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民，当望旌瓦解，而更静然。闻皆选用忠良，宽刑罚，布恩惠，薄赋省役，以悦民心，其患更甚于操时。孤以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丕之于操，万不及也。今睿之不如丕，犹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务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强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宁是兴隆之渐邪！闻任陈长文、曹子丹辈，或文人诸生，或宗室戚臣，宁能御雄才虎将以制天下乎？……今睿幼弱，随人东西，此曹等辈，必当因此弄巧行态，阿党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谗并起，更相陷怼，转成嫌贰。一尔已往，群下争利，主幼不御，其为败也焉得久乎？……子瑜，卿但侧耳听之，伯言常长于计校，恐此一事小短也。《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
孙权不冷静观察，自以为是地作出判断，认为曹魏的三代国君是一代不如一代。而实际情况和孙权估计得完全相反。魏明帝曹睿是一个很有作为的雄略之主，他“沉毅断识，任心而行，盖有君人之至概焉”《三国志》卷三《明帝纪》……例如他在位时，任用司马懿对付诸葛亮，任用满宠、贾逵抗击东吴，都取得了成效，使吴、蜀的屡次进攻皆以失败而告终。曹睿既然是一代明君，魏国此时又有司马懿、曹真、陈群、满宠这样的杰出人才，因此“天下有变”的局面并未出现，故陆逊认为“其患更深于操时”，坚决不主张大规模北伐，其见识远远高出孙权。孙权讥刺“伯言常长于计校，恐此一事小短也”，结果反而被裴松之嘲弄，他在孙权此论后加注曰：“臣松之以为魏明帝一时明君，政自己出，孙权此论，竟为无征。”《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注引裴松之曰。
实践证明，陆逊不主张东吴大举北伐是完全正确的。孙权、陆逊死后，诸葛恪执政，此人略有才智，然狂妄自大。自东兴战役打败魏军后，“遂有轻敌之心”，他不顾文武大臣的联名反对，竟然倾全国之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伐魏，这是东吴历史上动用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结果诸葛恪大败，“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亡忿痛，大小呼嗟”。《三国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兵卒死者大半。”《三国志》卷四十八《孙亮传》。其实，陆逊在世时对孙权重用诸葛恪颇有微词，他曾劝谏孙权毋委诸葛恪以重任，又作书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持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不幸的是，诸葛恪果为陆逊所言中，北伐失利，不仅使东吴国力大受损伤，且自身亦死于非命。
3。渐不克终的君臣关系
陆逊之所以在三国纷争中建立如此卓越的功勋，除了他个人具有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外，同吴主孙权对他的极度信任，委以军国重任是分不开的。夷陵之战时，陆逊虽已崭露头角，但毕竟资望甚浅，而其对手又是久经沙场，被曹操目为“天下英雄”的刘备。孙吴重将、旧臣、贵戚对陆逊这个年轻书生的能力皆表示怀疑，甚至不服从陆逊的指挥。在大敌当前的关键时刻，陆逊正是在孙权的全力支持下才得以大破蜀军，取得辉煌胜利。
刘备死后，诸葛亮秉政，吴、蜀之间的联盟虽然重新恢复，然而双方皆有猜忌、防范之心，故对两国之间的外交策略十分重视。孙权将吴国的外交大权托付陆逊，凡“时事所宜，权辄令逊语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权每与禅、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同上……孙权甚至把自己吴王的大印都放到陆逊那里，大小事情，是否可行，都要听取陆逊的意见，然后才能决定。这种君臣同心、肝胆相照的关系比之蜀汉刘、葛的“鱼水”之情毫不逊色。
黄武七年，曹休以十万大军大举攻吴，司马懿亦率军自汉水而下。形势十分严重。孙权拜陆逊为大都督，统率三军。陆逊这次挂帅出征，仪礼规格之高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陆机为逊铭曰：”魏大司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黄钺、统御六师及中军禁卫而摄行王事，主上执鞭，百司屈膝。‘吴录曰：假逊黄钺，吴王亲执鞭以见之。“《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注。黄钺在商周时为天子所专用，周武王伐纣时曾用黄钺，《尚书·牧誓》云：”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可见，陆逊此时已享受了超乎人臣的礼遇。
孙权称帝后，拜诸葛瑾为大将军，而以逊为上大将军，汉代将军中地位最高的是大将军。《汉官仪》载：“汉兴，置大将军，位丞相上。”《文献通考》卷五十九云：“大将军内秉国政，外则仗钺专征，其权远出丞相之右。”孙权所置的“上大将军”之职并非汉制，而是其独创。“吴于大将军之上复置上大将军。”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一，胡三省注。这是为了表彰陆逊的功绩，进一步提高他的官职而新设的。后世亦有相似之例，如唐高祖李渊因李世民平定天下，立下殊功，故封其为“天策上将”。
