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戴维·弗雷泽从巴黎打来电话。他刚辞去斯猩斯摩学院（SwarthmoreCollege ）院长之职，受聘为阿格汗（Agokhan）的顾问。阿格汗是穆斯林伊斯迈里支派的领袖，这支教派有数百万信徒遍布世界。戴维负责该组织在穆斯林世界的健康、住宅及福利工作。在解释了该组织的宗旨之后，他让乔重新考虑工作的事。这次电话没有断线。
阿格汗医学院非常年轻，始建于1983年。阿格汗建立该校的目的是为了用西方的教学方法与标准培养年轻的巴基斯坦医生。因此这所学校提供的培训水平大大高于这一地区其他任何学校。弗雷泽与吉姆希望乔担任该校社会卫生科学系主任，给学生讲授流行病学知识。伊斯迈里在亚洲和东非一些国家建有广泛的医院、诊所、学校和农村发展规划体系。社会卫生科学系向学生提供去上述地区工作的机会。虽然这些国家的伊斯迈里信徒众多，但一般人民群众，社区内任何人也都能得到这些医疗和教育、福利等服务。显然，阿格汗的计划不仅组织有序，而已泽及大众。
至此，我们对卡拉奇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至少想去看一看。我们的所见正如事先所闻，这是一座灼热难堪，尘上飞扬，暴力频繁而又一切乱糟糟的城市，同时又活力无限，街道上堵塞着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各样的运输工具，有驴子、骆驼、自行车、手推车、突突冒烟的三轮拼装车、色彩花哨的货车、摩托车及豪华进口车等等。街巷狭小，于是动物和车辆常常困在街头达几小时而难行寸步。贫穷无处不在，虽表面不易觉察。街上常能看到蒙着面纱抱着租来的婴孩的女乞丐。无家可归，在这里并不像在西方国家那样是个问题。家是最后的安全归宿。如果谁需要有一片栖身之地，总会找到亲戚来收容。作为巴基斯但的商业中心，卡拉奇是个相当巨富的城市，可是富者极富，贫者赤贫，双双共存。
尽管我们对卡拉奇并无好感，但阿格汗医学院却是另一回事，对我们是个良好机遇。我们可以把公共医疗保健的观念传授给这里的师生，他们将会使这个国家的面貌有所改变，带来良好的影响。和众多新兴大城市一样，卡拉奇的公共卫生问题成堆，政府既无力进行组织也无能进行人员培训。在这样一个对公共卫生一无所知的国家里，一所私人医学院要发展公共卫生事业，实在令人鼓舞。
这里潜力无穷。阿格汗医学院的年轻人求知欲强。渴望有所作为。社会卫生科学系着力发展传染病研究也使我们很感兴趣。如果说卡拉奇在某方面很富有，那无疑就是传染病。如果乔同意留下工作，他们也为我提供了一份工作，即掌管微生物医学实验室，同时负责一个分子诊断室，来协助传染病实地考查工作。
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我们决定接受这份工作。1993年6月1日，乔飞往卡拉奇。两月之后，我同他会合了。就我个人而言，“疾病控制中心”日趋浓烈的政治气氛已使我厌倦，辞职离去并没有遗憾。
阿格汗医学院看起来橡一座大教堂，由红色大理石盖成，与卡拉奇街景形成显明对照。我们在安静的住宅区找到一处可爱的居所，使我们能够在其中躲避城区无处不在的嚣乱，要做的事情很多，时间不容虚掷。虽然霍乱与伤寒正威胁着巴基斯坦人的健康，但我们很快发现了另一种更危险的疾病正肆意悄无产息地庸卷全国。为了弄清脉络，我们深入旁遮普邦内地的哈菲扎巴德市（Hafizabad ）往里调查。
一个眼里闪着热情光辉，披着满头金发、身材瘦高的男子，史蒂夫·路比——就像欧文（Washington lrving）笔下的伊迎博·克兰（lchabod Crane）校长被无头的骑手追逐那样——被他的助手搀着走在旁遮普邦一个农村小镇狭窄的路上。身后跟着一群杂色人等，其中有三四个刚从阿格汗大学毕业的学生，还有孩子、山羊、鸡和身穿传统式长袍的游闲青年，这给当地平淡的生活带来乐趣。
我们继续追踪病毒，这次是肝炎病毒，由路比负责。他是乔新招的助手，来领导社会卫生科学系的传染病项目研究。巴基斯但没有人懂疫情调查。所以这项工作对史蒂夫很有吸引力，作为“疾病控制中心”传染病情报所与预防医学所的研究人员，他兴致勃勃地迎接这个艰巨的挑战。他是和精力充沛能干的妻子珍妮（一位教师）与四个年幼的孩子及一只高龄的猫一起于1993年9月到达卡拉奇的。现在，两个月已经过去了，他率领着一支充满工作热情的队伍深入旁遮普邦追踪病毒，连观光都顾不上。
史蒂夫不仅是领导，还是向导。为了不迷路，他手绘了一张大型地图，并标有记号，是张绝无仅有的地图。外出调查时，他专走有牛粪砌墙（每一块粪砖上都有砌砖人的手印）的胡同，这些牛粪后来都成了烧饭的好燃料。哈菲扎巴德拥有人口12万，位于农业区中心，从莫卧儿（Mogul）王国古城拉合尔（Lahore）驱车前去得三小时。哈菲扎巴德有人得了黄疽，这是肝炎的病征，但我们到那并非只为这一种病毒。肝炎按字母排列，有好几种。黄疽是肝炎的一种症候，即患者的眼睛和皮肤变黄，恶心并虚弱。多数患者同时染有A型与E型肝炎病毒。在巴基斯坦这样卫生状况落后的国家，发现A型与E型肝炎是不足为奇的。以哈菲扎巴德为例，整座城市唯一的排水系统是露天水沟。垃圾从各家汇集到水沟里，然后缓慢地流进溪流，一堆堆腐烂的垃圾满沟都是。
