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廖红宇透过虚开着的柜门，便看到那一本本厚厚的装订好的明细账本在里头整整齐齐地码放着。每一本的脊背上都贴着统一的年月标签：“1995年10月”、“1996年1月”。
“1997年2月”、“1998年5月”……这，正是她需要的东西。
不一会儿，小汪关掉复印机，拿着一摞复印好的文件走了过来。见廖红宇挺“老实”地在翻看年度报告，也没动柜子里的任何东西，便说：“看不完，明天接着看。”廖红宇便“请求”道：“再看半小时，怎么样？”小汪大度地答应了：“行，过半小时我再来。”说着，他拿起那些复印好的文件便向外走去，居然又没锁那柜门。于是，廖红宇的心一下狂跳起来，等了一两秒钟，又等了三五秒钟，听着小汪的脚步声在过道里远去，她立即把办公室门锁死，扑到保险柜前，紧张地在账册中翻找到她想要的那几本明细账本，冲到文印室去复印起来。
小汪到楼下传达室把刚才复印好的文件一份一份地分开，分别放进标着本集团各部室名签的木格子里，这都是一些要下发的文件。不一会儿，他心神不定起来，总牵挂着楼上的情况。又过了一会儿，他想想还是怕出什么意外，便一个电话打到了冯样龙的手机上。冯祥龙正在行驶的凌志车里。听说廖红宇要看账本，不觉吃了一惊，忙大声喝斥道：“她搞什么营销状况报告？”小征说：“不过……我没让她看明细账本……”
冯祥龙斩钉截铁地说：“年度汇总报告也不能让她看！”小汪忙撂下手里的活儿，向楼上冲去。廖红宇听到小汪急促的脚步声向这儿跑来，已经意识到小汪可能跟冯祥龙通过电话了，她略有些慌神，赶紧整理已经复印出来的账页。有些账页却从桌子上掉到地上。她手忙脚乱，额头上渗出一片细细的汗珠。她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让颤栗的手保持平静。待小汪冲进办公室的门时，她已经回到刚才的坐位上，账本也已经被放回保险柜。复印好的账页不知被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反正从表面上已看不到它们了。廖红宇装得十分镇静，故意抬头去看着墙上的石英钟，问：“到时间了？”小汪急喘：“对不起，刚才冯总来电话，这年度报告也……也……”廖红宇忙说：“也不让看是不？没关系，不让看就不看。”说着，泰然自若地把那两份年度报告交还给小汪，拿起自己的背包，便走了。
小汪收拾起年度报告，放回到保险柜里，又检查了一下保险柜里的账本，见一本也没少，松了一口气，锁上保险柜的门，想下楼去把刚才没做完的活儿继续做完，冯祥龙却急急忙忙地赶了回来。
冯祥龙忙问：“廖红宇呢？”小汪说：“走了。”冯祥龙问：“那年度报告呢？”小汪说：“在哩，我没让她拿走。”
冯祥龙忙打开保险柜细细地检查了一下，确实没少。他呆站着想了想，脸上忽然闪出一丝惊恐的阴影，大步走进文印室，伸手去摸复印机。复印机是热的。他一惊。“这机器怎么是热的？”他问。“我……我刚用过。”小汪忙答。“你啥时候用的？”“40多分钟前吧。”“你复印完了，关没关机器？”
“关了。”“关机4D多分钟了，这大冬天的，它为什么还会是热的？”小汪一楞：“那……也许是我没关吧……”冯祥龙厉声喝问：“你到底是关了，还是没关？”小汪想了想：“关了，我……肯定是关了。”冯祥龙再问：“当时办公室里还有别人没有？”小汪十分肯定地：“没有，就廖助理自己。”冯祥龙断定：“她肯定复印东西了……她肯定把账本复印走了。”小汪问：“她干吗要复印账本？”冯祥龙大声喝斥：“别问了，快去截住她。”
但奇怪的是，他们火速派车派人分头去寻找，几乎找遍了所有能找的地方，却都没能找到廖红宇。他们甚至赶到她前夫蒋兴丰的住处去找了，也没有。冯祥龙赶到公司时，廖红宇离开还不到10分钟。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里，她怎么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实在让冯祥龙恼怒得不知所措。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冯祥龙还守候在九天集团公司总部大楼他自己的办公室里，等待最后的消息。当最后一批人马打回电话告诉他，仍没有找到廖红宇时，他真火了：“这臭娘们儿！留一辆车守在她家门前，再派一辆车去东钢她过去的熟人家找找。一定要给我找到她！”他真急了。假如她真的把那几本账本复印走了，可真要环大事了。
四十
