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大妞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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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大妞在北京- 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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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麻烦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当你想一帆风顺地干点儿什么的时候,它总是千方百计地跳出来骚扰你;当你无聊至极想找它搞些刺激的时候,它又装得像一个性欲低下的无知少女,让你找不到下手的门路。
  失业之后,想找“麻烦”都找不到了。
  我天天赖在沙发上看电视,要么上网看一些无聊的帖子。我盼望着电话响起,能有一点儿“麻烦”。
  麻烦,麻烦,谁能给我点儿麻烦?
  没有,什么也没有。
  当电话第七天没有响起的时候,我删掉了所有的电话号码。我不能容忍自己到处给人打电话找“麻烦”时的那副贱样。
  路越走越窄,人越长越肥。生活到最后已绷成了一根弦,“丁丁嗡嗡”弹几声,终汇不成一首曲子,更别提什么华丽的乐章。
  纳兰孑孓不再催我写东西了。他这次给我发的消息说他干了一炮,很爽。
  我问他同谁。
  他回答:“这同你没关系。”
  这同你没关系,说得多好。
  我一声不吭,看他还能说出什么来伤这段感情。
  隔了一会儿,他又发来了一句:“你骨子里是农民的东西,不知不觉中会流露出来,你要时刻注意。”
  他以为他是谁,一个高级的贵族?
  五分钟后,我闭上眼叹了口气,把他从我的电脑里彻底删除!接着又把电脑里所有的人都删除了,我已不期待从他们那里找“麻烦”了。
  88
  端午节来了,邻居家门上都插满了艾蒿。马路上到处都打着卖粽子的广告。
  上午到海淀区黄庄中关村大厦一家公司面试。去了才发现那公司是卖几千块钱小软件的小作坊,公司连老板带员工都挤在一间屋子里,老板竟然开口闭口地问我有多少客户。放屁,我要是有那么多客户我来给你打工?我无法想像该怎么与这头蠢猪打交道。
  定定说晚上不回来了,要与同学吃饭。我什么也没说,放下电话,电话里的小人不停地追问,听到了吗?听到了吗?
  天阴沉沉的,像要下一场大雨。
  一个人趴在窗前看着外面,黑沉沉的天空、邻居家疯长的蔬菜,绿得不怀好意的树叶。一切就像俄罗斯阴郁的油画,只差条条狂斜的暴雨。
  待到晚上,没有一个电话,心里郁闷至极。想给“三文鱼”打电话,才发现,电话号码早删了。凭记忆拨了过去,里面有一个中年女人粗声问找谁,我忽然发现我连“三文鱼”的真名都不知道,于是小声地说了一句:“三文鱼。”
  “找谁?”
  “三文鱼。”
  “有病!”
  然后便是忙音。
  我有病?是,我是有病,我病得还不轻。
  窗外已完全黑了,但是雨一直没下。
  挑了一件桃红色吊带上衣穿上,找出一个两年前的口红。出门打了一辆车,对司机说我想去一个人多热闹的地方,司机说那就去“芭娜娜”吧?我说好。
  路过药店的时候,我去买了一瓶安定,或许能用上。
  到了里面,为时尚早,只有一个三四十岁的男人在舞池。那个男人又高又壮,笨拙别扭地一个人独舞。我觉得这个男人就像我,年岁不小了,却没有舞伴,只能傻逼一样独自跳着最难看的舞步。
  生活一直是狼狈不堪、乱七八糟的,却拼命在用试错法努力,结果不过就是从一种狼狈不堪走向另外一种狼狈不堪,不知试到什么时候是一个尽头。
  我看见一个飘在空中的我同一个躺着的我谈话。就像《色情男女》里死后的尔冬升宽慰一个要死的人一样。
  空中飘着的说:“喂,伙计,为什么不振作一下呢。只要往好处想一下,挺一挺就过来了嘛,失败了可以重来嘛!”