孙权虽建都建业，但武昌位居长江上游，军事地位极其重要。故孙权将太子孙登、诸皇子及尚书等官员留在武昌，实际上是以武昌为其陪都。陆逊辅佐太子，“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军国”《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吴国阃之外的军国大事，实际上都由陆逊裁决，其职责极为重大。顾雍死后，陆逊又代其为丞相。为了显示拜相之事兹关重大，孙权还派专人自建业将丞相印绶送至武昌陆逊处。陆逊任相后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孙权命他“内外之任，君实兼之，总司三事，以训群僚”，而且原来的“州牧都护领武昌事如故”。同上。一般而言，位居丞相者，皆在中央朝廷任其职，且不主管军队。然而陆逊此时身在武昌，统率吴国上游大军，军职之外再兼任丞相，这是颇为罕见的。三国时期，唯有诸葛亮才能如此。然葛氏受先主托孤之重任，加之后主刘禅昏庸暗弱，无力主政。而孙权实为东吴开国之君，一代雄略之主，其能赋予陆逊如此之重任，这在三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陆逊最后的结局是不幸的，诚如有的学者所言，陆逊是被孙权逼死的。然而个中之因仍然值得探究。关于孙权逼死陆逊的原因，学者大致有这样几种看法。其一，“孙权之所以逼死陆逊，决不只是因陆逊维护太子的问题，主要症结在于权认为逊对其统治已构成威胁”。马植杰：《三国史》，153页，人民出版社，1993。其二，孙权情愿依靠、重用毫无根基的淮泗集团，而不愿让世代根植江南的吴地大姓的势力过于膨胀，陆逊是江东大族的主要代表，故孙权必欲剪除之。其三，陆逊深受儒家文化熏染，其政治思想与主张法治的孙权存在严重的差异。
对上述看法，笔者皆不敢苟同。《世说新语·赏誉》载：“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陆逊传》中陈寿赞云：“逊忠诚恳至，忧国亡身，庶几社稷之臣矣。”由此可见，三国时期陆氏家族的“忠”是著称于天下，传为美谈的。孙权“任才尚计”《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有知人之明，他怎么可能怀疑“忠勤于时，出身忧国，謇謇在公，有匪躬之节”《三国志》卷五十九《孙登传》。的陆逊对“其统治已构成威胁”呢？至于孙权晚年欲重用淮泗集团，打击江东大族，其理由亦不充分。淮泗集团的首脑人物为张昭，张昭为江东元老大臣，孙策临终时将其弟孙权托孤于张昭。然而孙权建立东吴政权时，“当置丞相”，朝臣商议，皆认为非张昭莫属。孙权却说：“方今多事，职统者责重，非所以优之也。”结果任命孙邵为相。“后孙邵卒，百僚复举昭，权曰：”孤岂为子布有爱乎？领丞相事烦，而此公性刚，所言不从，怨咎将兴，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顾雍。“《三国志》卷五十二《张昭传》。孙权死活不肯用张昭为相，岂能证明他欲重用淮泗集团？其实，孙权用人同曹操基本相似，执行的是”唯才是举“的方针，而并无明显的地域倾向。
所谓陆逊代表的是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儒家文化，而孙权推崇的是法术专制之道，故二人发生冲突，亦颇牵强。陆逊是三国时期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被孙权誉为“有超世之功，怀文武之才”，其治国用兵之道乃法儒二家兼而有之，岂是寻章摘句、舞文弄墨的寻常儒生可比。
那么，陆逊真正的死因又是什么呢？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陆逊参与了“二宫之争”。孙权太子孙登死后，孙和继为储贰，然而孙权又十分宠爱其四子鲁王孙霸，鲁王礼秩等待遇与太子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这就造成了孙霸夺嫡的可能。作为上大将军兼丞相的陆逊对东吴的“国本”大事自然不能无动于衷。“及太子有不安之议，逊上疏陈：”太子正统，宜有磐石之固，鲁王藩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谨叩头流血以闻，‘书三四上，及求诣都，欲口论嫡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听许，而逊外生顾谭、顾承、姚信，并以亲附太子，枉见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数与逊交书，下狱死。权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时年六十三。“《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
大凡雄略之主，皆喜以“圣裁”的方式来独自决定立储大计。孙权之前的秦始皇、汉武帝，之后的明太祖、清圣祖在确立皇嗣问题上皆不许臣工插足。孙权在立嗣问题上亦复如此。他见“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分成太子党和鲁王党二派，遂“谓侍中孙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三国志》卷五十九《孙和传》注引殷基《通语》。于是就对党附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