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累坏了，抽了一屋子烟熏得大家都泪汪汪的象亲人相聚不忍分手。警察后来集中问我在那不知去向的七天里干了什么，我赌发誓说实在想不起来不是耍花枪。警察也灰了心，答应给我时间细想，过几天再来找我，让我把复员后到工作前这段时间都干了什么，见过什么人，去过哪里都写下来，到时候他们来取。我对他们说，这够写成一本长篇小说还有余，流水帐也得记三大本子。“你可别给我演义。”警察告诫我，“我们找你可不是寻开心培养文学新人，胡写只能是你自己倒霉。”后来我饿了，去厨房给自己下鸡蛋面条并问呵欠连天收拾东西的警察们要不要也“来上一碗”。警察们说啦，我们该走了。我说别烙气，反正你们回欠也是吃饭睡觉干不了别的，一夜都混过来了早睡晚睡也就那么回事了。“要是你们怕我下框或腐蚀你们那就算了。”“你要这么说那我们就只好吃了。”
领头警察笑着说。“就是。”我说没听说过用鸡蛋面条当糖衣炮弹的。警察们重新坐下，我煮好面条格外给三位碗里多放了些香油。我们围坐一团踢里吐噜吃面条时气氛相当融洽。警察吃得唉声叹气——香的，吃罢还给我上了根烟。他们问我没工作钱从哪儿来？我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总能有钱。“可别干违法的事。”一个警察好心地规劝我，“不是正路来的钱你就吞下肚也早晚得吐出来。”我说我这辈子没干过违法的事，老实交待，树叶掉下怕砸头，只知一味行善，远近都知道我是有名的“方善人”。警察提起我贩衣服的事，大家都笑。我说那时年轻，“少不更事”，再说现今贩衣服也不犯法，“只要不贩人一切都是政策允许的。”警察说我胡说，我说您别跟我认真。警察又问我当年一伙人花天酒地的钱从哪儿来的，我们那点复员费“不够三天踢腾的。”我说当年我们大仿花的都是高洋的钱。“高洋家有在海外去世的孤老吗？”我说没有，他家祖祖辈辈是内地的放牛娃，到他爸那辈实在活不下欠，卖了壮丁，先当国军又当伪军最后当了八路军；倒是有个叔叔被日本人抓过劳工，在北海道下了二年煤窑，别的，连“猪仔”也没福当过。
“那他哪来的钱？”
“管他。”我笑着说，“偷来的抢来的骗来的爱怎么来的怎么来的，我们只管花。
警察们走时天已经亮了，院里有些早起的老头在跑步打极拳围着树转原地摇头摆尾瞎抖落，我把警察们送到吉普车旁亲亲热热地和他们握手特别。他们仁都把姓告诉了我，一个姓赵一个姓钱一个姓孙。
“下回公安局有事我可找你们。”
“瞧，一碗面条吃出毛病来了吧。”
“吓的，跟你们说着玩呢，咱公安局有哥们儿。”
二
吴胖子刚起床，穿着大裤衩露着一膀子肥肉叨着咽趿拉着鞋来给我开门。
“哟，你还活着，我还以为警察已经为民除害。”
“昨晚给你的快件收到了？咱哥们儿好事净想着你吧？”
“蛋，你也不先打个电话问问我媳妇在不在家就直接把人悠过来了。万一我媳妇突然回来撞上，你不是破坏我们家庭幸福么。”
我笑着把饭桌上的牛奶瓶拿过来揭开盖对着嘴喝：“惊喜交加是么？没以为是狐仙什么的？”
“哪有那么胖的狐仙？”吴胖子也笑着说，“你丫也就能给我发点家常妇女——那胖闺女哪有点仙气，那么阏朵天还热腾腾的。”
“你不是爱吃大肥肉。”我喝光牛奶把瓶往桌上一暾，笑着四处打量，吴胖子找你干吗？“
“没事，一帮战友找我玩来了。”
“蛋，战友找你干吗把我们名字住址全登记下来。”
“还说来呢，你们知道警察在我家也不说在门口等着我告我一声，让哥们儿来个措手不及一进门就现了个眼。”
“人家警察明戏，还不知道迷匿？放我们走时就交待了；‘谁要不回家跟楼门口这儿晃让我看见可没轻的。’——警察找你干吗？”
“有个案子他们破不了啦，找我给拿主意。”
“你就牛×吧，大枪顶脑门你丫也忘不了牛×。”
我笑着比胖子卧室走。吴胖子在后喊：“你要干什么把人带走回家干去，别在我这祸害。”
“我还偏在你这儿祸害，出了事就说你提一阵宿。”
胖姑娘已经穿时衣服低放大坐在床边，见我进来就喘粗气。
“怎么啦赫本？别那么激，你就把我当个普通中国人。”
“你别碰，有话好好说话，手没地儿搁就揣兜里。”
“哟哟哟，跟女神的，干嘛呀，装什么客气。”
“别过来，再走一步我从窗户跳下欠了。”
“怎么回事？我这是碰见谁了，克里姆林宫卫队长还是唐塔医生——跳呀，你不跳你都对不起我。笑着走过去，抓住胖姑娘两肩，她也反手把两只圆滚滚的手臂搭在我肩上。我们进进退退，搭着架子较量了几个回合就象一对摔跤手。胖姑娘一定是石匠的女儿，真有把子力气，脚下使了个绊，两臂一发力竟把我悠了出欠，重重地摔在床上，床板一阵咔啦啦地响。
