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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论者认为，刘备因攻蜀受挫，不得已调诸葛亮入川，留关羽守荆州实出于无奈。其实此论并不令人信服，从当时刘备收川的形势来看，即使在庞统死后，如果留诸葛亮守荆州，而调关羽领兵入川，以刘备之雄才，关羽之勇略，再加上谋士法正的智计，应该说对付昏庸无能的刘璋还是绰绰有余的，实在没有调诸葛亮入川的必要。正如王夫之所言：“为先主计，莫如留武侯率云与飞以守江陵，而北攻襄、邓，取蜀之事，先主以自任有余，而不必武侯也。然而终用羽者，以同起之恩私，矜其勇而见可任，而不知其忮吴怒吴，激孙权之降操。”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事实证明，留关羽守荆州铸成大错，给蜀汉统一大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王夫之据此批评刘备道：“关羽，可用之材也，失其可用卒至于败亡，昭烈之骄之也、私之也，非将将之道也。”同上。其实王夫之此论亦有偏颇之处，关羽败亡，固然有刘备对其“骄之”、“私之”、一味宠信姑息的因素，但作为军师的诸葛亮亦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刘备安排关羽镇守荆州，鉴于刘、关之交关系密切，诸葛亮似有难言苦衷，自然不便阻挠，但如何教育、指导好关羽，使其扬长避短，坚定地贯彻联吴抗魏的方针，就是诸葛亮的责任了。据史而言，诸葛亮离荆入蜀之际，并没有帮助关羽出谋划策，亦未提及荆州固守的战略方针（《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对关羽所言“北据曹操，东和孙权”八字，乃罗贯中虚构）。这对作为军师，又曾经作为荆州主帅的诸葛亮来说是一种失职。
再如，诸葛亮对关羽的骄横，不仅不加任何抑止，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建安十九年，刘备平益州，西凉马超来投，这是一个东汉末年就颇具声望的虎将，刘备得之喜出望外，即封其为平西将军，位同关羽。远在荆州的关羽闻之极为不满，当即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布）、彭（越）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尤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诸葛亮明白无误地告诉关羽，你是天下第一，无人能与你媲美。关羽阅信后，洋洋自得，将信遍示宾客。不管诸葛亮当时是如何考虑的，这封信给关羽骄火加油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致使关羽的头脑越来越热，最终因骄而坑害了自己，丢失了荆州。俗语”骄兵必败“，诸葛亮是深知其理的，他在《将骄吝》一文中，曾尖锐地指出：”将不可骄，骄则失礼，失礼则人离，人离则众叛。“《诸葛亮集》卷四《将骄吝》。深明此理的诸葛亮为何在明知关羽骄横、不可一世的情况下不去加以制止呢？笔者认为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碍于刘备的面子，二是怕刺伤关羽的自尊心。
综上所述，荆州的惨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并非单纯军事的原因或个人的失着。如要分清责任，恐怕刘备、关羽、诸葛亮都不能辞其咎。但由于刘备作为一国之主，总揽蜀汉政权的军事、政治、外交、用人之权，故荆州之失，他是要负首要责任的。关羽虽不失为可用之将才但并非帅才，他镇守荆州，攻打襄樊时，屡屡失误，且性格“刚而自矜”，“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故陈寿说他“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评曰……
王夫之认为诸葛亮《隆中对》的两路北伐颠倒了军事上的奇正关系，是难以实行的。不少先生也表示赞同。我并不以为然，我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对策在战略上是完全正确的，绝不能把失荆州的原因归之于《隆中对》。诸葛亮的失误是未能教育帮助好关羽，同时对东吴偷袭荆州的可能性估计不足，未能及时提醒刘备，对东吴加强防范。总之，把失荆州的原因找出来，不仅分清了历史上刘备、关羽、诸葛亮的责任问题，更可以使今人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教训。
汉魏之际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
刘昭为《续汉书·百官志五》作注时感慨地说：“焉牧益土，造帝服于岷峨，袁绍取冀，下制书于燕朔，刘表荆南，郊天祀地，魏祖据兖，遂构皇业；汉之殄灭，祸源于此。”对于刘昭这一观点，我并不以为然。因为，以东汉末年益州、荆州、冀州、兖州等地方割据势力对于中央政权及汉魏之际的历史影响而言，皆不及凉州军事集团远矣。刘昭既论述“汉之殄灭”，却未涉及羌胡化的凉州兵团，实在是疏略得很。
