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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轻视和傲慢会针对王选本人。一次，两个日本律师在到中国来的一路上不停地用语言“骚扰”王选。在他们看来，王选这种女人不可思议，这种女人不合日本的“妇道”。
一天在餐桌上，两人又开始了老话题，王选的愤怒无可压抑。她抄起一瓶啤酒，突然之间向两个律师身后的墙上摔去。啤酒瓶爆炸开来，酒花四溅。两个日本人面面相觑，吓得脸色苍白，一声不响地离开了餐桌，从此再也没有表现出对王选的“不尊重”。
王选喜欢卡门，喜欢李香君，勇敢、热烈。她理解女人的美中一定要有刚烈，一定要有柔肠。刚烈和柔肠的结果，是心碎。“心很痛很痛的，世间没有药可以治，痛极了，就要死掉。”她把手放在自己的心口上。她喜欢悲剧，喜欢在两个极端之间摆动对人带来的冲撞和打击，喜欢尖锐的痛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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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感动世界
“王选一个人抵100万的军队，王选是一个民族的潜意识，一个未觉醒的意识，这个民族还没有觉醒，留下一个火种，留下一种精神。”这是一个受王选感动的人对王选的评价，这个人是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裁汤世生。汤世生是在电视上看到王选的，当时王选在一个下雨的日子里打着一把黑伞，去看望一个受害的老人，在老人低矮的小屋里，王选和老人一起哭着，王选说：“那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们的错，我们要站出来揭露他们的罪行。”这个镜头打动了汤世生，从此他开始在网上建立一个叫做“8YEAR”的网站，搜集抗战烈士的事迹。
有人说王选是一个播种机，是一个宣传队，一个人顶一支军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真的。在多伦多，闻一多先生之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闻黎明就被王选拉住了，她向他讲细菌战诉讼。第一次见面王选就吸引了这位谦和内向的学者。当王选听说闻在几天后就要到日本去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就问他：你知道到机场后怎么进东京吗？闻说不知道，王选掏出一千日元塞给他，说这可以打车从成田机场到东京。闻黎明说，对他来说接受这一千日元有点难为情，虽然他不会说日语，初到一个国家，但王选的作法却让他十分意外。
“这就是王选，她是一个豪爽的人，但又是一个很仔细的人。她为别人想得很周到，但她似乎又没有考虑到一个男士初识一个女性而接受她的馈赠时的难为情。但王选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是一个你无法拒绝的人。”闻说。
王选被评上2000年《南方周末》年度人物后，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采访了她，并以一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她。中央电视台也将王选评为“感动中国人物”。王选得到了来自中国国内的第一家企业的第一笔赞助。
王选没有地方放这笔钱，她没有组织，始终是以个人的身份出现，她不愿意以个人的身份接受这笔钱。于是，她将这笔钱放在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以这笔钱进行日军南京1644细菌部队的调查。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比王选小十多岁，但王选一直视张为她的最坚强的支持者和战友。张连红1997年获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1998年12月成立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属于“行中”小字辈，不认识多少行中的人，也没有多少资历。1999年底美国抗日战争史维护会、日本的左翼学者、北京的抗战研究学者在日本召开一个研讨会，张连红递交了论文，王选看到了他的论文，就请他来参加会议。
在会上，张连红提交的论文是《南京大屠杀对市民社会心理的影响》，宣读论文却受到阻力，王选立即去找主办方，以激烈的“争吵”方式，为张连红争取发言：“就是从尊重人的角度，只要他要求发言，也不能拒绝对不对？何况从来都没有人从一场屠杀对个体心理影响的层面来研究南京大屠杀！”
张连红得到了发言的机会，也记住了第一次谋面的王选。张成立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中进行调查。一个八十八岁的叫韩秀英的老太太，给了他极大的震撼。至今还在等她的丈夫回来。她的丈夫在她二十岁的时候被抓走，她自己养育孩子一直不改嫁。张觉得战争给人的创伤从一个普通妇女的身上完整地表达出来，只有深入了解每个个体的故事，才能更深入地了解战争。这一点和王选不谋而合。
王选再进行调查的时候，张连红给她派了两个研究生，负责给王选背包、买票、记录等全程的陪同。这让王选感动不已，第一次在她孤独的上车下车赶路，乡间、城市奔波的当中有了伴儿，有了照顾她的人，她的感觉是“享受得什么似的”。
