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一支歌地唱下去，唱遍了我们熟悉的每一首歌。他们嗓音很粗糙，唱得参差不齐，但那份忘情自有一种动人的感染气氛。我虽然没开口唱，但心中洋溢着激情，萦回着那一首首歌曲的旋律，如同放声歌唱一样痛快。
我注意到米兰和高晋的歌唱不断相互注视，但我没有一点嫉妒和不快，同声歌唱使我们每个人眼中都充满深情。
不记得那天夜里说什么了，只留下唱了一夜歌的喜悦印象。从第二天到中午才起床这一事实推断，我们起码唱到凌晨。米兰终究睡在了谁家记不清了。似乎没有导致丝毫的淫秽怀疑和色情想象，从第二天我们之间没有投下任何不信任的阴影可以证实这点。实际上第二天我们再见时她已不在场，也许她根本没住在这儿，赶早班车走了。我恍惚记得我们还在高晋家坐着聊天，喝很苦很浓的茶，米兰困倦地偎坐在藤沙发上，用朦胧却不掩明亮的眼睛瞅我或在场的别人。可这个记忆是不可靠的，场面是真实的，而时间也许不准确，因为她后来屡次到过我们院，我们在高晋家或是方方家有时是在卫宁家都作过夜长聊。我在游廊上问过高晋，也许是站在那儿看小孩踢足球。“你真打算让米兰到你爸他们军文工团去？”
“我准备帮她这个忙。”他以前所未有的一本正经态度回答我，“我觉得她挺合适的。”
接下来的这段日子，我对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记忆有些混乱，诱发行为的契机也不甚了解，但场面无疑是真实的，虽然十之八九是不完整的。这场面的地方多数在我们院的各个角落，部分是在大街上，其中仅我记得的有：东单、东四北大街，西四丁字路口，位于北海和中南海两湖之间的文津街。
她在我们院有石头拱券和饰有花纹矛尖的铸铁门旁的传达室窗口打电话，旁边站有高晋、卫宁等人，我的位置应该是骑车路过。她眉飞色舞地对着话筒大声说着什么，咯咯地笑。她的一只手拽着黑色的线绳，倾听对方讲话时无意识地在上面来回抚摸。她在葡萄架的绿荫下，踮起脚尖够一串累累垂下的紫莹莹的葡葡，摘下尖部的一颗放在两唇间吮咂，鬼鬼祟祟地四下张望。我处于月亮门连接游廊另一端，正要往我家的那排平房拐。我们在高高拱起的屋脊顶上，脚踩着泄水横沟，坐在鱼鳞瓦筒上，戴着墨镜坐成一排。
前方是院内大小院落互相衡接、布局工整的重重房脊；右前方有一轮明亮、溅着茸茸毛边的夕阳。
下面广场有两个妇女在吵架，旁边围了一圈稀稀落落的人，有战士和小女孩。她们的恶毒咒骂断断续续，高一声低一声地传上来。
米兰在嗑瓜子，墨镜遮住了她的一半脸，她显得悠闲，无动于衷。她背靠着北洞桥头新竖起的白栅栏，两手平伸抓住力所能及处的两根栏杆，左脚后蹬着石台，神态专注地和高晋说话。高晋离她很近，很有些把她逼着贴到铁栅栏上的劲头。她头扭向一边，神态茫然，再过头来却粲然笑了。
白塔极为耀眼、须大无比地矗立在她身后一湖碧水另一岸的葱郁的琼岛山上大地。
还有一些场面含义过于不清，影象模糊，惟有感受突出，我不能肯定确曾发生，也许是出自我的想象的暗怀的愿望。
我和她在雨天的街头行走，撑着一把透光的天蓝塑料伞，伞的周围边沿滴答着如泣如诉的雨水，我的鞋，裤腿都被淋透了，她的就腿和赤裸的脚丫也都湿漉漉的，在阴霾的光线下苍白、光洁如塑料。我的个子比通常要矮，矮得像个侏儒，紧紧傍着她的腰间走。她的一只手垂搭在我肩头，五指纤细似钩。
我总想抬头看她的脸，可看到的只是透射着日光形成一片淡蓝晕芒的伞穹和银亮的放射开来的不锈钢伞骨，一个浑圆多肉、粉红娇嫩、不住颤动的下巴的整个视野内处于不可逾越的中心位置。雨天的冰凉至今仍留在我裸露的皮肤上。
剩下的就是一些关乎我个人的记忆：我打开一间空荡无西的房门，蹑手蹑脚的屋里走，拿走压在凉水瓶下的几张小面额钞票。从和钞票压在一起的纸条上写的字看，这钱是母亲留给孩子订奶的。我大概还偷过一只上海“宝石花”半钢手表，用三十块钱卖给了一个人，到底是谁我忘了。
我那时非常需要钱，我后来再没那么穷过；一文不名，又没有任何收入来源。我用那些钱请米兰和我的朋友们吃冰激凌。我们不能老让米兰掏腰包，虽然她很乐意，并没有现在一些披金戴银的时髦女孩的小家子气。我在最潦倒的时期确实吃过一段软饭，吃得还挺顺嘴，差点毁了我。但你起码可以知道，我曾付出了多么真挚的努力那么一种惊险的方式来使自己更有点男子气。我们那时常吃的只是一种画着冰山的蓝盒冰激凌，现在这种牌子的价廉物美的冰激凌已在市场绝迹。我们都很爱吃西单商场楼上冰室出售的一种碟盛的奶油冰激凌，一球冰激凌上浇上厚厚一坨甜奶油，后来我在上海吃到“掼奶袖”和那味道很相近。虽然这种奶油冰激凌一直只卖五角钱一份，可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天天可以享用的。如果能到位于东风市场的“和平人餐厅”去吃上一份拌有水的冰激凌“三德”和“雪人”那就是莫大的奢侈了，相当于现在到大饭店吃上一餐日本菜喝上一瓶英国酒洗上遭芬兰浴。
