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以西”确实可以“一举而定”。其实，魏延之谋可行是有先例的。楚汉战争时，韩信为大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然后主力东出潼关，分支军越陇山与从汉中向祁山的支军配合成钳形攻势取陇右。高祖还定三秦，一举而攻克关中。韩信用兵，看似弄险，实则妙奇无穷。魏延所出之谋，化自韩信出汉中之策，而其勇猛又过于淮阴侯，有如此良将善谋而诸葛亮不能用，违先主遗命而用庸才马谡，实在是令人叹息不已。
至于第四点，“万一失败，本来实力就不足的蜀军损失太大”。我认为，这实在是一个荒谬至极的理由。试问古今中外，哪儿有用兵打仗不带有一点儿冒险性呢？袁、曹官渡决战时，曹操置自己的大营于不顾，率轻骑火烧袁绍重兵驻守的乌巢粮仓，完全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以来邓艾偷渡阴平，比魏延的计划还要冒险百倍，结果不但胜利了，并且一仗就灭亡了蜀汉政权。更为重要的是，当时蜀汉国小力薄，无论军力、财力、人力均远不如曹魏，以弱蜀同强魏打旷日持久的消耗战、阵地战绝非上策。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就应该攻敌不备，出奇制胜，一举攻克长安，予敌以重创。以弱抗强，不出奇兵，靠稳扎稳打而取胜，古今中外无有一例。
其实，军事谋略讲究的是奇正相合，诸葛亮用兵只见其正而不见其奇。诸葛亮自认为“安从坦道”，即可“平取陇右”，所谓“平取”，其实乃“稳取”之意。但恰恰是这“稳取”使诸葛亮丧失了用奇取胜的战机，形成了弱蜀与强魏在陇右对峙打阵地战，中了曹魏的“致人”之术。实际上“平取陇右”乃舍敌咽喉而取其无关痛痒之处，且一击不胜反而打草惊蛇。等到诸葛亮第二次北伐时，曹魏在陈仓、关中等地已有重兵据守，关中遂不可再图，魏延之谋再不可行。这就无怪乎魏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笔者每阅三国史至此，不免掩卷而感慨。我以为所谓“魏延之策乃冒险，一旦失利，蜀军损失太大，恐十万蜀军弃之死地，只轮不返”云云，参阅陈玉屏：《论诸葛亮的将略》，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2（3）。完全是违反基本军事常识的奇谈怪论。因为即便魏延在子午谷中了埋伏，也不过损失数千人而已，而孔明攻祁山，失街亭，大败于张郃，所丧之师又何止万人！
魏延文武兼备，勇猛过人。关羽、张飞、马超等人去世后，他是蜀中难得的一员超群绝伦的上将。诸葛亮北伐时，“蜀兵轻锐，良将少”《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袁子》……然而对于魏延这样一个难得的将才，诸葛亮却始终不肯委以方面重任。“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其实，对于魏延的军事才能诸葛亮不是不知，但为何不尽其才？个中之因值得探究。诸葛亮自出隆中以来，政治道路可谓一帆风顺，从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耕夫，一跃而成为总揽蜀汉军政大权的丞相。在刘备“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的许诺下，诸葛亮离帝位仅咫尺之遥。诸葛亮若要“自取”，必须在蜀汉朝廷中树立崇高的权威，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建立显赫的军功。若北伐一旦取得成功，诸葛亮将功高盖世，无人可与之颉颃，亦无人敢阻止其代汉称帝。由于北伐是诸葛亮“自取”的本钱，故北伐的军事指挥大权必须牢牢掌握在他自己手中。魏延可以建立战功，但必须在诸葛亮的直接指挥下，是诸葛亮神机妙算的结果。然而“性矜高”的魏延却冀图“如韩信故事”，单独统率一支军队，独当一面，这在诸葛亮看来，就是要摆脱他的“领导”，和诸葛亮争夺北伐的军功，这当然遭到诸葛亮的“制而不许”。参阅朱子彦：《诸葛亮忠于蜀汉说再认识》，载《文史哲》，2004（5）。
陈寿十分推崇诸葛亮，对其评价极高。但又云诸葛亮北伐未能取得成功，是“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同③。对陈寿此言，余不敢苟同。众所周知，萧何佐刘邦成帝业，有韩信为将。但韩信本是一个“胯夫”，在项羽那里亦仅是一个执戟郎中，是萧何慧眼识英雄，向刘邦极力推荐，才使韩信登坛拜将，有了施展其才华的政治舞台。其实，魏延的军事才能并不亚于韩信。刘备是一个非常善于用人的帝王，他拔魏延为汉中都督，委以方面之任，已有培养魏延成为大将军的打算，但诸葛亮对魏延却处处掣肘，不肯大胆使用。“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马）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郃所破。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三国志》卷三十九《马良附弟谡传》。由此可见，蜀汉并不是没有人才，甚至也不乏类似韩信这样的军事奇才，但诸葛亮看不惯魏延这种类型的人物，始终是疑而不用，这就失去了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博大胸怀。如此一来，他的北伐大业怎么能够成功呢？所以，陈寿的“时之名将无韩信”云云，乃是为“尊者讳”罢了。
