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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子说得有点激动。他已经说完了，但觉得还意犹未尽。
“你怎么不说话？”格子问。
“在听你说。”
“问你个问题，行吗？”
“问吧。”
3
“我们还是朋友吗？我的意思是那种有事没事常联系的朋友。”
“当然。”费珂回答得异常地干脆。
互道了晚安后，费珂慢慢把话筒放回话机。曾经很多次，格子刚和她通完半天的电话，放下电话又冲了过来。过来无非是再见一面，或者吵一架，然后他就心满意足地回家睡觉了。但是今天不会了。以后也不会了。永远都不会了。这样浓烈、纯粹、矛盾、绝望、不顾一切的爱和狠，再也不会有了。
费珂又点了一根烟。这根烟纯属习惯，她抽了一口，又把它掐了。
和格子谈了那么多次分手，分手，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费珂想，可能还是源于自己内心深处对爱的不满足，是在借分手调整和期待着新的爱的强度。所谓强度其中也包含着一种互相的折磨，类似于荡秋千，把这种关系先降到谷底，再借着反作用力弹到一个新的令她心跳的高度。
也许，我从来没爱过谁，我爱的只是那种恋爱的状态，那种被娇惯被纵容的感觉。此想法一冒出来，费珂自己都感到吃惊，她想立即就此反驳几句，不应该是那样的，怎么能那样呢。可想了半天，硬是想不出话来。
电话旁放着穆树林的名片，就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给她的那张。白底黑字，十分简单。这一个多月来，费珂无数次地拨过穆树林的手机，每次都是一个女声的录音：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明明知道这个电话再也打不通了，可她还是一遍一遍地拨着，哪怕仅仅是摁摁那一串熟悉的数字，也是和木头的一种联系。这11个数字所能穿透和抵达的，对眼下的费珂来说太重要了。
“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本来我已经睡下了，刚才接了一个电话，又得重新培养睡意了。对了，我还没告诉你，我把头发剪了。我知道你喜欢我留长头发的，但是天就要热起来了，这样会凉快一些。夏天就要来了，我们还没一起过过夏天，我记得你说你游泳游得好极了，真想看看你游泳的样子。好了，晚安。”
费珂拿起名片，75036978，是穆树林家的电话。费珂不安地在房间里走动了起来，烟雾再一次在四周弥漫开来。当一个女人懵懵懂懂的声音传过来的时候，费珂轻轻地把电话挂断了。
4
叶郑蓉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小闹钟，12点20，她刚迷迷糊糊睡着。睡眠就像是一只小船在河面上起伏飘荡着，有个男人站在不远处的岸边指着叶郑蓉问：我给你打了那么多次电话，你为什么不接？那个男人面容模糊，可声音是她熟悉的。她努力想看清他的脸，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
叶郑蓉连着“喂”了两声，对方却一点声音也没有，过了一会儿，听筒里传来很轻微的“咔哒”声。肯定不是打错的，叶郑蓉想，否则没必要那么小心翼翼地挂断。但会是谁呢？
2003/9/27
戴来访谈集
《读书时报》访谈
《读书时报》2003年10月29日
本期作家：戴来
童仝：你的《练习生活练习爱》出版之后，曾经引起了读者的好评，你对这部作品满意吗？
戴来：现在回过头去看，写到后三分之一处有点急，显得仓促。
童仝：感觉你是一个特别会写作，而且特别会起名字的作家，像《别敲我的门，我不在》、《我们都是有病的人》、《练习生活练习爱》等等，都特别好听。我自己在写作的时候经常要先起好一个名字，感觉如果这个名字起不好，自己就写不好一样。你是先起名字？还是写好后再起？
戴来：我的小说题目基本都是写完了才回过头去起的。
我的写作经常是由一个念头开始的，在过程中，这篇小说会有多种走向和可能性，我今天坐下来写和明天坐下来写可能写出来的故事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结局，没有更好或更坏。我不愿意想得很明白了才去写，我的写作过程有时候是个比较混沌的过程，也正是多种可能性让我体会到了更多的写作的乐趣。
童仝：你觉得生活的环境会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戴来：一个相对安静稳定的生活环境会让我有一个相对好的生活和写作的心态，五颜六色纷繁杂乱的生活对一个写作者是有杀伤力的。
童仝：我曾经在《当代小说》读过你的许多小说，但这二年感觉你写长篇好像多了一些？你现在的写作状态是怎么样的？
戴来：这两年我的所谓的长篇是写得多了点，我自己也觉得不好。去年一年，因为各种原因，我几乎没好好写东西。今年上半年我写了四个短篇和一个去年没写完的小长篇，分别发在6期的《人民文学》、5期的《芙蓉》和10期的《山花》，那个叫《甲乙丙丁》的小长篇发《收获》的“秋冬卷”，接下来还是想踏踏实实写点短篇。