但卫生设施的严重匾乏，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肝炎患者。弄清缘由的唯一方法就是调查，收集血样和化验，但困难重重。巴基斯坦自1981年以来就没有做过任何人口普查。
我们手中的很多数据都是过时的。于是我们决定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可靠取样。路比计划每27个区中选户进行。如果你对特寇入群或区域得出结论需要某种方式进行随机取样。毕竟实际不可能对一个城市的每个人进行抽血化验，然后判断病毒是否在传播。那将会花去大量人力物力。因此采用某种计算方法对人群进行随机取样然后推衍到整个人群，这同总统选举或电视收视率调查的原则一样。
但说起来总比做起来简单。当我们走进哈菲扎巴德市的曲折拐弯的胡同时。很准确定哪一所房子是路比在地图上标示的。我们只能根据出发点来确定自己大体位于哪一个交叉口。既然是随机调查，我们选定每个区的第一户。这时传染病学家不可缺少的东西就派上了用场——一个空可乐瓶子。
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找到空可乐瓶子。我门来自亚特兰大可口可乐之乡，当然忘不了它。一位当地医生负责拿着它，他人为这是一项殊荣。他把可乐瓶子放在地上旋转。瓶于停下来后，瓶口所指的那户就是我们的样本户。我们就这样找到了方向。
现在我和路比该休息了，轮到巴基斯坦学生上场了，因为我和路比不懂当地居民讲的乌尔都语或旁遮普语，传染病调查成功的松密在于突破闭门关。一旦你迈进了他们的门，调查就成功了一半，然后你抓住机会详细解释调查目的，最终让他们同意抽血。要想一步步成功。则需要感召力，耐心及如簧的巧舌。好在我们的已基斯但同事都有很好素质，而当地居民亦很配合。他们知道很多人染上了黄疽病，自己也有可能染上。一些人要我们给治疗。当我们解释说打算找到传染原从而预防时，他们就更欢迎我们了。有时好意难却，我们就不得不晚点收工。当地没有旅馆，所有调查人员必须走一个小时的路到达邻近的大城——古吉兰瓦拉（Gujranwala），住进旅馆。沿途公路狭窄并穿过一片稻田，随时可能被迎面而来的车子相撞。让人胆战心惊。
经过三个星期的入户调查，我们访谈了320人，多数进行了采血。我们发现有黄疽病症的患秆多数染上了E 型肝炎，这是一种通过粪便和炊食传播的病毒。当地被污染的饮水可能是使其广泛传播的原因。这要到血液化验结果出来才能知道。
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警告当地居民注意饮食卫生，防止传染，建议他们喝净水、吃煮熟的食物。渐渐地，我们的宣传深入人心，他们盛情邀请我们去家中作客，准备丰盛的肉饭，新鲜的水果和醇美的奶茶款待我们。尽管我们对饮食传染肝病的危险性一清二楚，并尽量回到旅馆才吃东西，但为了不拂主人的美意，只好又吃又喝，然后等着黄疽的出现。幸运的是我们都保住了自己的肝脏。
直到我们在计算机前分析了收集来的数据并得到了实验室化验报告后，才着实大吃一惊。多达百分之七的居民染有肝炎，且不是E型肝炎。E型肝炎患者痊愈并不困难，而这种肝炎病毒像艾滋病病毒一样通过血液传染，毫无迹象地吞噬生命，破坏重要细胞。艾滋病毒最终损坏人体免疫系统；而这种病毒在长达十数年的潜伏期内会缓慢而痛苦地摧毁患者的肝脏，腹部肿胀，大量吐血，最终死于肝功能衰竭或肝癌。这就是C型肝炎病毒。
我们不知如何是好。在美国，患这种病的不到千分之一，而这里高达百分之七。换一个说法，如果一百个献血者，就有七人的血液中会有这种致命的病毒。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感染率呢？我们想也许像艾滋病毒那样通过共用针头注射而传染。吸毒者中常发现这种病，原因就在此。但在哈菲扎巴德，根本没有人吸毒。
尽管C型肝炎病毒不像艾滋病毒那样容易通过性接触传染，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然而在这样一个社会规范严格的传统的农村里，几乎没有娼妓与同性恋，何况有些患者是穆斯林家庭妇女和孩童。为了弄清原因，我们不得不入户进行深入访谈。这涉及人们的私生活。一些巴基斯坦朋友劝我们还是算了吧，不要违犯社会禁忌。但我们只能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