2。千古奇冤
关于魏延之死，亦为一大冤案。《三国志·魏延传》载，建兴十二年，“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是诸葛亮临终前召开的最后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但这次会议的召开却导致了严重后果。
首先，主帅病危，为了怕引起军心动摇，只与少数人商定后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少数人，既应包括自己的亲信，也应包括军中最重要的高级将领。魏延时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领汉中太守，南郑侯。而诸葛亮是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领司隶校尉，益州牧，武乡侯。二人均假节，封侯。可见，魏延在蜀汉朝廷中的地位仅次于诸葛亮。而杨仪时任丞相府长史，费祎为丞相司马，姜维任中监军征西将军。以官位论，杨、费、姜三人之官职均不能与魏延相比。而诸葛亮召开如此重要的军事会议，却偏偏将魏延排斥在外，这难道不是故意的吗？
其二，诸葛亮虽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但并没有安排谁任全军主帅。只是“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在前后军中间起衔接辅助作用。杨仪任何职呢？不知道。看以后事态发展，似乎全军上下都认定诸葛亮让杨仪暂摄全军统帅之职。而事实上，杨仪并无蜀汉朝廷或诸葛亮临终前的正式任命，杨仪统率全军名不正、言不顺，这就为魏、杨内讧伏下了祸根。
第三，诸葛亮密令：“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似乎已经内定魏延日后将抗命为“叛逆”。诸葛亮为何要作如此安排，史无明文记载。以余度之，其因有三。其一，诸葛亮一生用兵过于谨慎，其原因是实战经验不足，故陈寿评价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魏延用兵一向主张出奇制胜，诸葛亮最大的顾虑，在于如果将军事指挥权交给魏延，魏延就会违背他既定的军事路线，而按自己的作战方略行事，这是诸葛亮不能容忍的。其二，诸葛亮在选择官员、使用人才上，以“奉职循理”作为标准，请看那篇著名的《前出师表》，再分析他所称颂、推荐和重用的官吏，如郭攸之、费祎、董允、蒋琬、姜维、向宠等人，无一不是循规蹈矩，符合“循吏”标准的人物。而魏延是一个有自己独立见解、“性矜高”、“不唯上”的大将，他以韩信自诩，认为诸葛亮胆怯，常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刘备死后，诸葛亮独揽朝中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同上。，连后主刘禅都声称自己是“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魏略》……而魏延却时常不买诸葛亮的账，这当然招致诸葛亮的嫉恨。其三，诸葛亮排斥魏延是为他的接班人蒋琬、费祎、姜维扫除障碍。《三国志·蒋琬传》载：“亮每言，‘公琰（蒋琬字）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诸葛亮临终之时，后主派遣尚书仆射李福询问诸葛亮：”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诸葛亮答曰：”蒋琬之后，文伟（费祎字）可以继之。“《三国志》卷四十五《杨戏传》注引《益州耆旧杂记》。姜维是公元228年归附蜀汉的，诸葛亮对姜维一见如故，称赞他”忠勤时事，思虑精密。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并很快就提拔他为中监军征西将军。
诸葛亮深知若要蒋琬、费祎、姜维顺利地执掌朝政、军政，魏延是一大障碍，因为魏延在朝中、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冀时论必当以代（诸葛）亮”《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为了排斥异己，诸葛亮不惜毁掉蜀汉的国之栋梁，欲将魏延置于死地。
魏延被害的起因虽然同诸葛亮有密切关系，但毕竟不是诸葛亮的临终遗命，杀害魏延的罪魁祸首是杨仪，当然费祎、蒋琬、董允等人也负有一定的责任。魏延与杨仪的矛盾由来已久，魏延骄狂，杨仪自负，两人关系势同水火。“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刀拟仪，仪泣涕横集”，《三国志》卷四十四《费祎传》。已闹到冰炭不能同器的程度。对魏、杨冲突，诸葛亮是如何表态的呢？史载：“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三国志》卷四十《杨仪传》。从表象上看，诸葛亮装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不忍有所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