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为依据做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试验，也是对免疫萤光测试法的改进。1990年4月，我曾建议那位临时的分部负责人应当把汤姆的试验介绍给“疾病控制中心”，因为那位负责人当时负责进行血清生物试验，但是没有被采纳。
我们用其他试验方法做实验。像用来检查艾滋病的西方墨点法，但都毫无进展。结果，我们忽然发现我们只顾忙于研究猴的血清，却还没有用良好的界定和评估系统来检测它们。而且检测过程是令人难以相信的重复的枯燥乏味的工作。要得到可信的结果，需要许多经验和耐心，这还是仅就实验而言。在我们研究猴的这些人中，丘卡。佩雷斯花了很多时间做试验。在我们收到的几百份猴子血样中约有百分之十显出对埃波拉病毒抗原有反映，尽管反映不很强烈。
为了弄清楚这些低水平反映的意义，我们决定更仔细地观察这些血清的来源。它们大部分都是弥猴，和雷斯顿的猴是同族。大多数来自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可是亚洲到处有弥猴。它们常在荒野出没，可以在旅游地区经常看到它们的身影，它们大胆地向游人要食物。有时它们很迷人，可它们也会发脾气，大肆破坏。
那种神秘的新丝状病毒（不仅是它的抗体），只在马尼拉单独关养和用运输工具运载的猴身上出现。为什么从其他地区来的健康的猴子却产生了对病毒的抗体呢？这大令人不解了。
我仔细检查资料看看大多数受感染的猴是从那里来的。结果令人吃惊。原来抗体阳性的最高比率不是发生在菲律宾来的猴子身上，它们来自印度尼西亚。
我与一位印度尼西亚的年长的病毒学专家进行联系，我是在泰国研究登革热时认识他的。我和他讨论了印度尼西亚人与雅加达美国大使馆官员接触的情况，另外，我还有幸与在印度尼西亚首都的美国海军病毒学部门合作。野猴出口是印度尼西亚经济的主要来源。政府的关注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得到正式邀请去印度尼西亚，看是否能找到丝状病毒的来源。
1990年5月，我和史蒂夫·奥斯特洛夫同去印度尼西亚。这时，史蒂夫刚三十几岁，在“疾病控制中心”已经很有成绩。他的大量工作是和细菌性疾病部的腹泻病分部在一起，尽管他对病毒有保留意见。他说他不相信它们，因为他不能看到它们。史蒂夫是个好搭档。他很精明。他很快就学会了足够的印度尼西亚语，这样他就可以辨认有用的流行病学标记。例如，他能通过简单方便的方法认出门上的记号。说出这是一家卖猴肉餐馆，在亚洲和非洲一样，人们认为猴肉很好吃。
我们在雅加达受到了英国海军部门的病毒学家杰里·詹宁斯（Jeny Jennings）的接待。杰里身材高大，讨人喜欢，在爪哇从事流行病登革热病毒感染的研究。海军安排我们住在一家漂亮的旅馆里，不过我们没有时间在房间里享受。雅加达的交通问题使美国的交通相形见绌。我们不得不在早上六点就离开旅馆并保证下午四点钟以前赶回去。才能有车可乘。实验室的工作时间也是依此而制定的。
与杰里合作，我们开始对雅加达四所养猴机构的猴子调查。据说大部分猴子来自苏门达腊岛，岛在爪哇主岛的北边，也就是雅加达所在的位置。表面上看，我们检查的猴子都很健康而且得到很好的照料。不过我们还是找到一处疏漏。那里的人告诉我们，当管理员发现一只病猴，就把它与其他病猴混放在一个大笼子里。当然，这些猴子得的可能是极不相同的病。这些大笼能放20到30只猴子，我们认为这不是个好主意。很可能一只受感染的猴子把病毒传给其他所有的猴子，尤其是在它们已经被疾病弄得十分虚弱的情况下（雷斯顿的猴子就是这样同时患上了猿出血热和埃波拉的吗？我们不知道）。猴子是很珍贵的，不能轻易损失，所以一旦笼子里的猴子熬过了疾病，便与健康猴一起被运走。可这幸存的猴子也许仍可传染，因此便有机会感染同运的整批的猴子。
我们仍然不明白印度尼西亚是否还有带类似埃波拉病毒的猴子。我们猜想这样的疾病会和我们在雷斯顿看到的一样。由于雷斯顿的猴子已经感染了猿出血热，我们不能完全肯定我们将要找的是什么病毒，我们只知道那里有些猴子对埃波拉病毒呈阳性反映，这表明那些猴子可能已接触过丝状病毒。可是在雅加达，我们只看到了健康的猴子。如果我们要找到答案，我们就要追踪到猴子的栖息地，也就是我们要去一趟苏门答腊。
