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效率。
但是实际情形并不尽然。
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人与人之间有差异是正常的，由此而造成的财富差异也是正常的。
要让西施和东施获得同样的注目，这种公平恰恰最不公平，既浪费了西施的姿本资源，助长了东施的个人膨胀，还强暴了男士的选择自由。将“公平”放在“公众平均”这个意义上使用，是一种认识的过错。
其实，穷人的愤怒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自己不如别人，而是因为自己没有得到合理的机会。如果一些特殊人群，可以不凭个人能力，而是凭借自己对机会的特殊占有来获取社会财富，那对更多的没有这种机会的人来说，就是极大的不公。
公平不是绝对的。一件事如果只追求结果的公平，必然导致平均主义，那对经济效率的损害就太大了。干好干坏一个样，谁还会努力去干呢？惟有规则的公平才能保证竞争中机会的平等。体育比赛中运动员都必须遵守相同的规则，然而规则公平必然导致结果的不平等，因为每个运动员的能力不一样，竞争就有输有赢，就不可能平均。而结果不公平反过来又可能导致起点不公平，富家子弟与贫苦孩子就因为家庭的不同背景，因为上一代人竞争的胜负不同，而面临不同的人生起点。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姑且叫做禀赋吧，比如家族、健康、聪明等。每个人的禀赋是不同的，因此起点公平几乎不可能真正存在。
我们所需要的公平只能是规则的公平，机会的公平。
常常看见“反腐”报道，一个海关关长，一个厅长、局长，凡是带“长”字号的，一旦翻船，涉及的财产数量都令一般百姓目瞪口呆。为什么大都是些“长”字号的人呢？因为他们才有腐败的机会。权力阶层的腐败，就是机会不公的表现。
据说，在上海，扫马路的工人多劳多得，月收入可以超过5000元，比西部的硕士挣得还多。是上海的清洁工特别优秀吗？不是，换了西部的人去扫马路，给他500元，他可以扫得一样干净，可问题是不允许他去扫！
中国的事情，很多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是不正常的，但它就是存在。地方保护政策，客观地造成了不同区域间的不平等。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处于分割状态，如果任何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没有城乡户口的差别，那么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就少了一些人为因素。
机会不公，表现在各个行业，各个地区，各种不同的情况当中。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发达地区与相对落后地区，在收入的分配上差距都非常大。一个社会分配差距的扩大并不可怕，但是如果这种差距很大一部分是由机会分配不均造成的，就十分危险。穷人并不是一定要向富人看齐，他们更需要公平竞争的机会，如劳动机会、投资机会、政治机会、对权力的监督机会，等等。
只要大家是在公平的规则下竞赛，输赢都是自己的事，谁也无话可说。
向机会不均开火
中国向来就有追求大同的传统，平均主义是深入人心的，有人太穷，有人太富，必然就会有人站出来打抱不平，替天行道。
然而历来的农民起义，从来就没有真正解决过贫富问题，哪怕打出“杀富济贫”的旗号，以战争的手段重新分配财富，也只是造就了少数新贵，这些农民出身的皇帝，并没有使人民过得更好。
现在的国人喜欢打麻将，麻将的最佳境界是一铲三，赢家通吃，把桌子上所有的筹码都扫到自己一方，所有赢家都是以对方的惨败为前提的。
以这种麻将思维去看待贫富问题，穷人们就很容易把自己穷的原因归结为被富人掠夺了。于是抱怨自己的剩余价值被剥削，对富人充满仇恨。
然而社会经济的推进和赌博并不是一回事。赌本身不会使赌金增值，无非是怎么分一个蛋糕的问题，蛋糕的大小是恒定不变的，不赢即输，没有共同富裕的可能。换一种思维，如果把蛋糕做大，让社会总体的财富增加，即使在分配的时候，切去一块给做蛋糕的人，穷人的盘子里可能反而更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的英籍学者阿玛依·森（AmartyaSen）这样说：“对于改善贫穷人民情况的第一件事，是为他们争取平等权（Equity）。如果贫穷阶层收入改善10％，富裕的人生活上升15％，这对贫民便是大事，纵使这会使贫富更为悬殊。改善贫富悬殊是重要，但并非首要。最迫切的是到头来会不会提高穷人的生活素质。”
