮甄别活动，这次甄别活动是在省军区的主持下进行的。甄别的对象主要是连级以上军官，身为伪团副的詹孝廉尽管是起义的策划者和领导者，也不例外地被审查了两个多月。
所有起义部队的原建制均被打乱，士兵们被分到各个班排小队，去保卫土改胜利果实，而经过甄别没发现重大历史问题的营连以上军官则被集中到宽城子的“解放”军官教导团改造思想。事实上，这些所谓的解放军官在甄别活动之初，就已经被列进了“密切关注”的花名册。主要还是不信任派为了便于掌握这些人投诚后的表现而采取的一种控制手段，一旦发现他们在言论上或行动上跟新政权相悖，以便及时采取极端措施……正是在这种政治气候下，一年后，已身为五里桥行政区副区长的詹孝廉在他的办公室里被逮捕。
这阵子詹孝廉很忙，他在给东北局和县委起草一份报告。
他在报告中说，五里桥区辖下各乡的土地工作进展顺利，但出现的问题有它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必须尽快加以制止和纠正，否则将会破坏土改工作，痛失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詹孝廉在报告中总结了土改工作中出现的三个方面的错误。
错误之一：
在镇压地主老财的过程中，杀人太过于随意，甚至随意杀掉被划为地主家庭的人，而且不论男女老幼全部杀掉的做法泯灭人性，尤其是土改干部强迫群众看行刑，已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致使少数长工参加了流亡地主组织的还乡团。
错误之二：
土改工作队为了对付还乡团，组织土改积极分子成立“棒子队”的做法，只能在清算与反清算，流亡地主还乡和农民反还乡的过程中加剧仇恨。
错误之三：
土改工作队对持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肆意拘禁、审讯、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的做法，如得不到有效制止，任其发展下去，势必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可怕局面。
詹孝廉在报告中指出，目前的许多做法极容易造成广大基本群众对土改工作队的恐惧和不信任，甚至会对土改政策产生误解，间接地帮助了敌人，孤立了自己，更违背了“打击大地主，然后打击其他地主。对于恶霸和非恶霸，对于大、中、小地主，在待遇上有区别”的基本原则，应引起东北局党组织和省委的高度重视……
詹孝廉起草这份报告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
土改时期，批准杀人的权力掌握在区一级领导者的手里，年轻的区长或区委书记掌握着全区上万口人的生杀大权。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区、乡干部会议结束后，参加会议的人员都睡觉去了，而开了一天会的区委书记或区长还要坐在煤油灯下，根据下面上报的材料，勾画第二天要镇压的人员名单。如果这个年轻人心地比较善良，手中的“朱笔”稍稍留情，对于可杀可不杀的人尽量不划红勾，这些人就能幸存下来，如果这位年轻的领导人阶级斗争观念比较强，杀红了眼，朱笔一路勾划下去，则明日的黄泉路上便不知道要有多少冤魂了……更可怕的是，这个年轻人要是打瞌睡，朱笔误点在某个原拟不杀的人的名字上，醒来后又没有发现这一错误，这人明天也就完蛋了！杀人的权力虽然在区一级，但实际上，某位村干部要杀谁，甚至因私仇某位贫雇农要求杀谁，只要跟他们说一声，也很少有不被批准的。
斗争地主的场面同样是野蛮而血腥的。拳脚、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地主们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之声不绝于耳。对于某些强加的罪名，跪在台上的地主想解释一下，战战兢兢刚开口，台下的群众在土改积极分子的带领下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淹没了地主那微弱可怜的声音，台上的土改积极分子们立即抽他们的耳光，拳打脚踢，打得他根本无法开口。在这个时候，惟能起到一点点作用的也许只有是“人性”了。这个地主如果性情特别温和，待人宽厚，以前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没人告他的状，也许能逃过一劫，留下一条性命。如果几十年前因某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说话不小心，得罪过某位贫雇农，在土改干部的鼓动下，贫雇农指控他是“恶霸地主”也就完蛋了。只要有人说你是恶霸地主，你就是恶霸地主，毫无分辩余地。
在贫雇农这一方，如果人性好，还保留着一些同情之心，看到地主挨打挨斗被杀，不再记恨往日的小事，宽宏大量，什么也不说，这个地主的小命儿也许能保留下来，如果是个生性嫉妒、幸灾乐祸的“积极分子”，见人受罪心里乐，看到杀人便兴奋，告状时添油加醋，无中生有，一个一个的地主便要死在了这些人的嘴里。也有经不住土改干部反复动员，说错一句话致使某位地主丧命的。