张连红将他所能调动的学生、所能提供的资源尽可能地提供给王选，他认为王选不是一个普通的爱国者，她更是一个行走着的学者，一个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在张的努力下，王选被聘为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这是王选第一次被中国学界所接纳。
1999年3月在王选的努力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中日细菌战问题研讨会”，原告团、律师团代表应邀参加会议。这是细菌战诉讼开始以来第一次和中国学界接触。
1999年11月11日，王选又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抗日战争研究》总编荣维木的引荐，与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取得联系，并成功召开“细菌战问题研讨会”。2000年3月，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为细菌战问题研讨设了专题。2002年1月23日，华东政法学院举行“战争引起民间赔偿法律问题国际研讨会”。
1999年是细菌战诉讼被中国学界关注的一年。王选将细菌战诉讼的声音带到了中国学界。为了让细菌战受害者的声音扩大数倍，王选成了一个演说家、鼓动者、活动家和宣传家。
王选在感动着世界，改变着许多的人，但改变最多的还是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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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王选的两极（1）
王选一审判决的法庭陈述被称为是“爱的陈述”。王选说：“法官们的判断和决定，能够改变许多人的人生，能使无数的中国受害者，从他们积累了几十年的痛苦和压抑中解放出来，得到心灵的安宁；也能使筱塚良雄那样的许许多多日本旧军人，把背负了一生的十字架卸下来，让他们在剩余的不长的人生中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
人们从王选的发言里感受到了一种宗教的悲悯情怀。双方都是一种解脱，受害的和加害者，他们都需要正常的生活。仇恨与宽恕，罪恶与惩罚。王选开始思考一些重大的命题。
王选的眼光首先落在了被害者身上。王选甚至都不想让这场官司结束。她说，结束不结束已经没有意义，官司继续下去会有更大的影响。官司推动了人们对细菌战的认识，这个意义要远远大于诉讼。
在中国，人们对于细菌战诉讼 “求胜心切”远过于对这个问题的实际关注；“民族英雄”的情结替代了对于诉讼本身的认识；爱国者们仍然更多地在网上活跃非凡，以口头论战消耗着热情；远离点击世界的细菌战受害者门庭依旧，媒体成为以受害幸存者为主人公的报道的最大收益者。日复一日，越来越多的人带着他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战争创伤在悄然逝去。我们已经需要回到原点，回到为了“受害者的权利和尊严”这一起点上来，重新思考许多问题。
“我每天的状态是在战争与和平的两极来回穿梭，两种状态在内心交织碰撞，每天让人又痛苦又清醒。” 王选说。
同样是细菌战，王选说她和日本左翼人士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他们是从政治学理念上去做这件事的，自己是从人类和平朴素的价值观去做的。这是她能够掌握的，政治是她不懂的。
王选对筱塚良雄充满同情，对一些国人的作法非常不满。她说，筱塚良雄的身体非常不好，又到九十多的年龄。国内的一些机构和人多次让他到中国来，让他直接面对受害者，让他一次一次地忏悔。王选认为，这太残酷了。“他的证词已经很清楚了，为什么还要让他来中国下跪？每一次忏悔都是对他的一次伤害，他已经忏悔过了，就应该让他彻底解脱，过一个平静的晚年，而中国的一些人就是要这样一个下脆的姿态。”王选这样说会得罪一些人，说得有些尖锐，有些不中听，但这就是王选的说话方式——一句话道出事情的本质。但王选说的是事实，是实话，这句话里充满了同情。王选说：
这次诉讼对加害者和被害者都是一种解脱。能让他们像普通人一样活着，从沉重的十字架下解脱出来。日本老兵通过作证诉说放下了他们的负罪感。他们也是人，不能因为他们的加害就让他们下地狱，人不能永远带着负罪感生活在世上，他反省了，我们就应该宽恕。
“王选在两个纬度上重新定义了和平。和平是对战争的否定，和平是永恒的、正常的状态，战争不断地中断和平。王选能够站在和平与战争两个纬度上定义和平，这和现在很多人的和平观念是不同的。现在很多人容易走向以战争对抗战争，以恶来抗恶。再来一次战争把一切扯平。这是在西方很盛行的模式，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霸道的模式。用和平来制止战争，这需要全力推动。用和平来制止战争是对战争的否定，对受害者的修复，是限制战争的影响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孙歌如此评价王选。
“中日之间的问题不要总是落在民族仇恨上。”王选的眼光已经变得更遥远。王选说，历史上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欺负过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