吴胖子听见动静冲进来，恳求地对我说：“你总不能在我家搞强奸吧。”我艰难地从床上下来，揉着屁股看着胖屁股看着胖姑娘敬畏地说：“我怎么碰上一个玩跤的。”
胖姑娘一脸凛然，向后甩甩头头，吊首望天。
“你也太生了。”吴胖子看着胖姑娘的脸色对我说：“人家赫本正生你的气呢，你都看不出来。昨晚那么晚你把人家一个人扔在小树林里，要是碰见坏人可怎么办？换我也得恼你是不是赫本。”
“别叫我赫本。”胖姑娘气冲地说，“你也不是东西，我这么喊，你都不进来，你还是不是男子汉？”
我看着胖子笑了：“得，赫本同志看望了。”
“你别走。”吴胖子笑着说。
“算了，我也看出这没我什么事了。”
“他不走我走。”
“你起吧。”
“一帮流氓。”胖姑娘厚着脸一阵风地冲出去，“哐”地摔上门。
“你瞧多不好，我对吴胖子说，”人家把咱当流氓了。“
“咱们什么关系？她什么关系？能为娘们晒哥们儿么？”吴胖子满面油光地呵呵乐。“她不走我媳妇往哪儿安。”
吴胖子张罗着给刘会元他们打电话，找人来“摸两把”。
我问他中午管不管饭？他说“自然谁赢谁请。”刘会元他们来了，吴胖子告诉他们刚才我“玩跤”的事，大家乐不可支。接着他们又问我昨晚警察找我干吗？我说没事，警察也闷慌。他们又问我新娘子长得如何，我半天没反应过来，后来“噢噢”地说“早忘了”时志们玩到中午，去食堂吃了些包子，他们还要接着玩，我说我不能玩了，下午还有事。“你能有什么事？还有什么事比玩牌要紧？”我说是一个约会，并猥亵地挤挤眼。大家笑起来：“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拦着你了。”
我从吴胖子家出来，乘上地铁。地铁车箱很暖和，我手拉吊环几乎站着睡着了，列车到站也没察觉，过了好几站才猛然警醒，连忙下了车。我跑上地面，站在街上拦出租车，来往的出租车很多，但没一辆停下来。我走过两个街口，看到路边停着几辆出租车就上前问，几个司机是拉包月的，唯一接连散座的说他要收外汇券。我说知道知道坐了上去从兜里拿出一沓外汇券给他看。司机把车开上马路，路上对我解释他不是歧视人民币，是他今天的外汇任务没完成不得不如此。
现在一些长住北京的外国人也油了，坐车不付外汇券拿外汇去黑市倒，大伙儿又是那么需要外汇买洋货急得都疯了，就差组织义和团砸使馆了。大陆人不得不委屈些。其实他也挺有气挺看不惯。我浮着一脸假笑坐在后座点着头，脑子昏沉沉地只想倒头睡。我知道我这会儿不能糊涂，呆会儿的谈话必须头脑清醒，另外对这慈眉善目的司机也得防着点。我要这会儿睡觉他敢拉着我上八达岭，最后搜走我所有的钱弄不好连大衣也得扒走。司机还在唠叨，其实人也是不开壶，放着现成的外汇不挣，那么多身强力壮老外在中国住着，同时又有些女青年无所事事过着毫无贡献的生活是吧识，开放嘛搞活嘛旧的束缚人思想的老观念不打破怎么行？你很爱国很有忧患意，你是个异想天开的好人；既然是人你只好认倒霉，我没有外汇券只能给你人民币。车到了我去的饭店门口，我把那沓外汇券的上面一张拿开露出底下的人民币。你不干不让我走也行，随你把我拉到哪儿，你们车队公安局“五四三”办都可以，反正我没外汇券。化一的这张螨不能给你，因为我还得截长补短地坐出租，我撕票要找钱一样不少，要不我就嚷嚷，你要嫌太亏太不上算受了驴好心没好报——你打我一顿得了。
我下了出租车，向饭店门里走去，对衣着华丽的门卫说找高晋，米卫点点头让我进去。天色玉霾，饭店大厅开着灯，站立走动的人群神怠倦，总服务台墙上挂着两排石英钟，分别指着世界各地此刻地不同时间时一间间不同陈设情调备异的豪华的中西餐厅，酒吧灯火通，桌上摆着精致的餐具虚席以待，使人穿掌而过时有一种昼夜不分的懒洋洋感觉。二楼天井四的回廊宽大空旷，地面墙壁光可鉴人，每个拐角都放着沙发和盆栽植物，穹顶上是纵横交错的钢梁，上面覆盖着茶色玻璃高大得象体育馆。办公室在角落的一个包着皮革的小门里，里面是T字型的狭窄走廊，天花板低至头顶，灯光昏暗，每扇小门紧闭象负人一般船的船舱。高晋不在他的办公室。每间办公室的门都锁着，敲门没人理。我从办公区出来，找着一排电话拿起来要总机呼叫“高总”，他的人在分楼走廊上等他。天井下是一个堆着假山挂着瀑布栽着竹林种着槟榔和芭蕉，座位散布在山石树林之中的大咖啡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