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或者只剩下一点光辉的残渣。
在我们强大的邻国—中国，世代王朝更替，一国之君也没有得到永生。只是，中国依靠天时和地利很好地保护了自己的文明，并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一直传承至今。我们国家因四面靠海，可以抵御入侵之敌，所以能建立和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传统达两千年之久。但是，如果没有地势上的便利，我们日本还能传承两千年的民族文化吗？
反过过来看犹太民族，他们在过去一千九百年中；没有自己的国土，在世界各地流离，有着被其他民族异化的危机（事实上有一部分犹太人已经被当地同化，失去了民族主体性，更没有了民族传统），却一直坚守着自己作为犹太人的民族自觉性和主体性。这就像某些原生动物一样，能够透过地理上的屏障，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能自主地生存一样。犹太人就是有这种韧劲！
只有悠久的历史还不够，因为文明不是一座一经树立就不能倒塌的金字塔。文明虽然在现在还存在，如果要延长它的历史，就必须进行创造性的活动。
个人有个人的历史，民族有民族的历史。回顾历史就是回顾个人或是民族的历史。
为了了解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思考方式，就有必要纵览一下他们的历史。
创世时的长老们
犹太人经常被称作“《圣经》的子民”，因为没有《圣经》就没有犹太人的历史。
根据《圣经》里《创世记》的故事，上帝最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这对夫妇。当然，这是神话中的人物，但它给后世的人们留下了几个基本的命题，比如上帝与人﹑人与其它被造物﹑“恶”与人的心理等等。这里面包含了很多应该认真考察的问题。
亚当第十代以后，出现了“挪亚洪水”，也就有了著名的挪亚方舟的故事。上帝为了将世间的罪恶和不公正铲除，就在大地上发起洪水。被“恶”毒害的人全都灭亡了，只有挪亚和他的家人还有方舟里收养的小动物生存了下来。洪水消退以后，他们就成了现代人类的祖先。次子含就是现在埃及和美洲大陆民族的祖先，幼子雅弗就是希腊和欧洲人的祖先。这样看来，《圣经》的记录还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的。
挪亚第十代以后，出现了一个叫亚伯拉罕的人，他有很虔诚的信仰。他就是现在犹太人的直系祖先。他被称作“彷徨的人”，听从上帝的命令在各地流浪，最后在和上帝约定好的“迦南”（现在的巴勒斯坦）定居。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奴婢夏甲生的孩子，叫以实玛利，最后成了阿拉伯人的祖先，另一个是正房生的孩子，叫以撒，他继承了亚伯拉罕家族。
以撒有两个孩子，长子叫以扫，次子叫雅各。雅各用计从长子那里夺权，结果亡命哈兰国。亚伯拉罕实际上也是生于哈兰国，那里的遗迹今天在叙利亚国境旁边还可以看到。雅各在二十年后重返故乡，和兄弟和解，终于落根迦南。但是到了晚年，因为饥荒，他的安乐梦结束了。 他向时任埃及国务大臣的儿子约瑟夫求助，最后雅各在自己十二个儿子的照顾之下度过了余生。雅各（别名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和他们领导的民族最后在埃及定居了下来。
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族长还有待考证，但类似的名字在公元前2000年到1600年的古文字书中（出土于小亚细亚）可以看到。犹太人遥远的祖先很可能和的当时十分活跃的阿摩利和贺库所斯族有血缘关系。贺库所斯从小亚细亚入侵到埃及，并在公元前1720年到1550年拥有了自己的王朝。《诗篇》记录了约瑟夫和他的血缘家族在埃及的盛世景象。但是，随着埃及第十八王朝的复兴，贺库所斯家族被流放，尝到了王朝更替的苦酒。这样，希伯来人一下成为了国家的奴隶。
最近的历史研究表明，被称作“希伯来”的群体实际上和那些特殊的﹑没有国籍的阶层有很深的关系。无论怎样，《圣经》认为犹太人的祖先是流浪的亚伯拉罕，就也是对犹太人起源最有深远意义的表述。
顺便说一下，犹太人可不愿意自称“希伯来人”，而是将自己称为“希伯来的后裔”﹑“雅各的子孙”或是“以色列的臣民”。
从出埃及到古代以色列
希伯来人当时是国家的奴隶，被当作牲口来对待，每天被迫从事土木作业。他们受尽奴役之苦，每天祈求上帝的帮助。这些苦难也锻造出了一个领导民族解放的英雄，这就是摩西。根据历史推断，他是在公元前1280年左右领导以色列民众从埃及逃离的。当时领导埃及的是有名的拉美西斯二世（公元前1290到公元前1214年）。
出埃及后，以色列人民在西乃山半岛上建立了居住地，强化了共同体内部的约束力，完
备了法制，慢慢地壮大了自己的实力。摩西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西乃山顶接受上帝的“十戒”的。之后，摩西派人去迦南，考察了那里的情形，准备率领以色列人回到祖先的地方。
