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地前往日本声援，声援团被设计成声援之后变成日本经济考察团。组织者们用心良苦，如果只是声援，可能组织的难度就更大一些。
一个人去日本的费用是1万元，剩余的部分赞助给原告们。原告们多数是农民，他们的费用必须靠社会捐助。
《浙中新报》、科普协会等单位，请来了义乌各行业协会的会长、大企业家，金华市人大主任参加，义乌市的副市长特别强调自己不是以政府的身份出席的。义乌市府很支持，但不便于出面。
“这场抗战现在到了最后时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就看在我这么多年辛苦奔忙的分上，请大家帮帮忙。你们作为声援团去日本，是代表中国商界的态度的，你们去，我会觉得有支撑。”王选先作了一个动员。
“看在我王选这么多年辛苦奔忙的分上……”这话让人感到某种酸楚。会场有了片刻的沉默。王选开始讲形势，先说这次可能还是败诉。会场一下子变得很静。
王选接着说：“这次败诉，我们就到联合国去。因为细菌战是掩盖着的，绝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我们拿到联合国就是要让联合国知道曾经有这样的事实。我们要自己整理出这段历史，我们自己不搞别人怎么能知道，怎么会同情？我们应该向日本人学习，他们广岛原子弹受害，整理得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们钱多文化高，更重要的是他们重视，搞得好。全世界都是他们的声音。……细菌战是历史的真实，是人类历史上很重要的事件，只有我们的声音传达出去，被听到了，第二步才能去讨回公道。我们要知道自己的使命，要拿出义乌人的形象。我们这件事就跟打仗一样，我们手里没有先进的武器，但我们在创造条件，在拼！仗不可能一下打赢，要一步步来，打官司也一样。……日本人赔款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不重要，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尊严。……现在是大家出力出钱的时候了。”王选再一次重复这句话。
《浙中新报》的总编当场表态：当百姓的媒体为百姓说话，义乌的诉讼我们义不容辞。参加声援出钱的企业，我们会用专门的版面来宣传企业的品牌和形象。
我们不能总用日本人的钱（2）
接着金华市人大主任发言，他说：“我不方便去，但我会让我的老婆去。对我来说细菌战是国耻家难，切肤之痛。”在细菌战当中，他的家里9天之内死了6口人。最后家里的死人都没有人埋葬。
原告张曙发言说：“我们条件不高，带着方便面去就行了。为了中华民族的耻辱，我们不站出来对不起祖先，对不起民族。这一次我们一家6口人去。老婆、4个孙儿孙女，我要让子孙去受教育。”
张曙退休了，没什么钱，已经到日本出过三次庭了，每次都是自己筹钱。花了有3万多元。他说：“没钱我们可以节约，吃饭可以带方便面，可以带义乌的土特产去吃。日本的盒饭我算了一下值人民币五六十元一个，为什么要花那个钱，在义乌我五六十元买什么不好？这次全家6口要一个房间就够了，可以睡在地下。节约我们自己节约，但民族的尊严不能节约。就是日本真的赔钱了，我也不要，我要把它捐出去建纪念馆、办学校，好让中国超过日本。”
张曙是原告里最仗义疏财的人。他的两个儿子经济条件尚可，每次去日本出庭，他就向儿子要。他从儿子处要来的钱，不仅仅用于到日本出庭，还为原告团办许多事，材料的复印打印，或赞助更困难的原告。湖南、江西的原告到义乌来都住在他的家里，吃饭大家一起凑钱。
一次接待日本律师辩护团，送别的时候，张曙拿出3万多元买了礼物送给律师们，表达对他们的谢意。他说，这是给王选一个面子，也是给中国人一个面子。
主持会议的人希望到场的行业协会会长表态，但表态的人很少。不知道是不习惯说话，还是不喜欢当场表达，还是不愿意捐款。只有一个企业家说愿意捐款，愿意去参加声援团。
记者问王培根，这次估计能筹到多少，王想了想说：一定要趁热打铁，明天就让何必会去落实，要不然过了时候就凉了。
诉讼8年，40多次开庭，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积累，才有可能让中国有150人次的受害者到日本的法庭进行申诉、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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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式的孤独（1）