镇压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当时的政策规定：要户户（地主家）冒烟，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如果连富农都没有，就矬子里面拔大个儿，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杀一儆百嘛！
当年杀地主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砍头，被镇压的地主跪在事先掘好的土坑边上，手起刀落，人头先滚进土坑，行刑者再抬脚将无头尸体踢进土坑；另一种是枪决，用枪顶在后脑勺上，从跪在地上的人背后开枪。一声枪响，天灵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髓撒满一地。血腥、残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栗，甚至吓得好几个夜晚从恶梦里尖叫着醒来，泣不成声。杀多了，吓怕了，稍稍有点家产的人家都成了缩头乌龟，而人性不好的地主富农，在工作队进村之前，自知在劫难逃便早都卷着浮财举家逃之夭夭了。詹孝廉在报告中还举了如下几个案例：
——亓大巴掌是五里桥的富户，早年靠烧炭起家，买了十几顷地，拴了二挂马车，后来炭窑被日本人兼并。农忙时，亓家雇几个短工帮忙种地，晌饭送到地头上，亓大巴掌总是让雇工们先吃，自己假意察看庄稼，等都吃饱了，吃剩下了他再吃，剩啥吃啥，不剩他就不吃了……就是这样一个人，被定为恶霸地主，全家十几口全被镇压，包括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和不满一岁的孙子。亓大巴掌被棒子队扒光衣服，浇上热水胶套进麻袋里。等胶干了，他们把麻袋从亓大巴掌身上扒下来，人皮被粘在麻袋上，亓大巴掌遂变成一具血淋淋的活尸……工作队把这叫做“披麻戴孝”。
——四间房的冯国运是从陕西兴平逃荒来的，靠开荒种地积攒了一些家业，这个人下地连鞋都舍不得穿，干活时把鞋掖在裤腰带上，土改时被定为中农。本屯有个老光棍儿，一直对冯国运老婆的美貌垂涎不已，后来当上了贫协主席，便把冯国运拉出去毙了，什么手续都没有。冯国运老婆不从，这个贫协主席指使棒子队，把刚满月的孩子摔死在碾盘上，冯国运老婆被他强行霸占，第三天，疯了……
——东荒地大粮户白家有个忠诚的长工叫高盛，目睹了老东家白继业被土改工作队砍头，血淋淋的人头滚到了他脚下，咔嚓咔嚓地咬着他的鞋帮子，分明是想嘱托着什么。高盛连夜跑出村子，参加了还乡团的大刀队。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还乡团潜回村里，抓住了一个回乡探视老母亲的民主联军战士，他们残酷地殴打了这个民主联军战士并将他活埋，这个战士的年迈的老娘追来了，而老太太正是高盛的干娘。还乡团又开始毒打这位舍命救儿的母亲。这时，已经被埋进土里的战士开口说话了，高盛俯下身子，听见这个战士微弱的气息：“哥，别伤害咱娘，别伤害咱娘……”大刀队实施阶级报复，将农会和贫协干部捉住后一刀两断，而棒子队捉住还乡团成员则将他们埋在土里，只露出脑袋，反复往上浇凉水，第二天人头冻成了冰疙瘩，棒子队手起棒落，人头滚落——高盛就是这么死的。
詹孝廉在这个纠偏的报告中，对上述暴行予以了严厉谴责，并在结束语中写道：我们不能悉听其自然演变，如不加禁止，势必会断送新生的红色政权！。 最好的txt下载网
热土 36
詹孝廉的材料呈报上去没几天，办公室里走进来三个人，一个是县大队锄奸科长，另两个是县委警卫连的战士。詹孝廉正在为那个报告整理补充材料，听见门响也没有抬头，直到来人夺去手中的毛笔，才发觉来人不是向他请示工作。
詹孝廉尚不及思索，已经被两个战士捆住了胳膊。詹孝廉晃着膀子骂起来：“混蛋，你们这是要干啥！是谁派你们来的？”来人也不搭话，只顾推着他往门外走，拖上马车拉到临时看押所，并砸上了脚镣。
詹孝廉被指控的罪状有三条：一、居心叵测，破坏“七&；#8226；七决议”；二、卖国求荣，屠杀抗日民主联军战士；三、急功近利，乱杀无辜。詹孝廉对反对土改，破坏“七&；#8226；七决议”的指控坚决予以否认，关于对围剿抗联的指控，詹孝廉做了充分的辩解：
“康德”七年，当时他还是个营长。那年腊月二十八，他奉命###抗日军徐相九。他把部队埋伏在桦甸县头道溜河距徐相九部营地不足百米的一片坟地里，双方打起来的时候，虽然保安团这边枪炮之声异常密集，但对方并没人倒下，相反他手下的弟兄却死伤了好几个，这是因为在战斗打响之前，他命令弟兄们把枪口抬高了一寸，子弹大都飞到了天上，炮弹更是打到了山梁后面。那次战斗结束后，有个与他素有积怨的伪军官跑到鬼子那揭他老底，若不是佟凤山出面百般遮掩，他的脑袋即使不像香瓜一样被鬼子摘走，也恐怕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