阿玛依·森是一个被誉为“把良心和道德引入经济学”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他之所以认为改善贫富悬殊并非首要问题，是基于一种理性的认识：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富人更富，就有了投资的财富来源；如果富人肯投资，穷人就会通过就业改善现有的贫困。
富人多了不是坏事，富人的财富可能正是穷人生活来源的一部分。让富人先富一些，可以使富人有带动穷人摆脱贫困的资本，而穷人和财富不太多的“小富者”，是很难使更穷的人受惠的。我们过去曾经提倡自力更生，实际上是穷人的自救。贫困者当然可以自救，但自救的路很漫长，说不定自己还没走到终点就已经倒下了。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个高明的策略，然而剩下那一部分人能否也跟着富起来，却要由很多因素决定。
俄罗斯算不上是个穷国，但也不算富国，这原本没什么特别可说的地方，但当2002年福布斯的财富榜统计出莫斯科的亿万富翁竟然比纽约还多，位居世界第一时，我们就不能不为一种畸形而心痛了。
在一个不算富的国家，出现了世界上最顶尖的富人群体，那必然的原因就是，这个地方的穷人被剥夺的程度比别的地方更甚。
俄罗斯在一次性私有化后，很多富有者都是前权力阶层的人士，他们从中夺得先机，瓜分了大量原本属于社会的资源。但资本市场又没发展起来，致使那些转为私有的财富，又大量地外流，成为很多欧美大银行的“黑色户口”。有人统计，俄国现有5000亿美元的私人现金存在这些户头中，是该国财库的500倍！有人认为还不止于此数，至少应该再加10倍！虽然没有准确的数据，仍然可以说明一点，俄罗斯是从绝对平均到绝对两极分化的国家，是一个以最快速度转换角色的国家，仅仅是一夜之间，前苏联全体百姓70年的积累，就成了极少数人致富的源泉。
分配不均并不是两极分化的罪魁祸首，绝对的机会不均才是绝对赤贫的根源。我们需要的不是向富人开火，而是向权力经济开刀，向垄断经济开刀，向一切有碍于公平竞争的制度开刀！只有让更多的人得到相对均等的发展机遇，社会总体的贫困线向上延伸，穷人的境遇才会更好一些。而穷人过得更好一些，富人睡觉也可以更安心一些。
经济学的立场
黄昏，一个富人坠楼自杀，因为他买的股票暴跌了十分之三，而就在他对面的楼里，一对卖烧饼的夫妇，却因为今天的烧饼多卖了十元钱而欣喜不已。
其实，富人没必要自杀，看热闹的穷人说，他的钱已经不少了，就算亏了，剩下的都还够我们用一辈子。
穷人没学过经济学，好多事情搞不懂。刚好一位经济学家买了菜路过此地，看见这么多人都在关注自己专业所关注的事，就兴致勃勃站到台阶上讲解：“同样的钱，给富人和穷人带来的满意程度是不一样的，边际效用，懂吗？就是增加一个单位某种物品的消费给人带来的主观心理满足程度的增加。一块钱的边际效用对于不同的人是不同的。”经济学家讲得很吃力，脖子一伸一伸地。穷人似懂非懂，想了想，说得也是。同样是一块钱，对富人来说，有它不多，无它不少，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对俺们这种卖烧饼的人来说，多一块钱就足够高兴好半天了。
经济学家又说：“是啊，所以社会在分配财富时，应该偏向穷人。你们想想，要达到同样的满意程度，一个富人可能需要100块钱，一个穷人1块钱就够了，还不如从一个富人那里拿100块钱，分给100个穷人，富人虽然损失了一份满意度——他家大业大，这点损失也算不了什么——穷人却增加了100份满意度，从全局的观念讲，全社会总体的满意度还是增加的，而且增加得不少，两下相抵，整整是99％啊！”
穷人一听就高了兴，热烈鼓掌，有人还拿来一个板凳，让他站上去讲。
这边厢听众里也有富人，就冒出了冷汗。刚跳楼一个，还嫌不够啊！咱富人就不是人？你穷人要满意，富人就不要满意了？普天下人民都要幸福嘛，一个都不能少！
富人也认识别的经济学家，就把老熟人请来，也拿来一个板凳，让他站上去讲。
这位经济学家就讲开了：“人人是生而平等的，都有追求个体的效用最大化的权利，不能说为了满足一些人，就剥夺另一些人，不管剥夺多少，性质都是一样。为什么古代的富人都自己豢养家丁，守住自己的钱财，而在现代，富人们又都要通过立法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呢？为什么？”经济学家用手指顶了顶鼻梁上的眼镜，向下面的人群逼视，下面的穷人就嚷开了：“因为富人太贪婪！太吝啬！”
“No！No！No！”经济学家摆手，下面听讲的富人也奋力向周围的穷人反驳，两方吵成一团。站在凳子上的两个经济学家也互不相让，唾沫横飞地捍卫自己的观点。
人群越聚越多，车子堵了一大串，最后电视台来了，交警来了，殡仪馆也来了，强行把人群驱散，把跳楼的富人抬走。
晚上，电视报道了这次事件，还请了一个经济学家点评，他没有站上板凳，而是坐在演播室的高脚凳上，脚不沾地，腰杆挺直，“这个嘛，怎么说呢？我还是只能说说个人的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