这个两层楼的西餐馆不久便被一把火烧掉了，几年之后才在金鱼胡同的一平房里重新开业，后来又拆掉了，在旧址上盖起了“王府饭店”。我承认，冰激凌可能没窝头重要，但对有的人来说，“宁肯不吃窝头饿饿着肚子也要吃冰激凌。”那个时候资产阶级还在国门之外觊觎我们呢。我对米兰那些日子的印象如此丰富，那么密实，环环相接，丝丝入扣，甚至重叠交织，分隔不开，想来那段时间我们是经常见面的。为什么我还会有难以排遗的寂寞心情和压抑不住的强烈怀念？为什么我会如此激动？如此敏感？如此脆弱？平日同空见惯一向无动于衷的风景、世想，乃至树叶的簌响，鸟类的呢喃，一朵云的形状，一枝花的姿态，一个音符，甚或一籁俱寂都会使的深受感动，动辄热泪盈眶。
难道万物突然有灵了么？
我爸爸和部里的其他一些参谋到出东半岛看地形去了。那时军方除了担心集结在中蒙边境的苏军机械化兵团直捣北京，似乎对来自海上的登陆威胁也很重视。中日淞沪会战时日军杭州湾的登陆和朝鲜战争美军在仁川的登陆都给制家国土防御计划军事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就是每一个了解近代史的中国人心灵上被我国百年来有海无防的惨痛经历投下的永久阴影。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几年后我在驻青岛的海军舰队服役时，曾看到山东省半岛沿海高点遍布雷达，火炮、高炮和导弹发射基地。当时用某要人的一句话说就是，“海军三十年来基本上没有形成战斗力。”
现在好多了。我爸爸的出差使我获得了短暂的自由和解放。
那天是“八一”建军节，食堂会餐，每家都发了餐券。我们一帮孩子也喜洋洋地会会餐，自动集中在几张餐桌周围。桌上备有啤酒和红葡萄酒，菜则是北京军队传统的红烧肘子、四喜丸子、纯黄花鱼什么的。我们和战士，家属一起大吃大喝，不停地干杯。那时我的酒量很少，喝了几口葡萄酒就晕乎乎的，其他人也都脸红脖子粗地吵闹不休。
吃完出来天已经黑了，我记得于北蓓来了，板着脸和高晋说什么事，似乎是为汪若海。她可能是为汪若海抱不平或是汪若海托她说情。汪若海的怯懦行为被揭露后，我们一直不理他。我们从小就崇尚烈士，能容忍一个叛徒生活在我们中间么？尽管他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屈膝，我们唾弃的也仅仅是这种不坚贞的行径，就像新朝尽管也对前朝的降臣委以重任仍毫不留情地把他们统统列入《贰臣传》。
汪若海自然对这种空前的孤立痛苦万分，他被迫和那些更小的孩子一起玩。好几次我们成群结队呼啸出入时，我都看到他领着一帮打弹弓仗的小孩站在一边，远远地用羡慕的眼光看我们。于北蓓很激动，也许是惺惺惜惺惺，她比我们大两岁，大概更能理解情势所迫和不由己这两个词。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说服高晋的，她说话吐字飞快，我听到了些只言片语，“你们真是小孩……”，“太没经过事了……”之类的。
后来，汪若海就来了，怯生生地赔着笑，见面就给每人发烟。看到一个曾经那么要好的朋友变成这样，我们都有些难为情，想对他亲热点，又不知从何做起，于是都客客气气的。于北蓓更多地表示出对汪若海的青睐，跟他坐在一起，为他点烟，主动找些高兴的话引他说，甚至公然和他亲热，摸一把拧一下的，有一阵还把胳膊搭在他肩上，搂着他依偎着坐在一起抽烟。现在看来，这一举止是一个勇敢的姿态，在我的回忆中她的这一形象最鲜明、最不可磨灭。
我发现高晋不在已是下半夜，实际上是当回来进门，我才想起他走了很长时间。他脸色苍白，形容憔悴，然而一点醉态没有。当时我们的酒都醒了，又饿了，正盘算着去食堂偷点会餐剩下的肉食。汪若海主动请战，最后决定由他和方方摸进去，我和许逊在外接应。高晋没有像平常那样策划指挥一番，而是到里屋闷头躺下，高洋进去和他说，他对高洋也很不耐烦，粗声粗气地把他轰开了。
几天后我才知道，他那天晚上骑车去了米兰家，他那天也醉了，穿过全城用了几乎一小时骑到米兰家楼下。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米兰住的那幢楼的。有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他从路边第一幢楼开始一幢楼一幢楼地喊过去。
他在黑漆漆的楼群间放肆地大声呼喊着米兰的名字，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