廖红宇走进市中心一个平民区的一条老街。老街窄窄，老街弯弯，老街暗旧。出租车无声地行驶。这样的老街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家的许多大中城市里比比皆是。它们往往阴差阳错地坐落在繁华商业区的夹缝中，又被一些新兴大厦投射的阴影掩蔽。它们表示着许多的无奈、琐小、繁杂和叹惜，记录世纪变迁的艰难和历史的深重，但又以此保存起人们一丝怀旧的温馨。昏暗的街灯在稀疏的树枝背后闪烁，一方面竭力凸现私营诊所那窄小的门脸，又反衬众多发廊、“洗浴中心”的俗艳斑斓，还有一些兜售VCD光碟的中青年女人，她们怀里揣着的是那种所谓的“毛片”。你可以常常看到一些穿着旧棉大衣的中年男人在街边的暗处，跟她们悄悄地讨价还价着，那这些人一定是些低级的公务员。一冬扫起的雪，锥形地堆在街边。雪堆外早已结了一层冰壳，实在是脏得可以。
出租车走得很慢，慢的原因并非是老街里行人太多。恰恰相反，这一时刻是晚饭当口，可以说是一天里街面上行人最少的时刻。车行漫，是因为廖红宇记不清她要找的那户人家的确切位置了。多年没光顾此地，记不清了。她得伴随着追忆，来给司机指路。她要找的那户人家是整个街区里一户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居民。此刻，全家人正围在惟一的一张小圆桌旁吃晚饭。这里的居民当然没那个条件在自己的住房里再划分出一个叫“餐厅”的空间。吃罢饭，把暂且放到床上的那台电视机抱回到桌上来，这里便成了“客厅”。如果儿女们还要做功课，那么这个小圆桌自然还得归他们使用。想看“通俗”电视剧的老人或男女主人只能悄悄地围在大床跟前，把音量放到最小的限度，再跟剧中的主人公们一起嬉笑抹泪。男主人面前照例比旁人多一小盅酒。平时喝当地出的烧酒，今天喝的是北京二锅头——一位老朋友上北京去开订货会回来时带给他的。北京二锅头在这样的餐桌上，自然要算是“名酒”了。喝到第二盅时，有人敲门。女主人放下碗筷，出去开门。过了一会儿，女主人回到饭桌旁，耷拉着难看的脸，冷冷地对男主人说道：“老情人找！”
男主人一楞。
女主人撇撇嘴道：“快去吧！”
因为儿子也在场，男主人特别难堪，便说：“你说话别那么难听！谁的老情人？”
女主人撇撇嘴又说道：“廖红宇来看您了，大官人！”
男主人一下就火了：“我说你吃饱了撑的，还是怎么的？
八百年前一个伤口，你就老拿刀拨弄，老往里撒盐！“女主人戗戗道：”是我老往你这伤口里撒盐，还是她老往我这伤口里撒盐？“男主人说道：”你什么伤口？我都跟你叨叨过一千遍一万遍了。当年我跟她还是小青年，就处了一年多的对象，要死要活地也就这么点事儿……“女主人哼哼道：”你听听，就一年多，还要死要活！我看你是刻骨铭心，永世不忘哩！“男主人说道：”那你要我怎么着？拿枪去崩了她？拿刀去砍了她？“十六七岁的儿子不耐烦了：”哎呀呀，你们真无聊！“
这时，廖红宇突然走了进来。全家人——主要是男主人，当真吃了一大惊。廖红宇歉疚地对女主人说道：“真对不起，外头风太大了，我都快要冻僵了……”儿子迟疑了一下后，还是给她拿了个板凳。廖红宇没坐，但还是说了声：“谢谢！”
然后又说：“儿子都这么大了？有一件急事，我不得不来求你们全家……一件非常紧急的事，请你们帮我一个忙！”
沉默。谁也没答腔。不好答腔。过了一会儿，儿子说：“阿姨，您坐着说嘛。”廖红宇还是没坐，只说：“你们先吃饭吧。”尔后她就上过道里待着去了，等全家人吃完饭，收拾了碗筷，她便把这些日子里发生在九天集团公司和橡树湾的那些事情，一五一十挑主要的说了一遍。
“5000万的国家财产，他500万就卖了？妈的，这里一定有猫儿腻！”男主人果然被震动了。“好多国营企业为什么垮？为什么总也搞不起来？就是这些败家子儿厂长经理给闹的！一个是懒，一个是贪，再一个是没能耐，净靠着吹牛拍马讨好上级爬上来的，没一点儿真本事。最可怕的就是变着法地捞啊，把国家的工人的都变成自己的！”儿子也跟着说：“报上不早说了，穷庙富和尚。这就是中国特色！”“和尚也穷得丁当乱响，就富了那些当家方丈，一个个捞得肥头大耳、滚瓜流油、三妻四妾的。不把这些偷嘴的花方丈抓净了，这庙没法好！”男主人继续愤愤不平。“抓净了？哼，你说得轻巧！”
还是女主人比较理智，她不相信所谓“抓净了”这种说法。她的理论是，反腐败这种事，光靠单位自己来做，希望渺茫。
“这道理就跟人是绝对不可能用自己的双手来掐死自己一样。”她有根有据地说着。廖红宇担心他们一家人会就此没完没了地讨论下去，便忙说：“我想办法把九天集团这两年的明细账搞到手了。”
男主人一惊，忙问：“是吗？明细账？这可有看头了！”
廖红宇说：“我在财务方面不是太懂，你不是多年的老会计嘛，我想请你帮忙瞧瞧……”
男主人在答复廖红宇的请求前，似乎“心有余悸”，特地察看了一下女主人的脸色。岂不知，女主人偏偏绷着个劲儿，就是不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