在雅加答的海军实验室，我们对养猴实验室和实验用血清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检查。我们已准备好出发远征。那天晚上我们登上下去苏门达腊的渡船，在黑暗中经过克拉卡托（Krakatoa）保留地。我们从港口开车去捕傍市（Bambung）住进了一家旅馆。从那里可以俯瞰海湾。那里的景色真美，不过我们还是没有时间坐下来欣赏。我们很快吃了早饭就去找当地卫生部门以便了解捕榜猴子实验室的情况并且最终找到猴子从哪里来的。我们有两个紧要间题，森林里的猴子中有死于疑似埃波拉病毒感染的吗？抓猴子的人受感染了吗？
捕榜卫生部门的官员给我们派了一名向导，指引进山的道路。经过短暂的休息以后，我们沿着一条车辆拥挤不堪的狭窄的小路向丛林进发。经过的地方主要是丛林和棕榈树。一路上我们不时地停下来向人们打听是否听说过有关猴子的特别有趣的故事。雅加达的人已经告诉我们有关捕猴者的事。显然他们属于爪哇的一个单独的部落。我们不大能从他们那里打听到很多消息，因为提供信息的人说那个部落的人守口如瓶。他们具有特殊的魔力可以和猴子交流。据传说到了晚上，他们会到猴子睡觉的树旁和它们谈话。用只有猴子懂得的魔语交谈，告诉猴子放弃在树顶栖身，然后捕猴人就会在树下张开一张网，然后离开，到了早上，那些猴子大概是按照魔法暗示的去做，从它们呆的树上爬下来。可是却发现被网子罩住了。听起来很有趣，不过我们想很可能捕猴人是用食物把猴子引下来的。
这次丛林之行是我记得的最长最辛苦的一次。头一天晚上，一夜没合眼，必须在找到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一一猴子的营地之前，在可怕的路上跋涉24小时。捕猴人睡在用圆木，竹子和香蕉叶搭的小棚里，小棚用桩架托在地面上。他们很高兴带我们看他们新捕到的猴子，它们蜡缩在竹笼里。在它们中间有一只母猴和她的孩子。母猴对偎依在胸前的小猴流露的温柔和善感动着我们。我们后来听说那小猴在去捕傍的路上死了。只有最强壮的猴子才能在去往雅加达到达太平洋彼岸城市的旅途中存活下来。
整个猴子贸易使我气愤，我不愿看到猴处于这样的悲惨境地。每当我见到这些动物，我感到我懂得了贩卖奴隶是怎么一回事了。
在史蒂夫带着一名翻译和捕猴者谈话时，杰里和我采集他们的血样。他们告诉我们，假如我们确实要找到主要捕猴者居住的地方，我们还得向北走。要在土路上走很长一段路，还要穿过一大片甘蔗地。
4小时以后，我们来到了宿营地，这里紧靠着岛上一个捕猴者的住地。当我们来到营地时，捕猴者们突然出现在我们身边。他们人数不多。当时是黑天，我们只能看见被我们照明灯照着的脸。这真是一片超现实主义的景象，一幅卡拉瓦基奥（Caravaggio）的画，捕猴人看到我们时又奇怪又吃惊，但最终他们还是很合作的，尽管我们曾听说他们守口如瓶。
我们把遇到第一批捕猴人时做的工作又重复了一遍，尽量做得好，因为唯一的照明是我们卡车上的顶灯。我们又提起了有关猴子的事情。他们是否知道有猴子生病或者死亡？是否发现过死猴？是否知道什么人死于发高烧和出血？一次又一次的回答都是“不”。等我们问完问题后，他们又隐没在夜色中，就像他们突然出现的那样。我们好像在梦境中。
在现有的时间里，我们没有什么还要了解的了。唯一的事是开车返回旅馆。我们于清晨大约四点赶了回去，睡了几个小时的觉。醒来之后，我适应了一会光线，看到我头天穿的一件我非常喜欢的爪哇特有的腊染的衣服，那是我很久以前在泰国买的，在我多次非洲旅行中穿了好几年。在苏门达腊丛林中穿了24小时之后，这件裙子已破烂不堪了。我把它扔进了垃圾桶。
第二天，我们回到雅加达，开始化验从神奇的捕猴人身上采集的血清。血样全部呈阴性。连一个最低级的可疑的阳性都没有。尽管形势紧急，资金有限，样品很少，我们尽力做着工作。我们没有发现可能来自野猴的出血热对印度尼西亚人构成显著的威胁。如果野猴被任何像埃波拉病毒的东西感染，在捕猴者和运输者身上则并未发现它们。这些人最直接地与猴子接触过。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猴子身上没有找到丝状病毒样的东西。
我们的结论使印度尼西亚政府相当高兴。我们的结论是猴子身上出现的对埃波拉病毒的低水平的抗体反映，不会对人类有任何危险，对印度尼西亚的猴子也是如此。
回到亚特兰大后，我仍然有两个严重的科学问题没有得到解答。其一是应找出新的亚洲丝状病毒是否具有真正致病的可能，其二是必须立即确定在工作中接触带有埃波拉抗体的猴子是否安全。一旦病猴康复了是否会摆脱这种病毒？病毒是否可能持续感染？显然，这是兽医、动物管理员和研究人员对于新的丝状病毒的担忧。我提出第二个问题是因为很多兽医在他们发现猴子带有埃波拉抗体时向我询问我们制定的防预措施。这是基于恐惧的正常反应，这样会毁了猴子。我一遍遍地回答一位兽医提出来的问题。他说：“我真的要把我的猴子弄死吗？它们都是很好的动物，我