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考虑得太周到，如日美新安保条约，在条约的基础上又在发展新的引导系统，要确立有事法制。这使亚洲各国对日本更加不信任。。。。。。。不知国务大臣对此如何看待？
野吕田大臣：关于历史认识我们以1995年8月15日村山总理大臣谈话为基础，重视了亚洲的外交，还对战后遗留问题进行了商讨。
田中甲：我们不能空洞地讲历史认识，而应着重把历史弄明白。我觉得那是填补历史认识之沟的唯一方法。国会在应付国家事务中做了很多工作，但不能否认国会立法府立法不积极也给国家带来了很多被动。对于这种情况长官有什么意见？
野吕田：能够理解你所指的重要性，但那未必是防卫厅所管。
田中甲：现在能就防卫厅所藏旧日军资料总量，还有管理状况以及公开的比率简单回答一下吗？
佐藤谦：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里现在战前资料大约保管116000册，这些资料原则上是公开的，但是关于寄赠还有寄托的资料是不公开的。公开战史资料大约有109000册，占总量的94％而非公开的资料大约有7000册，只有6％。
在这次质询会上，对于731的问题，日本政府终于承认有一个这样的部队名称，但是不能确认这个部队是从事细菌战研究和对中国的细菌战攻击。关于美国归还的资料保管在何处的问题，日本政府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太突然，无法回答。”
在细菌战诉讼团一再努力下，2000年井本雄男终于被法庭确定为证人。但是这一年的2月3日，井本雄男突然去世，这个细菌战的参与组织协调者，尽知细菌战高级秘密的人，还是将他所知道的都带进了坟墓。井本雄男的突然去世，对细菌战诉讼团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这一损失让王选痛悔不已，她立即向法院提出申请，按照证人的年龄大小安排出庭秩序，年龄大的先安排，类似的事情不能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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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本日记展开的较量（3）
井本雄男去世后，在被告日本政府那里，《井本日记》突然不再是个人日记，而变成了“公务秘密文件”，并援引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20条第4项，向法庭指出：有关公务文件没有公开的义务。
围绕一本日记的翻云覆雨，日本政府对于细菌战的态度演绎到了极致。一直到一审宣判结束，《井本日记》仍然在日本政府的手里，没有向社会公开。
怒告日本现行隐瞒罪
对于日本政府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隐瞒，细菌战诉讼团向法庭提出增加诉讼请求的要求，将日本政府的现行隐瞒罪作为诉讼的请求之一，状告日本政府隐瞒罪。
诉讼团在向法庭提交的请求文书中说，战争期间，日本是将细菌战作为国家政策进行的，并彻底隐瞒了这一国家行为。战败日军撤退时，彻底销毁在中国设立的用于细菌武器研究的设施和所有资料。在战后，日本又和美国一道隐瞒细菌战，使细菌战的战犯逃脱了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而更重要的是战后几十年日本政府又通过修改教科书、国会质询中撒谎、欺骗、推托和假装等手段长期隐瞒细菌战事实。正是由于这样，才使许多受害者并不知道自己是死于日军细菌战，幸存者在时至今日的五十多年间，也没有明确认识到自己所患鼠疫是由日军细菌战造成的。日本政府的这种隐瞒行为，妨碍了救济受害者，损害了原告的权利，应该承担罪责并给予赔偿。
在追讨日本政府的现行隐瞒罪的同时，细菌战诉讼团还追加了追究日本政府立法不作为罪的请求。日本政府知情而隐瞒，故意拖延关于受害赔偿的法律的制定，损害了受害人的权利。而德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都制定了战后赔偿法，向被残杀和强行关押的受害者支付了赔偿金，因此日本政府应该承担立法不作为的责任。
细菌战的事实是随着诉讼开展而一步步被揭露，被剥开的，它让人们逐渐看到其中的残酷和非人道；诉讼团也是随着历史的黑幕一层层揭开，与日本政府的一次次较量而成熟，王选也是这样一步步成长起来的。这一点刘惠明看得十分清楚。
刘惠明是唯一的参加辩护团工作的中国律师。当时他正在日本留学，后来又在日本律师事务所工作，是王选看到他既懂中国法律，又熟悉日本法律，没有语言的障碍硬把他拉入律师团的。1999年到2001年刘惠明在日本从事律师工作期间，一直坚持参加每月一次的辩护团工作会议。王选只要是在日本，也一定要赶来东京参加律师工作会议。