童仝：每个人小时候的理想和长大后总会有些不同，你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你所经历的一切与你的创作有没有关系？
戴来：我小时候的理想其实是我爸爸的理想，当一个体面的医生，走到哪儿都很吃香，永远不会失业，而且年龄越大越唬人。我曾经很羡慕过老师，拿着教鞭，想威严时就威严，想亲切时就亲切，反正从来没想过当作家。
经历对写作肯定是有意义的，它会直接和间接地渗透进你的作品里。
童仝：你还会不停的写下去吗？你的写作有没有年龄和时代的限制？一个作家总要不断地尝试新的事物，你以后的状态会不会有所改变，比如写写农村题材？
戴来：应该会写下去的，否则还能干嘛呢，想不出来还有更好玩的事。
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生活阅历对人生的感受会不同，对写作来说不是坏事。至于时代，我想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剔除了其时代背景后依然有生命力的，这不是个问题。
我喜欢尝试新的、对我已有的写作经验有一定挑战性的写作，那会让我觉得意思，也多少让我的写作变得有点意义。我想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写那种写起来也许很顺手但已全无新意的东西，其实是最没意思的一件事。但农村题材估计我不会写，完全没有那样的生活，是我经验和我想象之外的。
童仝：上过你的网页，看到有不少网友对你留言，你平时上网吗？你觉得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区别及意义有哪些？
戴来：网络是我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我用于上网的时间不比写作的时间少。我上网基本就四件事，看新闻、玩游戏、捣鼓软件和收发伊妹儿。其中捣鼓软件是我最乐意干的事，那里面的乐趣真是无穷无尽。
网络文学我没怎么接触过，但真有不错的东西，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更自由更随性。
童仝：你是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不知对于一见钟情这样的事情你会不会相信？能谈谈你心中优秀的女性是什么样子吗？
戴来：我相信有一见钟情这样的事，尽管我没碰上过。但我想真正浪漫的事不是一见钟情，而是一见钟情之后的事，也就是说你会为了这一见钟情而去做什么。
这最后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想过，觉得这是个严肃的问题，不好回答，也许让男性来回答更合适。
答《杭州杂志》编辑问
（1）过去的一年对你而言，应该说是比较丰收了。不仅连续推出了三部长篇小说：《鼻子挺挺》、《练习生活练习爱》和《爱上朋友的女友》，而且还从王蒙手里拿到了“春天文学奖”。不过，你似乎说过，在今年会多写一点中短篇，感觉还是短小说更有成就感。刚刚读过由中国小说学会主编同时也出版不久的《2002中国短篇小说年选》，序中指出由于在本质上是对文本的一种有效控制，短篇小说必须要让它的每一个叙事片断负载起最大的审美信息，另外，短篇小说对语言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这些就使得短篇小说创作对作家最具挑战性。不知道你的成就感是否来源于这种挑战性？
答：去年出了三部长篇，其实都是前一年写成的，也就是说前年的成果，在去年收获了。去年因为种种原因，写得不是很多，一直在写的一部长篇，总也续续断断；倒是今年写了几个短篇，《人民文学》、《山花》都在陆续刊出。
在小说的长、中、短三种体式里，我最喜欢写的还是短篇。我喜欢短篇的节奏，它要在有限的篇幅和节制的语言里，表达有意思的感觉和有情趣的意绪，这对我很有吸引力。如果说这是一种挑战的话，我喜欢这种挑战。
（2）女作者居多，而且相比较男作者，质量也居上——这似乎成了70后作家群的一个特点。去年的春天文学奖，得奖的你是女性，获提名的陆离（70年代作家）、龙女也是女性。而在今年南方某报业搞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中，2002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的获得者盛可以（70年代作家）也无外乎是一个MM。很多文艺批评家因此将21世纪命名为她世纪，虽然有炒作之嫌，但也言之不虚。你如何评价在本世纪刚开始时70年代女性写作这一显得比较“疯狂”的现象？作为70后生人，你又是怎样看待同时代男作家在写作阵地上的“失守”？
答：女作家在年轻一代里越来越多，确实是一个事实。我想这可能跟写作这种个体性的劳作更适合于钟情于文学的女性有关。对女性写作如何评价，不是我该做和能做的事情。我只是觉得女性写作好象说不上有“疯狂”的迹象，男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