1。羌胡兵与“习于夷风”的凉州将领
羌胡化的凉州兵团，要从董卓算起。董卓出身汉族，《三国志》、《后汉书》均有明确记载，然皇甫规之妻却斥其为“羌胡之种”《后汉书》卷八十四《皇甫规妻传》。，这大概是由于董卓颇染羌胡之风的缘故。《三国志·董卓传》载：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董卓少时所居之地毗邻羌中，他与羌帅频繁来往，不断接触羌胡习俗。他后来率兵入洛阳夺权之后的残暴嗜血行为，其实就是与“游羌中”、“与豪帅相结”所感染的胡风有关。
董卓所掌握的军事力量，是在凉州形成发展的。中平五年，朝廷“征卓为少府”，董卓不肯放弃兵权，拒不应召，他上书曰：“凉州扰乱，鲸鲵未灭，此臣奋发效命之秋。”《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灵帝纪》。翌年，朝廷又任命董卓为并州牧。何进召董卓进京时，董卓是以并州牧、前将军的身份率兵进京的，其麾下之兵是从凉州带到并州，再带到洛阳的。这支军队民族成分十分复杂，《后汉书·董卓传》注引《英雄记》云：“董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在这百余战之中，董卓是打了不少胜仗的，被打败的羌胡兵投降了董卓，成了卓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平六年，董卓上书云：“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关于“湟中义从”，《后汉书·西羌传》说：“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岭。又数百户在张掖，号曰义从胡。中平元年，与北宫伯玉等反，杀护羌校尉冷征、金城太守陈懿，遂寇乱陇右焉。”可见，“湟中义从”是湟中地区完全羌化的大月氏后裔，曾在北宫伯玉领导下发动过反抗东汉政府的起义。至于“秦胡兵”，学者众说纷纭。方诗铭认为“秦”是指凉州的汉族士兵，“胡”则是指非汉族士兵，即所谓的“羌胡”，而台湾学者邢义田则释为胡化的汉人。不过，汉末凉州的胡化，实质上就是羌化或羌胡化。所以，无论羌化的胡（湟中义从）、羌化的汉（秦胡），还是羌（即羌胡），当时并无明确的界限。董卓可以将所率领的“湟中义从”及“秦胡兵”，一概称之为“羌胡”方诗铭：《释羌胡》，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1）。，而且羌胡兵都是极富战斗力的精兵。著名女诗人蔡文姬在其名篇《悲愤诗》中，描绘了她所亲身经历过的那个时代。其中写道：“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后汉书》卷八十四《董祀妻传》。对董卓军中大量的羌族士兵作了十分真切的描述。
名士郑泰曾对董卓言道：“天下之权勇，今见在者不过并、凉、匈奴、屠各、湟中义从、八种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权以为爪牙，壮夫震栗，况小丑乎。”《三国志》卷十六《郑浑传》注引张А逗杭汀贰Ｕ馐窃诙坑胫Ｌ┑亩曰爸校Ｌ┒远课渥傲α康某扑獭？杉克渴且恢Ш汉旌隙游椋怪莺喝耸孔洹抑幸宕印酥治髑纪猓衷黾恿瞬⒅莺托倥栏髯宓氖勘６庵Ь邮嵌砍て诙晕髑甲髡骄呐嘀财鹄吹牟壳渥埃幕墒卿抑幸宕雍凸刂星睾允俏鞍傩账厮贩钡木�
董卓部下的主要将领亦大都与羌胡有密切联系。《三国志·董卓传》注引《英雄记》云：“李傕，北地人。”北地郡属于凉州。同书注引《献帝起居注》曰：“李傕边鄙之人，习于夷风。”所谓“习于夷风”，主要应指羌胡之风。李傕在军中任校尉，是董卓手下最主要的大将，当董卓为吕布所杀后，他即成为凉州军的首领，继续招引“羌、胡数千人”，其中有“羌、胡大帅”在内，《三国志》卷十《贾诩传》注引《献帝纪》。以充实其军事力量。
董卓女婿牛辅帐下有“素所厚支胡赤儿等五六人相随”《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支胡即月氏胡，《后汉书·西羌传》“湟中月氏胡”条载：“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牛辅选支胡赤儿等为亲兵，可见其已十分习惯于“略与羌同”的“被服饮食言语”。董卓翁婿及李傕等西凉大将的经历绝非个别现象，由此说明凉州诸将中“习于夷风”者当不在少数，否则，他们是难于同羌胡之兵长期共处的。“董卓将、校及在位者多为凉州人”，《后汉书》卷六十六《王允传》。下面是凉州的汉族和非汉族，并以“羌胡”为主的精兵，从而组成极具战斗力的凉州军事集团，这是董卓起家，以及最后控制东汉政权的资本。
“习于夷风”或者具有羌胡血统的凉州大将在董卓、李傕之后，最有代表性的当数马超。《三国志·杨阜传》载：“杨阜言于太祖曰：”马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这条记载十分重要，讲出马超的两个特点。第一是具有”信、布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