我24日一早6点动身从姬路家到东京，睡一濑事务所一楼桌子上。26日一早回家。31日再从姬路去东京，参加辩护团会议，查资料，访问议员，会见学者，帮助一濑审阅已经收到的中国证人的证词等。夜间的便宜长途汽车票回去时就没有座位了，所以我订了往返票。从神户出发，单程4300日元，加上姬路到神户的路费一共5000日圆多一些。坐一个晚上。这样来回旅费差不多11000日元。坐###来回要3万日元。3万日元相当于一个人一个月在家里的伙食费，我家一个月房租的一半。太贵了，我无力负担。
这是王选写给朋友的一封电子邮件的内容。王选的家在日本的姬路市，每一次开庭就是在日本，她也要从姬路到东京。东京的住宿太贵，晚上就睡在一濑律师事务所一楼的办公桌上。一濑夫妇的卧室在楼上。回姬路的时候，通常是坐晚上的不直达的车，这样可以省很多钱。
其实王选到底在10年的诉讼中投入多少钱，她自己也说不清楚。成百次往来于日本中国，往来于姬路——东京，王选用的全部是自己的钱，没有用过原告团化缘来的钱，也没有用过日本人的钱。
这几年王选丈夫的公司经营状况不好，公司从十多个员工缩到两个员工，从经常在外面吃饭到自己在家里做。在上海，他们还分期付款供着房和车。
有人替她算过，10年来，仅来来往往的交通费用，大概有100多万元人民币之巨。王选是一个不喜欢提钱的人，但这几年王选丈夫的生意不好，可能手头感觉到了紧张。
“五十多岁了，还睡别人的办公桌，我有时候想我为什么会混到这样？”有一次王选对记者说，“有人说，王选，你真的很傻。我说，我觉得我傻得很值。如果一个国家，连几个傻得想了解自己国家历史的人都没有，那我们活着跟无头苍蝇有什么区别？”
五十多岁了还睡别人的桌子是王选的窘境，也是所有参加细菌战诉讼人的窘境，是中国民间力量的窘境。
何必会，是原告团的秘书。所谓秘书，就是一个细菌战诉讼的义务写手。一次作为记者的他到崇山村采访，被一个病榻上的叫金祖池的老人拉住。
金祖池是崇山村细菌战调查的一枝笔，原黄埔军校的学员。他从一开始就参加细菌战调查，细菌战崇山村原告的所有诉状都是他一手写成的。1999年他重病在身不行了，他在床上拿出一枝笔，拉住何必会的手说：“这枝笔，就送给你了。”“当时我没反应过来，后来才明白这是一种嘱托，是责任，接了这枝笔，就再也逃不掉了。”何必会说。
民间搞细菌战调查的几乎全部都是老人。浙江的、湖南常德的，他们在退休之后，骑着自行车，在乡间村里一家一户地走访，记录下一个又一个的受难故事，记下一个又一个死亡者的名字。这些调查者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暮年，而且体弱多病。八十二岁的调查员王仲喜分管着两个生产队的调查，当他完成他的调查，将登记表交出时，老人说：“我不行了，可能要昏倒”。现在他因高血压、心脏病，再也不能去调查了。
何必会接下了义乌的一枝笔，再也不能摆脱了，沉重的现实让他越陷越深。于是他介入了调查，看到了烂脚病，看到了现实的人间地狱。这枝笔现在在他的手上，他辞了记者工作，细菌战诉讼团的秘书，所有的文书、所有的新闻稿都由他来写。他由初听细菌战、烂脚病的恍若隔世，觉得那是一件很远很陌生的事到被血淋淋的现实所触动，生活全部被改变。
“你只要做这件事，生活就会被改变，就要奉献。”今年四十岁的何必会的生活，在人人做生意挣着大钱的义乌，显得很寒酸，一家人靠他夫人开的一个小饭馆卖新疆大盘鸡生活。这个小吃店完全成了细菌战原告们的“据点”，每一次到日本都在这里集中、吃饭、出发。“我只能把为家庭挣钱的事放在第二位。” 何必会说。
中日双方有着大量的需要翻译的东西。首先是中方向法庭提交的材料，必须翻译成日文。诉讼的法律文件不是一般人可以翻译的，它必须由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并且懂日文的人进行翻译。这样的人在中国帮助王选做的，只有刘惠明律师和管建强教授，这些都是免费的劳动，他们需要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挤出一块时间来做。王选一般是先找懂日文的大学生、研究生翻译，再让刘和管进行校正。就这样，还有大量的文书资料堆在王选的家里无法翻译。
“按要求，６月末，所有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词，全部要翻译成日文提交法庭。”王选又开始写邮件向各位请求帮助。她这样安排：
需要翻译的有：
①一审判决书
②第二次起诉诉状
以上由刘惠明律师负责审稿修订。
③第一准备书面（第一次开庭的书面准备材料）
由管建强教授负责审稿修订。
第2、3、4、5准备书面已由浙江大学翻译完毕，还未审稿修订。
以上完成审稿修订的文件全部上网公开。
所有翻译费用全部由义乌社会集资承担。不知王培根是否已将最近的一笔翻译款子5000人民币汇入对方账号？请大力协助。
1997年，常德在陈玉芳主持下，希望成立一个“日本侵华战争常德受害者调查协会”，设想是不仅止于细菌战，而是把日军在常德的烧杀抢掳等暴行和常德会战一起进行调查。他们向市委市政府打了报告，然后在常德民政局进行了登记，常德的宣传部长还同意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