到了公元前1250年，以色列人在摩西的继任者约书亚的指挥下开始征服迦南，并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平定了迦南全境。
在最初的二百年，以色列是由十二个部落联合而成的。各个部落在政治方面享有充分的自由，只有在一些重大的事件上，才由各部落的代表聚在一起进行讨论。对于外敌的入侵，原则上是选出一个最有能力的战略家统率一支由各部落集结而成的军队进行作战。
对迦南的平定，希腊非利士人比以色列人晚了一步。他们是在公元前1020年从爱琴海出发入侵迦南的地中海沿岸，并开始在沿海的平地上定居下来的。非利士族每到一个城市都封王。他们有最好的铁制兵器，在武力这点上，显然比犹太人更胜一筹。
对了对抗非利士族，在公元前1020年左右，犹太人也开始导入王制。以色列的第一代国王是扫罗，他在和非利士族的决战中阵亡。在他以后出现的大卫王镇压了非利士族，终于使以色列有了实现国家安定的基础。所罗门是当时有名的国王，他统治下的王国版图辽阔，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到现在叙利亚平原。
但是，荣华没有持续多久。在所罗门死后，王国南北分裂。北方的十个部落形成独立的以色列王国，以便和南方的犹大国进行对抗。南北双方经常为了争夺霸权而同室操戈。繁荣本来是靠全体成员的协力才能实现的，但正因为有了同族间的战争，南北以色列民族的政治和军事实力都迅速衰弱。从那以后，外敌入侵就频繁起来。在公元前723年，北方王国被亚述军队消灭，公元前587年，南方王国也巴比伦王消灭。这样，南北王国的人口大半流离到巴比伦周边地区，被抓成为囚犯，最后成了撒玛利亚人。
从扫罗王国到南北王国的灭亡的五百年间，以色列的政治史在内容上和其他民族在没有什么大的差异。社会制度通常是为了人民的生存而建的，在机能和问题应对上是具有普遍性和相通性的。但是，在宗教这块精神领域上，以色列创造了他们特有的遗产，那就是《圣经》（特别是它的预言）。
预言不但是一种宗教文学，在民族危难之际，它还可以在上帝的立场上为民族和个人的存在方式指明方向。在政治性和社会性判断上，预言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宗教文学。在现实中，预言虽然与人们的常识有很大的冲突，但以阿摩司为首的先知还是层出不穷。这些先知们大声呼吁正义，表现出了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
先知的记忆中有与上帝的对话，而他们会把这些对话告诉下一代。先知们能够深刻地洞察对话后面的意义，给人们以思想上的启发。《荷马史诗》就告诉了人们一些文化和审美方面问题的解答。对于先知来说，他们的任务就是传达上帝的意志，即使预言的东西不符合自己的意志。这就是摆在先知面前的事实，也是他们的苦衷。
公元前538年，成为劳役的南王国人民被允许返回故土。但是，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一切已经荒废殆尽。回来的民众开始自发地进行祖国再建。与此相反，北王国的人民再没有重建自己的国家。从这以后，以色列人就被称为“犹太人”，他们在南王国的传统下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以色列人再建祖国并不是要复辟王政。犹太人虽然被赋予了祖国再建的自由，但是仍处在波斯帝国的地方总督的管理之下，而他们的国家主权也没有得到承认。公元前332年，犹太人被纳到亚历山大管辖之下。在亚历山大死后，他们又转移到了埃及王朝的统治之下，最后又到了叙利亚的管辖之中。
公元前164年，祭司家族出身的玛喀比率军打败了安条克的军队，让犹太人实现了独立自治。但是，这种景况只持续了一百年左右。公元前63年，南部的野心家希罗德用金钱买得罗马皇帝的欢心，被任命为巴勒斯坦王。
自从成为巴比伦的囚虏以来，犹太人一直在异族的统治之下过着非人的生活。在那时，他们开始祈求上天能够赐予他们一位真正的英雄，带领他们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他们深信，这个英雄一定有古代大卫国王的血统。这就是犹太人特有的救世主思想的起源。
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犹太人的祖国再建运动并不是由于他们需要政治归属感，而是他们的宗教归属意识让他们有了这种自觉的行为。成为捕囚以后，《圣经》才被编纂出来。为了简明易懂地向普通民众讲授《圣经》中的道理，拉比出现了。为进行布教和人们做礼拜，一座座犹太会堂也建了起来。
捕囚历史之前，宗教是以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神殿为中心的，具有强烈的都市国家色彩。在捕囚历史之后，宗教开始为大众服务，这样就培养了大众的宗教意识。后世犹太教的教义﹑仪式和传统就是在这个时期定型的。犹太民族虽然在以后又经受了亡国的命运，但时至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