  躺着的回答也同尔冬升一样:“我是人呀,是人总得要体面,有情绪嘛。”
  飘在空中的立即明白了,打了一个响指,道:“嗯,这就是做人的弱点。”
  这样想像着,又觉得不对。飘在空中的我头上应该再有一个光环,这样形象会好一些,只好又重新想一遍。
  当我第n次想像着这个场面的时候,舞池里已充满了人,我再也没找到刚才那个独舞的傻逼。
  或许,这个晚上我不会回去了。定定再也找不到我,他也不必悲伤,也许我找到了更好的存在方式。
  我也许就是他走路时抬头看见的一朵肥白的玉兰,或者是角落里他踩到的一片墨绿的苔藓,或者是在小河边拣到的一块石头,再或者是窜过他身旁的一条糊糊涂涂的土狗。
  总之,我并没有离他远去,只是不再以人的形式出现。
  (完)
  《二○○三,二十八岁大妞在北航的考研生活》
  1
  二○○三年,我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考研。如果你那时去过北航,见过一个白白胖胖的姑娘,穿着破烂,背个被太阳晒褪色的书包,无论春夏秋冬,都戴一顶帽子,有时还戴着一个口罩,像个神秘的克格勃,风风火火来往于学校之间,那就是我——北航考研大军里的一员。
  刚来时我还只有一百一十几斤,还算是可以吧。可是万恶的考研事业,把我摧残成一个一百三十斤的胖妞。我穿的是五道口十块二十块的地摊货,脸上擦着一块五一瓶的甘油,洗面奶根本就省了,睡的是每月二百块钱的床铺,天天同一群成人自考的小姑娘在一起。
  没有娱乐,没有打扮,没有交际,也没有性生活。因为考研,我和男友没钱出去租房,也不想去西门开房,认为又脏又不安全。
  现在,我自我介绍一下。女,二十八岁,计算机专业毕业。由于大学的学校太糗,加上本人又懒,所以什么也没学会。毕业后靠卖东西为生,在一个国营大厂里混了几年,想起考研。
  由于在社会放“羊”太久,每次坐进教室,心里都不能平静。总是回想前尘往事,偶一小事,莫不令我感到无地自容。我总是这样时常自责以至于无法安然。
  2
  以前的学校简直就是青少年疗养所,什么也没教。听说我们那届是第一批计算机专业的学生,连课程都安排得不对,记得第一学期是学FoxPro, 后来那个系主任——一个秃头、对计算机什么都不懂的家伙(他是学机电的),听了我们的反映后认为这样不对,就在第二学期让我们学DOS入门和五笔。妈的!错上加错。如果有一天我能再见到他,我会狠狠地骂他一次。记得有个老师以前是修拖拉机的,课讲得稀松,上课时喜欢穿个白大褂,像个打饭的。结果我们那届的学生既不会编程,也不懂原理,毕业后基本上都在干与本专业无关的工作。
  我这么说只是向你表明,考研对我而言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我得从头开始学高数、概率、线性代数、英语、专业课。妈的,我好比是郭靖学艺,全凭一股刚勇之力,打通了一个又一个关节。当我把数学、英语学完之后,我差点儿像王小波说的那个傻大姐,对天大喊一声“我会缝扣子了!”
  学习的心得就是数学真好,博大精深;英语真差,只要下功夫学几个月,就可以考过线。继而非常瞧不起英语专业的人,尤其是英语专业那些学得不好的人。认为他们是一群笨蛋。只有没任何天赋,什么也学不了的人才去学英语。
  我想我讨厌英语的原因可能跟我遇到的人有关。我遇到了不少肤浅的功利的学英语的妞,会几千个单词,天天想泡老外,见到老外就像解剖医生见到死尸一样高兴。
  说到这我又想起板牙杰——我的一个室友,东北妞,一个学中医的人。在老家学了五年,毕业后无业,“来北京找机会”(她的原话)。自以为很美,大傻个,两个板牙,很像倪萍,一口东北土话,说自己信基督教,我看她是想借此来结识一些来北京传教的老外,并把此当成一种炫耀,把与老外的合影一一贴在墙上。她刚来时想考研,继而嫌辛苦又去学英语,学了一年的成果就是成功地和信教的老外挂上了钩。一个肤浅、愚昧、功利、虚荣,满脑子找人傍的东北妞,不说她也罢。
  我就是与这样一群人相处一室,我尽量不让自己的厌恶感流露出来。
  我越来越胖,胃却越来越不好,我真奇怪这两种情况怎么会同时出现在我身上。我得上了神经官能症,动不动就呕吐、发烧。我像一个白白的、水水的、软软的、不经事的大蠕虫,一步一步蠕动着向我的考研目标前进。
  3
  如果你去过北航,一定知道北航像极了现在的中国,南边是繁华的知春路,每个店铺的东西都死贵死贵;北边和西边就是破烂的农贸市场,到处跑着皴红了脸的、脏兮兮的、可爱的摊主们的孩子。我很喜欢他们,每次都用手弹弹他们的脸蛋,回应的是他们农民母亲受宠若惊的讨好的笑容,唉!我亲爱的农民姐妹呀!
  由于这里交通便利,所以以北航为中心衍生了各种各样的寄生物,有各式各样的草鸡学校因此而生,有北京应用技术大学、新东方第二教学区,和各种各样的花样繁多的自考与成人高考类学校。
  每天挤在教室里的没多少是真正的北航人,到处都是那些考研者和自考者用来占座的破书,当然好书是不会放在那儿的。那些人真无耻,把教室弄得像他们家,书桌抽屉里满满地塞着他们的东西,有过了时的考研材料、洗手用的香皂、糊满茶锈的富光杯,还有骚娘们嫌冷又不肯多穿衣服时用的“盖腿衣”,而且永不挪动。
  一派欣欣向荣的小农多贪多占的景象!我数次想到教室前面大喊一声“够了!给北航学生留点儿空间吧!”每次都是忿然压抑下来。我总认为,你在人家的校园能借一桌一椅还有满室的灯光已经不错了,还想贪婪到什么程度?
  我喜欢大大的阶梯教室,尤其喜欢最后一排,因为无人注视感觉舒服,不过那也是情侣经常选的地方。常见一对一对地在那儿接吻,总怀疑他们是不是为了给我看的——那么投入,男生还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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