刘惠明记得，一开始细菌战诉讼团只是提出赔偿和道歉的要求。在一次辩护团工作会议上，王选提出一个问题：细菌战的影响如此之大，如此惨烈，罪恶如此之深重，而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当中，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联合隐瞒了这桩罪恶，是否可以认定这是一种新的侵权行为？
刘惠明说，日本政府在应对诉讼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准备。从辩护团这个角度上来说，就要考虑到对方所提出的法律依据，得想办法来应对。
辩护团的律师们就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如果要向法庭提出追究日本政府隐瞒罪的请求，就得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为了使这项罪名成立，辩护团请来了历史学家、军队史学者、防疫专家，从各个侧面来判断其可行性。一次次的讨论使辩护团的思维开阔起来：因为政府进行了隐瞒，所以造成了新的侵权，因为是新的侵权，所以所谓超过了诉讼时间的“时壁”论就不成立，细菌战犯罪就成了一件持续到现在的犯罪，而政府面对这种犯罪不作为，则负有“立法不作为”责任。
刘惠明将诉讼团向法庭提出的新的诉讼要求称之为“进步”。
刘惠明指出，现行的法律包括国际法在原告的诉讼请求上是有很多障碍的。比如按现有的法律，期限问题、个人权力能否成为国际法的申请主体等等都是空白。这让辩护团有了很多思考，很多问题都在突破，很多问题已经超越法庭而成为世界性的学术课题。
而这些法律问题的突破，将代表着人类越来越尊重个体的权利，法律越来越走向人性化，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
正如细菌战辩护团团长土屋公献所说：细菌战诉讼最终推动的是日本政治和社会进步。
亲历老兵复原历史（1）
从细菌战诉讼开始，日本细菌战揭露会、辩护团、王选等就开始了寻找当年731老兵的工作，这是一群进入风烛残年的人。和中国的战争经历者一样，他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而在不久的将来，五年、十年，这些人就会辞世而去，带着他们珍贵的记忆。
但是在日本，更多的731老兵遵守着当年的封口令。
南京1644细菌部队的老兵，战后成立了一个由原队员组成的叫做“清风会”的战友会，战友会每年都会在风景名胜之地举行活动，对于不热衷于活动的当年老兵，战友会会通过各种方式施加压力和警告。
1644部队绘画兵石田甚太郞因为细菌实验残酷的记忆就“像幻影一般追逐着”他，所以数十年中离群索居，性情乖戾，并一直以贩鱼为生，从不参加战友会。“战前我是一名小有名气的留着长发的、现代派的插图装饰画家。但是战后我未再重操画笔，像和尚一般剃了个光头，悄然度日。这一切都是为了躲避‘南京幻影’的追逐。”石田老人去世前说。
但是“那些人”从来没有忘记他，每年都会有对他颇为“担心”的人给他寄些信来。老人将这些信一封封地积攒下来。“战败以后日本军虽然解散了，但军内原先所有的‘长官命令绝对服从’等级制度，直到如今依然存续在士兵们的内心深处。他以自己的死来换取真相的公开，选择了一条背叛长官的道路。我深信，在战时的南京不断目睹了日本医学人员的组织性犯罪行为的他，在战后从不参加以军医为中心的战友会的活动，这也是他对此的全力抵抗和抗议的行为。”石田老人的孙女说。
无人知道当年做过“魔鬼”的人到了晚年内心有着什么样的挣扎。“当年的731老兵有3000人，现在已经有2000人死掉了。揭露会找到了300人，他们当中只有100人开了口，但其中大多数又不愿意出庭作证，有的拿出了材料，但不让讲出自己的姓名。”王选说。
2000年11月15日，法庭第17次开庭，两位细菌部队的老兵筱塚良雄、松本正一在法庭上做证。他们的声音被永久地纪录下来，被各种媒体传播到全世界。处于烟障中的历史展现出了从来没有过的清晰和生动，任何掩饰帷幕都在这诉说面前变得透明。深深的忏悔陈列在两位日本老人的每一条皱纹里——这是日本人的脸，这张脸因为忏悔而善良无比。
上个世纪30年代末，筱塚良雄作为731部队少年班的一员，来到中国哈尔滨的731平房区，一开始他在731部队做细菌研究的辅助工作——刷洗培养细菌的器皿、准备活体解剖的用具等。1940年5月开始，筱塚良雄开始被安排参加“跳蚤增殖工作，这项工作在田中、筱田班管理的一座被称为“四方楼”的三楼暗室内进行，在这个暗室中的架子上，排列着许多类似石油罐的罐子，罐子里面有很多黑老鼠，这些黑老鼠是跳蚤的饵食。他的工作主要是确认罐子里的老鼠是否死了，如果老鼠死在罐中了就要把它拿出来，然后放进去活的老鼠。那年8月末，他们把跳蚤从稻壳中分离出来。这些跳蚤被大量地生产出来后，由731部队的航空班运往南京。
筱塚良雄证言
直到今天我都记得自己最初参加活体解剖一个中国男人的事情。在解剖这个中国男人的时候，我知道自己以前曾经给他做过采血实验。他是一个头脑清晰、具有知识分子风度的人。我看到他瞪着我，只好把眼光转到别的地方。感染了鼠疫菌的他，脸色和身体完全变黑了。在他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